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新坐标探寻：大众化、伟大诗人与人工智能诗人

《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3月新书首发式就当代诗歌新坐标探寻为主题展开讨论，其中观点堪引人注目。既然为探寻“新诗新坐标”则一切自然得有新的方向预测，并且旨在对久不涤新的当代新诗理论输入一种新鲜的血液。究竟是不是“新”，见仁见智，但是如果有些观点具有显著的争议性，则一定是“新”的。比如：提议将“当代诗选本”的目光更多地投向“90后”；钱文亮认为，诗歌的“大众化”时代已然到来，且在此基础上，将必然催生“伟大诗人”；如学者程庸认为，伟大诗人的评判标准当以人格、境界、修为为首要，诗歌次之；如学者钱文亮、张瑞燕认为“人工智能”将影响未来文学创作，人机协作诗歌创作与诗歌编选活动将成为下一个趋势，等等。相对来说，杨四平提出的伟大诗人须具备“三性三命”虽然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当前诗歌实践中的弊病，却反而显得争议较小，观点恳切例属中庸。从针弊当前，到推测、提示未来方向，这一方法论较之笼统地把当前情况视为一种陈腐、停滞、缺少更新的概念与实践时空，从而在此基础上诉诸某种浪漫主义的畅想、设计与乌托邦的天才的瞻望与超越，显然是更为理性的，其坐标也显得更为实际、稳健。不过，我们将依然喜欢有争议的东西（这种喜欢并不较之喜欢“争吵”更为理性，甚至更为本能），因为诉诸是非，常常关乎文法生存与经济生活本身。伟大诗人究竟是不是基于大众化写作时代而诞生，人工智能究竟是不是非要参与到人类感性写作命题——诗歌活动里来，“90”后是不是到了该有一种显著话语权的时候，这些无疑正是当前最具张力的话题。（百兰达/语文观止）

探寻当代汉语诗歌的新坐标

——《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新书首发会暨当代诗歌的审美向度和精神镜像之研讨会在沪召开

一、 选本也是一种批评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选本是从诗人画家的角度对当代诗歌的深度思考，同时他们也指出，当代诗选本应用更包容的心态多选择当代年轻尤其90后诗人的作品，多关注新生代诗歌创作。每个年轻人都是诗人，要重视他们的话语权。诗人、本书主编王霆章敏锐地关注到90后诗人成长迅速，他们创作的歌词通过抖音、自媒体等新媒体推向大众。在谈到选诗的艺术尺度问题时，诗人程庸在《诗歌语言的窄门》发言中指出这本诗集给当今诗坛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说明诗歌的审美向度应该是多元的、丰富的； 此外，如何提高诗歌和诗歌选本的辨识度，当代诗歌如何自辨和辩解，如何在各种选本中脱颖而出，也是专家们一致关心的问题。选本本身就是一种批评，要更好地传播、出版当代诗歌，编选的标准很重要。

在谈到诗歌选本如何体现当代诗坛多元化和当代文化的混杂性面貌时，评论家杨斌华表达了他对当前诗歌评论的思考：当代诗歌选本层出不穷，多种诗歌观念激烈交锋，诗坛多声部的特点在选本中应有所体现，诗歌选本如何实现与当代诗歌多声部有效对话，通过选本能否体现当下对诗歌的不同看法在诗坛形成的交响，诗歌创作如何阐述文学的意义，在文学选本和创作中如何体现和安置人的心性，如何通过选本促进当代诗歌更好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专家们纷纷指出，选本也是一种批评，诗歌选本应思考如何体现新时代的创新性和创作的有机性、批评性的结合，要体现出时代意义和创新意义。

二、诗歌大众化时代提前到来

在谈到诗歌面临的时代挑战以及信息化社会带来新机遇时，诗学专家钱文亮用开放的心态看待当代科技变革带来的诗歌创作、媒介传播的新变化。他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化曾提倡诗歌大众化，却由于受众文化程度低而无法实现。如今，网络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诗歌的自由创作和广泛传播打下了物质基础。诗歌大众化是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自底层的人们，一线的农妇、矿工、各行各业打工者纷纷拿起诗笔， 打工诗层出不穷。期待已久的诗歌大众化已提前实现。中国进入“平权时代”后诗歌将面临新的时代挑战，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想状态似乎已提前到来，人们可以脱离超越社会分工的身份，自由表达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三、当代诗歌如何面对未来？

现代媒介技术在改变文学审美活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着文学观念，在实践与理论层面制约着文学的发展走向和审美尺度。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历史的大变革时期，人写的诗歌，人类编选的纸质读本也许将成为一去不返的经典，人机一体写作时代也许真的即将来到。谈到未来，钱文亮教授十分乐观地表示，几千年来人类优秀文化遗产通过现代科技从输入到输出，产生出的作品其创造力、想象力将无法想象。如今的人工智能写诗几乎秒杀诗人创作，今后人机协作写诗、选诗也许将成为下一个趋势。

多年来从事诗歌教育、诗歌实践、诗歌理论研究，在诗体研究、古诗当代化、激活古典诗歌的价值方面不断探索的诗人铁舞是一个“寻找属于自己光芒的诗人”，他在发言中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给当代诗人的启发也持肯定意见。

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城市诗歌工作室首席专家张瑞燕认为，现代化的文字媒介、印刷媒介及电子媒介迅猛发展，无疑促进了文学形式、内容和审美的变迁。网络写作、手机阅读已根本改变了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模式，将来的人工智能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对文学生产而言，人工智能突破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媒介技术带来的后果。

四、时代呼唤伟大诗篇的出现

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诗依然是人性最直接的表达，社科院文学所国际文化交流与比较文学研究室主任任明博士谈到诗歌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她提出了不断拓展中外诗歌比较研究的看法。目前，全球华语诗歌大赛阅读点击量上亿，当代诗创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钱文亮教授认为诗歌创作和阅读如果超越了平均数，从量变到质变，随着全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诗歌人口暴涨，创作人多了，不一定有大师，但必然会出现大师，诗歌的春天总会到来，伟大的诗歌将会在这样的诗歌土壤里出现；在数十年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的抗辩与融合的背景下，当下中国诗人“诗智”“诗才”“诗心”已日趋成熟和坚强，上外教授杨四平在发言中恳切呼唤伟大诗人、伟大诗篇的出现。他提出了诗歌三性三命的新的理论思考。所谓三性指诗歌的抒情性 、叙述性、戏剧性；三命指诗人的天命、生命和使命。中国百年新诗，为何没能写出伟大的诗篇？他认为皆因诗歌从抒情放纵到零度写作的抒情性浓度无常；而现代主义诗歌又戏份太多，戏剧性过度；当代口语诗虽叙述性增强，语言却又囿于絮叨、冗长。中国诗歌写作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天命意识狭隘、使命感自由涣散，很少能有作品将人与自然的天命，人与自我的生命感以及人与社会的使命感统合体现。他提出，当代诗歌应以反讽为纽带，融合三性三命，独一无二地呈现时代风景，海子的《诗学提纲》早就提出伟大诗篇的说法，期待当代能出现但丁、歌德这样的伟大诗人；谈到伟大诗人和市场诗人的区别，程庸教授强调了诗歌背后的人格、境界、修为的重要性；他再次强调诗人的修为比诗歌更重要。写诗、读诗、养生要融为一体，诗歌应回归常态。他主持的“中外笔会”等公众号组织过多国诗人活动，他观察到域外诗人生活低调，很少宣传自己的作品，诗人这种无我的境界和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对诗歌的正常发展大有裨益。谈到传统文化对当代诗歌的影响，他十分赞赏大诗人苏东坡，他撰写的《苏轼传》写出了苏东坡内丹养生、闻香独处，反省自我，不断修炼的一生。伟大诗歌给予伟大诗人生命的能量，面对苦难如何独处仍是当代诗人必须修炼的日常功课；本书主编、诗人王霆章指出，中国新诗还年轻，它的烦恼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诗不过百年，相比古诗还是少年，还需要时间继续沉淀、不断磨练。假以时日，定会涌现出伟大的诗歌作品。

五、诗歌需要温度

出版人傅野认为诗歌可以安慰人的神魄，上海诗人裘新民则谈到诗歌的净化、教化作用，他认为对中国诗歌的宣传乃是造福中国文化。《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主编，刚获得第11届“人人文学最佳男诗人”奖的知名诗人王霆章在《为中国新诗推广添砖加瓦》的发言中指出凡是为中国新诗推广添砖加瓦的人和事都应该得到尊重；民间诗歌的进步应该得到尊重；他再次强调团结就是力量。

“因为喜欢，所以欢喜”，诗歌是和自己和解的方式、途径，写诗四十多年来，他对诗歌的热爱一如既往，初心从未改变。热爱是所有事情通向成功的起点，中国诗歌需要被推广，无论新诗还是旧体，不分官方还是民间，能打动人心的作品都值得推广，他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王霆章在发言中再次强调了团结的力量，中国的诗歌市场正在不断扩大，我们仍需要大量纯粹的诗人、也需要出版人，评论家、企业家、诗歌读者、文化传播者等一起参与建设良好的诗歌生态环境。他坚信诗歌不断累积群体，才会有诗的生态质变。

诗歌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实践，他在会场即兴朗诵了自己的作品，一份诗人情怀的坚守和企业家的文化担当洋溢现场。

作家、出版人傅野也就诗歌大众化、把日常生活诗歌化、诗歌发行形式的创新和如何进行诗歌普及提出了个人意见。他赞成当代诗歌、诗人走向市场的行为，诗歌还是需要社会的服务。他提出当代诗歌应善于借助于各种新旧媒体，努力走向世界，走向大众。

诗歌作为交流的作用是“诗可以群”的现代阐述，愚园雅集副理事长李乐祺在会议上谈到诗歌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他也谈到了文化碰撞如诗／酒之关系。所谓“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

六、有关海派诗歌的自发性和自觉性问题

谈到海派诗歌，诗人程庸简要分析了上海诗坛状态，他强调诗歌创作回归常态，回归诗人创作，这一点在混杂的当代诗坛显得尤为重要。评论家杨斌华则谈到如何在城市化改造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中呈现海派诗歌的自发性和自觉性等问题。

七、当代诗歌需要反思

当今的诗人队伍成千上万，却产生不了有价值的诗歌，几乎不见被人们广泛传颂的诗歌，诗人程庸谈到当代诗歌从此意义上说，诗歌形式得到了开拓，诗歌语言却普遍口水化，淬炼没有了，水准也降低了。

评论家杨斌华则十分关注诗人和评论家如何在具体的创作和评论中实现有效对话的问题。对于宏大叙事和精细化写作提出了自己审慎的看法。他也关注到了诗歌选本无论80后90后的创作还是当代诗歌创作、评论和研究都有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细分化的趋势。

诗人铁舞则认为当代诗歌需要进一步反思——类似对大脑进行逆向工程。文学的反思不同于科学的反思。文学的方法常常是混乱的，因为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向度上。

八、当代诗歌审美的多元性与不确定性

无论什么风格的诗歌，都应彰显诗歌的简约性，简约——应贯穿诗歌审美的起点至终点，程庸在发言中强调，诗人应凭借自身诸多方面的写作修养，去叩击精简的诗歌语言之门。这又是一扇精神世界的窄门，只有精神内涵丰沛与语言修养深厚，才容易进入此门。

汉字是以象形文字为主，本身有丰富的意蕴，铁舞在发言中谈到汉字固有的天然触感，假如辅之以诗词的节奏，便赋之以音乐和建筑之美；深谙建筑之美的李乐祺也谈到，诗是美的建筑，反过来建筑也是首哲理诗；画家朱文辉在发言中谈到，诗词一直是画家创作作品的灵感来源，从古到今诗画形影不离，诗中有画意，画中有诗意。诗画融合，才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本书主编王舒漫从诗境、感性与理性、共情和共鸣等方面展开论述，提出重新激活古典诗歌的观点。她强调中国古典美学中留白艺术对其诗观的影响，提出诗人永葆赤子之心、作为生命哲学家的重要意义。作为艺术家她擅长运用国画中的中国古典美学锻造诗意，她在如何营造诗境的发言中谈到诗歌意象是个桥梁，要把不可言传之意暗示给读者。

诗人瑞箫充分肯定舒漫守正、纯真，维护汉语诗歌语言传统的情怀。诗画结合，坚持传统，不惧开放，推崇经典，放眼当代——这也正是这个选本的审美情怀。

瑞箫指出，传统诗歌创作灵感大抵源自经典，诗人对诗歌抱着敬畏之心，追求极致的语言艺术美，努力构筑完满的艺术世界，建构和维护经典是他们的使命。而来自民间的诗人以及年轻诗人往往更乐于解构经典和破坏传统。谈到诗歌的先锋性和革命性问题，瑞箫认为当代诗人应善于跳出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吸收现代、后现代的先锋意识和审美观念，动用多样的诗歌写作技巧和语言修辞，从而创作出别出心裁的作品。

当代诗歌的审美趋向和当代社会的发展无不一致，现代技术媒介的不断创新极大推动了诗歌创作和传播模式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当代诗歌审美景观日益多样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的人工智写作，ai 写诗会走到哪一步境地？机器人加入诗人队伍，当代诗歌的审美又将如何取向？

九、有关当代诗歌的精神镜像

一百首诗有一百个心灵镜像，所有的诗都是心性的展开方式，诗人铁舞认为，中国诗歌不缺少高深的研究，但缺少一种将事物简化到最低常识水平的，从而可以轻松而令人信服地向人传达的理论。拉康的镜像理论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都称为镜像体验。诗人在创作中也常在想象和现实中穿梭，诗歌特别像一面通向自我世界的镜子。诗人瑞箫认为，大多数诗人一生的创作仿佛是在镜中不断发现和了解自我，但诗人诗中的自我其实已是想象中的理想化的自我，而非真实的自我，在这里诗歌成了一面美化自我的滤镜。瑞箫指出，过于私语，有点自恋，缺乏对社会生活中重大变革的关注，缺乏具有一定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的作品，这也许是当代诗歌的通病。从古至今，无论用何种媒介写作，诗歌永远应直面人心和人的精神救赎，它永远是一面通向自我和世界的魔镜。

诗歌是感性结合理性的产物，主编王舒漫重视诗人的修养和对宇宙万物的瞭望。诗人常常从世界看自己，从诗中看自己。他（她）是世界的陌生人，生命的哲学家。

“诗歌是一句真话”，在认真回答了青年报记者郦亮提问本书选诗的尺度时，主编舒漫再次强调这个选本的时间性、民族性和诗歌的纯粹性。这本《中国当代知名诗人诗年历》确实是根据中国诗歌的语言力量和美学向度给出的一个新的时代册页。（张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