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让剧组体验生活，每天反铐双手，睡草席，只为更逼真的表演！

汪曾祺在“文革”时期写了很多京剧剧本，剧团经常为了创作剧本到民间进行考察，当时江青提出“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者出技巧”， 即领导提出一个整体的思想构架，创作者要去群众中采访、记录素材，然后对材料进行整理、集体创作。

为了深入到群众中去，汪曾祺随剧团走了许多地方。说来有些命运弄人，前文提过，汪曾祺在早年曾经因为文笔枯竭，参加了南下工作 团，希望能够走南闯北，增长一些见识，所谓体验生活，这次体验生活并没有如汪曾祺所愿，没想到三十年后会以这种方式体验了 “生活”。按汪曾祺自己的话 说：“每排一个'样板戏'，都要形式主义地下去体验一下生活，那真是'御使 出朝，地动山摇'” 。
1964年，江青要将《红岩》改编成京剧，调来了很多人，有《红岩》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当时的空政文工团编剧阎肃以及北京京剧团的薛恩厚与汪曾祺。成立了创作班子后，剧组开始改编《红岩》。

1965年，剧团一行人来到了重庆渣滓洞体验坐牢。汪曾祺回忆：“我们随剧团大队，浩浩荡荡到四川'体验 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当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华蓥山演习了 '扯红'（暴 动）。这种'体验生活'实在如同儿戏，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剧团才干得出来。”
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 杨毓珉回忆：“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我 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 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 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1965年4月，汪曾祺跟随京剧团从四川前往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并且到了江苏的常熟，实地了解当年新四军的情况。从上海回到北京以后，剧组继续改编《红岩》1966年初，江青从上海打电话，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薛恩厚、阎肃、汪曾祺到上海，江青说：“我万 万没有想到，四川党在那个时候还有王明路线。” 就这样，《红岩》的改编废止了。
1969年，北京京剧团为了改编《杜鹃山》，一行人去了湘赣鄂考察并体验生 活。那一趟体验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由于是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又遇到了 恶劣的天气。汪曾祺回忆他们一行人到安源的情形：“为了排《杜鹃山》，至挝安源，安源倾矿出动，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这些'毛主席派来的文艺战士'那天红旗不展，万头皆湿一因为下大雨。”

1972年，剧团接受任务要写一个草原牧民反抗压迫的戏，名为《草原烽火》。 江青命令剧的内容为八路军派出一个干部打进草原，发动群众，反对日本侵略者和王爷。为了这个主题，汪曾祺、杨毓珉和阎肃曾经四下内蒙，采访了很多人， 也搜集了很多资料，最终发现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
因为第一，日本人没有进入 草原。第二，当时党的政策是团结蒙古王爷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他们回去汇报给 当时的领导于会泳，于会泳回答：“没有生活更好，你们可以海阔天空嘛后来《草原烽火》这部剧也不了了之，但这部剧是当时“主题先行”思想的一个表现，而这部剧的失败也证明“主题先行”的荒谬。

1975年，汪曾祺还被派到西藏，去写一个反映高原测绘队先进事迹的戏。 但这部剧最终也无疾而终。
这种在“主题先行”思想指导之下的“体验生活”无疑是对文学的错误指引， 对于汪曾祺来说，这种“体验生活”的意义大概就是对于民俗的体察了。汪曾祺对于民俗与民风非常感兴趣，在创作中，他很擅长从民俗民风入手， 对文字进行渲染。这与他的京派传统有关，也正是因为他文字中的乡土气，使他 在“样板戏”的创作中如鱼得水。因为革命文学虽然要杜绝士大夫气，要做到高大全，但是革命文学又要接近群众，因此就可以保留一些乡土气。

汪曾祺在晩年有许多关于民俗的杂文，尤其是民间饮食文化的杂文如今越来越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被整理出版的有多本。汪曾祺回忆在常熟排练《沙家浜》：“《沙家浜》已经在上海演出过，下去只是补一补课。到阳澄湖内芦苇荡里看了看，也就那样。剧团排练、辅导，我没什么事，就每天偷偷跑去吃糟鹅，喝百花酒。”
汪曾祺在走访内蒙古草原时，“见了不少风景，同时也吃了不少羊肉，喝了不少 酒。”他还讲到内蒙古人喝酒的方式：“左手一块咸蔓菁，右手一瓶二锅头，啃 一口咸菜喝一口酒，蔓菁吃完了，酒也见底了”［气还说到内蒙古的羊肉“一点也不膻……把羊现宰后，什么佐料也不加，放到大锅里用清水一煮，绝了 ！”面其子女还回忆他在西藏时对当地的民俗文化也是非常感兴趣，经常去街上转，有 一次还买了一个晒干的螃蟹，他推测西藏人认为这种奇形怪状的虫子有治病的魔 力。

可见，在一片红色的文艺海洋中，汪曾祺虽然站在漩涡的边缘，目睹了革命 的腥风血雨，也见证了政治的复杂斗争，但是真正走进他心灵的并不是革命或政治，他所关注的是在革命氛围下的充满诗意的情调，他所体验到的是民间风俗中 一贯吸引他的那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正是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京派传统的影响。
汪曾祺在建国前曾为民间艺人立传，写了小说《鸡鸭名家》，这篇小说就已经可以看出他的京派韵味，而真正将京派传统展现的淋漓尽致的，则是他在“文革” 结束后他创作的那些小说和杂文。所以可见，虽然在“文革”中汪曾祺停止了京 派的的创作，但他的京派血脉并没有中断。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汪曾祺无法 超脱外在，但他的内心仍然有着自己的园地，他可以在此耕耘，以在此寻找自己 心灵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