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奉命到绥远绥远部队中去寻找一位叫阎又文的中共地下党

1945年8月，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绥远部队中去寻找一位叫阎又文的中共地下党，党组织已和他失去联系快7年了。

王玉时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干部，他感觉7年音信全无，阎又文若仍在世，还会是当年的阎又文吗？

保安处领导提醒王玉，阎又文有变坏的可能,但以组织对他的了解,更大的可能是他仍然是党的好党员。

阎又文于1914年出生，与国民党绥远军政首脑是小同乡，同为山西省荣河县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又文原计划到延安参加革命，后来按照组织安排，到爱国将领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

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迫撤离，地下党员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王玉化装来到包头，一天在餐厅吃饭，王玉听到一个国民党军官口音与自己相近，于是上前攀上了老乡。

此人名叫薛起禄，是绥远部队司令部机要室的秘书。王玉又是上烟又是敬酒，两人越聊越近，很快称兄道弟。

王玉报上了自己的化名“张治公”，并编造了个在绥远工作的弟弟张治忠，说弟弟曾给家里来信嘱咐，家里要给他去信，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

王玉假意向薛起禄打听弟弟的下落，并“捎带着”询问了一下阎又文。

无中生有的“张治忠”,薛起禄自然不知道,但他给了王玉最需要的信息：

“阎又文，他是长官的秘书啊！”

几天后，王玉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

待到阎母转身出屋，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很快转为慎重，点头称是。

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单刀直入：“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

王玉感觉这的确是冒险，但阎又文与组织断线7年，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只能冒险求证。

阎又文在失去组织关系7年后，终于通过王玉又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此时,阎又文已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同时任司令官随身机要秘书，先后随军参加了红格尓木、百灵庙、包头等战役，参与运筹和军机要务。

阎又文和王玉在布店里先后密谈了几次，把绥远部队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阎又文特别提到，国军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而且该部队指挥调度灵活，战斗力很强。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且时间紧迫的情报，应马上送回陕北。但归绥距延安有1000多公里，就是骑马也要走10多天，王玉只好先把情报汇报给我军绥东部队。

王玉拿着盖有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公章的公函，一路畅行无阻通过了国民党部队的防区。他找到驻扎在绥东丰镇的华北野战军某部，但部队领导说：“你这个材料对绥远部队军事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王玉不能透露自己的情报来源，也无法说服这位领导。

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绥远部队战斗力很强，华野不敌，国民党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李克农总结：华北战场初期失利，败就败在对情报不够重视。

在战役后期，华北野战军避其锋芒，战略撤退，并没有与该部队发生大规模战斗。若干年后，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样评价：阎又文的情报，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的损失和走向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此后，阎又文运用担任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2月2日，司令官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

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仍未公开，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最后达成的《绥远和平协议》上，代表国民党部队签字的正是这位中共地下党员。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抗美援朝。归国后，被任水利部部长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病重不治。

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时年仅48岁。

在48年短暂的生命轨迹中，阎又文一直保持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政府部门高级领导。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身份，直到1993年才得以揭开，他的子女才想到，父亲“有事情找组织”的遗言。

这个阎又文，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丹心素裹，默默奉献，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从不表达却无限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