巴金一听样板戏就会连做好几天噩梦，为何样板戏还是有人喜欢看？

江青他们都是艺术功利主义者，不会无缘无故去演样板戏的。以《海港》和《龙江颂》为典型代表，“突出武装斗争”则是得到江青们首肯的不二法门。倘若原著是以表现“地下工作”为主，则必须坚决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这种意图在“样板戏”《红灯记》和《沙家浜》中表现得十分充分，又以《沙家浜》最为典型。

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谈谈《沙家浜》。《沙家浜》据以改编的沪剧《芦荡火种》，正面表现的是春来茶馆的老板娘阿庆嫂。北京京剧团在接到将其改编为京剧的指示之初，根据原著突出“地下斗争”的主题，取名为《地下联络员》。
《地下联络员》彩排时，有过“地下工作”经历的北京市最高领导彭真对之分外钟情，“多次抽空去剧团，鼓励和支持他们不要泄气，下功夫把这出戏改好。”而且，“鼓励和支持不是一句空话。剧本是一剧之本，为了让编剧排除干扰，潜心改好本子，北京市委特地将他们安排到颐和园集中住了一段时间。
开阔的昆明湖和秀丽的山景，这类似江南阳澄湖的湖光山色，对激发编剧的创作灵感无疑起了很大作用。……按一位编导的说法，郭建光对沙奶奶所说的‘一日三餐有鱼虾……心也宽，体也胖’的感激之词，也堪称他们身在这个过程中，剧名又恢复为《芦荡火种》。
但江青看了栖颐和园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公演的京剧《芦荡火种》后大发雷霆，下了一大堆修改指示。为了替主要表现“地下工作”的《芦荡火种》争取生存权利，彭真“故意作出了巧妙的安排。

1964年4月 27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盛赞了因尚未（按江青指示）修改定稿而按原样演出的这出戏。以高层领导的表态，微妙地令颐指气使的江青不能不有所收敛。

加上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已迫在眉睫，也不允许《芦荡火种》再节外生枝作过多的修改了，江青只好悻悻然表示：‘算了。’这回，彭真借“高层领导”之势，压服了江。有了时间，再慢慢磨吧。但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在几个月后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期间，江青只安排毛泽东看了两出戏，一出是《智取威虎山》，一出便是《芦荡火种》。江青安排毛泽东观看《芦荡火种》，当然不是随意的。

果然，“几天后，江青到剧团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斗争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剧名改为《沙家浜》为好。’毛泽东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吗？’

以往发表修改意见老不着边际的江青，这下有了依恃了。接着，她借题发挥作了一番解释：‘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这样，“已打上江青印记、改名为《沙家浜》的这出戏，终于经江青同意试验公演了。”

在叙述《沙家浜》的出笼过程时，有一天“无奈的彭真自江青直接指手划脚‘关心’起这出戏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他驱车去京剧团时若见到江青的小车停在院里，当即吩咐司机调头他往！”

但“生性耿直的彭真没有屈从于江青的淫威。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奉指示这出戏修改并易名为《沙家浜》之后，他指示北京京剧团二队继续演出修改前的《芦荡火种》，这一不听取意见的举措的结果，无疑增加了对北京市是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的看法”。

而经江青的牵引，也间接影响到了对此一无所知的无辜演员的命运。当《沙家浜》被册封为‘样板戏’时，赵燕侠作为‘阿庆嫂’，早已被取消了演戏的资格。”

“以彭真为头子的一伙人……他们在郭建光、阿庆嫂等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进行了种种干扰破坏。《沙家浜》的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中，贯串着两个阶级、如果明白了“郭建光”、“阿庆嫂”是如何被“塑造”出来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

煽动“个人崇拜”和制造“现代迷信”，也是“样板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破坏作用的表现之一。几乎在所有的“样板戏”中，当英雄人物遇到巨大困难和考验时，就像古希腊戏台上以机器运神从天而降，高唱一声，于是一切困难迎刃而解。

巴金《“样板戏”》一文曾说，“好些年不听‘样板戏’，我好象忘记了它们。可是春节期间意外地听见人清唱‘样板戏’，不止是一段两段，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我怕噩梦，因此我也怕‘样板戏。

现在我才知道‘样板戏’在我心上烙下的火印是抹不掉的。从烙印上产生了一个一个噩梦。”“样板戏”与江青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是江青霸占了的别人的艺术果实才出来“样板戏”。

谁不知道他们就靠这些‘样板戏’替他们作宣传，大树他们的权威！大家曾崇拜过‘高、大、全’的英雄李玉和、洪常青……可是后来就知道这种用一片一片金叶贴起来的大神是多么虚假。把《沙家浜》认作是“经典”，把郭建光、阿庆嫂认作是“民族精神”的代表，巴金不会同意，王元化不会同意，恐怕还有很多具有起码的现代意识的人不能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