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读书人的楷模也是手撕西厂的悍将，内阁少有的正臣商辂

商辂浙江淳安人，因自幼聪慧而被赞誉为神童。商辂不但未像众多神童那样成长为“仲永”，他还实现了读书人的至高梦想 – “三元及第”（宣德十年解元、正统十年会元和状元）。

在重视科举成绩的明朝，作为学霸中的学霸，商辂的待遇自然也不会差。不仅被任命为翰林院修撰，还被朝廷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遣到东阁学习（接触朝政处理）。除此之英宗还给予商辂一项特殊待遇 – （经筵）展书官。

除修撰，寻与刘俨等十人进学东阁。辂丰姿瑰伟，帝亲简为展书官。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这个官职的职责是经筵时侍立在皇帝身边为其展书、翻页。虽然没有实权但荣誉性很高，意味着朝廷、皇帝对其学识、能力的认可。

正统十四年皇朝突遭巨变，危难之际商辂坚定地站在了于谦等人一边，反对南迁、力主坚守北京、拥立朱祁钰继位等等。商辂也因此朝廷高层赏识，升迁为翰林院侍读并被陈循推荐入阁，成为天子近臣并参预机要事务。

但是商辂并不是为谋官职而趋炎附势。

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中被俘的太上皇朱祁镇被瓦剌释放还朝。由于之前代宗的态度（不愿意他回来），绝大部分朝堂官员都不想去接触这个“烫手山芋”。商辂不但主动前往居庸关接驾，在朱祁镇被软禁南宫群臣避之不及的几年里，商铬也是少数主动前往探视的人。

景泰三年“金刀案”爆发，在代宗准备向自己哥哥发难时，商辂又站出来劝谏代宗不要轻信疯癫小人而伤亲情和人伦，朱祁镇这才免遭波及。

辂及中官王诚言于帝曰：“忠病风，无足信，不宜听妄言，伤大伦。”帝意少解。乃并下忠狱，坐以他罪，降为事官立功。杀瑶，锢浪于狱，事得不竟。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注：“金刀案”指英宗软禁南宫期间，有人举报宦官将英宗佩刀带出欲谋不轨。

景泰八年代宗重病，加上太子死后代宗无子且一直不重立储君，皇朝暗流涌动。这个时候商辂又站了出来，上《复储疏》劝谏代宗将皇位还给英宗一系 -- “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当立章皇帝子孙”。

因上述种种，商辂虽然被视为“于谦一党”，但是朱祁镇对这个自己钦点的状元印象还是挺好的。夺门之变后，复位的明英宗不但没有整治商辂，还送了他一份大礼 – 拥立之功，命商辂起草复位诏书。

明知英宗、夺门党与于谦等人已水火不容，但是商辂还是想挽救这些曾“扶大厦于将倾”的功臣。他以皇登基例行大赦天下为由，执意要在诏书里加上赦免于谦等人的内容。

这不但导致了英宗的不满，也激怒了夺门党。在石亨、曹吉祥等的攻击下，英宗最终将商辂削职为民并以观后效。由此也可以看出，商辂行事不是依据自身私利而是他心中的“正”。

此后虽然有人为商辂说情，但是商辂一直未能被重新起用，这倒不是明英宗见不得他了。其实赶走商辂后，英宗还常念叨 -- “辂，朕所取士，尝与姚夔侍东宫”。除了石亨、曹吉祥等的阻拦，英宗的“新宠”内阁大学士李贤，怕这个颇具声望的正臣抢他的位置也是个重要原因。

成化二年十二月李贤病逝，两个月后明宪宗就召商辂还朝。宪宗并不只是想借用商辂的声望，他也希望商辂能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因此任命他为兵部侍郎并召其进入已日益重要渐成中枢的内阁。

然后让宪宗没想到的是，他自己给自己整了个麻烦。商辂对内阁的定位和众内阁大学士、皇帝并不一样。如果说将内阁地位推升几个台阶的李贤是尽力辅佐皇帝扩大和行使权力，那么商辂就是尽力劝谏皇帝抑制以及慎用皇权。

最初商辂只是在纳谏、储备将才、加强边防、裁撤冗官等外朝事务上劝谏皇帝，想有番作为的宪宗不仅没抵触，还挺维护商辂。在商辂被言官攻击时，主动站出来保护商辂。但是从成化四年，两人开始不“对付”了。

这一年英宗嫡后慈懿皇太后钱氏崩逝，宪宗想借下葬的机会让自己的生母皇太后周氏取代钱氏的皇后位置（宪宗准备为钱氏新建陵寝而不是和英宗合葬）。结果朝臣群起而攻，甚至哭门逼宫，搞得宪宗狼狈不堪最终被迫同意钱氏“系帝谥、合葬、祔太庙”（明朝嫡后专享三礼），而商辂就是主力之一。

注：“系帝谥”指皇后谥号取用皇帝谥字，如以谥号称呼明英宗为“睿皇帝”，他的皇后也可称为“睿皇后”。“合葬”即常说的死同穴。“祔太庙”指皇后神位与皇帝神位一起入太庙享受祭祀。

除此之外在立储问题上，商辂也和宪宗严重对立。

明宪宗因宠信万氏，希望册立万氏的子嗣为皇太子进而将王氏晋封为皇后。原本朝臣就算是不乐意，也不会激烈反对，因为立长合祖制，而且“立长换后”宣德朝也有旧例。但是成化二年万氏诞下的皇长子很快就夭亡，加上成化五年贤妃柏氏生下皇次子朱祐极，一切都变了。

就算万氏再诞下子嗣，他也不是“长”了。而在商辂看来，“立嫡立长”是皇朝不容改变的祖制，皇帝也不行。

成化七年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商辂和英国公张懋的组织下，朝堂群臣连续三天联名上表，请求宪宗依祖制册立朱祐极为皇太子。最终宪宗在重压之下，同意了朝臣的请求。

成化八年三月，年仅三岁的朱祐极也不幸夭亡。在失去皇太子的同时，宪宗似乎又有了机会。因此他并未对外声张西内宫女纪氏为他诞下的孩子朱祐樘（这也是万氏被扣下戕害宪宗嫔妃和子嗣帽子的主要原因），静待万氏诞下子嗣。

此时宪宗在朝堂和内阁已经有了不小的势力（也就是一些史书上所谓的万氏一党），所以一时间群臣也无人开口进言，要求皇帝依祖制册立朱祐樘为太子。

成化十一年商辂接任内阁首辅之后当起了“刺头”，他公开上疏宪宗请其册立朱祐樘为太子以固国本。不仅仅是商辂说得有理有据，更因为前几次经验教训让宪宗明白自己胜算不大，宪宗在当年五月借“赐名”正式公布了朱祐樘的身份并于九月册立其为太子。

这还没完，商辂又趁势要求宪宗为代宗朱祁钰平反以及恢复他的皇帝名号。这个要求别人可能无所谓，宪宗是非常反感的。因为当年朱祁钰废了他的皇太子身份，也导致他的童年生活非常凄凉、灰暗（宪宗即位之初给于谦等人平反时就没有涉及朱祁钰）。

虽然宪宗同意了商辂的要求，但是他只给朱祁钰了五字谥号“恭仁康定景”，而不是常规的17字。这其中的原因以及宪宗的愤怒，商辂不可能不清楚，他之所以要干这“害己”的事，唯一的原因还是他心中的“正”。

除了干预皇帝“私事”，商辂还涉足皇朝时代最大的雷区 -- “皇权”。

宪宗即位后，为集权和更有效的行使皇权，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重用宦官并扩张宦官的权力。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任命宦官汪直掌军权并增设“西厂”。

注：汪直在权力巅峰时期不但总督京师十二团营，宪宗还敕令“各地镇守、总兵、巡抚俱受其节制，有不遵号令者可先以军法处治，然后奏闻”，这是类明初大都督府大都督的权限。

成化十三年开始，商辂不仅自己连续弹劾汪直，还联合朝臣以及司礼监共同向宪宗施压（这其实也是宪宗要重用汪直的原因），要求关闭西厂并罢斥汪直。为了给宪宗足够的压力，商辂不惜用“天下安危未可知”来威胁宪宗（暗示帝位不稳）。

最终宪宗于当年五月下令关闭西厂并让汪直回御马监任上，但皇帝这次并不是妥协而是先行退让以积蓄力量。

一个月后御史戴晋上奏朝廷历数汪直的功业，并请求重开西厂恢复汪直职务。朝堂之中不仅附和之声此起彼伏，弹劾商辂的奏疏也纷纷飞向御前。聪明的商辂知道事已不可为、自己也已不可为，遂上表请辞。

虽然商辂让宪宗头疼不已，但可能宪宗也明白商铬都不是出于私利，因此也没有难为他。下诏加商辂少保衔并命驿车送其返乡，明朝内阁的第一学霸带着“正”就此永远告别了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