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经济崩溃史(三）

帝国的田赋税收由户部管理和支出，在管理制度上沿着向上的方式，下级部门到上级部门，民众到政府。中央不对地方下属负责，地方政府对具体细节的操作不清楚，导致管理上的漏洞。又造成实际操作起来不流畅，僵化不变通。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日积月累，病入膏肓。

这种情况使得在税收体系中无法推行连贯的经济政策。其运作反而取决于通行的社会价值观、地方绅士的权力通过经验和祖制的做法。田赋管理反映中国社会崇尚规矩，不守规则，在每一件具体的事上，又有太多变通的情形。这种变通既有利的方面，也有让人反感的一面。它既不是一个完全无秩序和谐统一的社会状况，同时也在理性的社会徘徊。

明代全年的田赋分4次交纳，根据夏秋两季的水稻和小麦，分地区的产出不同而制定。每一个县，分漕粮、南粮、北边粮以及对拨地方的额度都是固定的。任何一项税收都可以部分折纳银两送往指定地区。因折纳的数量与折纳比率由上级部门决定，地方政府可以进行修改。造成折纳比率对，需要重复核对，浪费人力物力。

明代地方政府税收人员在编为：6人左右。地方政府事务性工作很多，包括确定税率，配合上级部门安排税粮解纳，佥派民间税收代理人，分派税收解运，调整税收期限，进行税收听证。人员短缺，造成很多细节处理不了，造成制度漏洞百出。也给里长及收税人敛财受贿大开方便之门，基层腐败是明帝国的税收核心问题。

基层腐败会引发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赋税征收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各种高压、残暴和欺诈行为。在明代地方政府想要完成100%的田赋基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央默许地方完成80%就算完成任务，仍然有很大一部分地方政府完成不了。

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指标，会采取各种办法例如：纳税各人不能按规定交纳，会被抓捕、鞭打。还有一部分人最后期限内完不成纳税收而自尽。到1568年，税收采用温和手段进行，于逃赋者很少，鞭打、关押他们征收手法。有人甚至拖欠3.-5年，中央和地方根本拿他们无可奈何。

帝国为了体现宽宏大量提出：蠲免赋税的政策。通过皇子出生、立太子以及新皇登基，册封皇后等大典来免除拖欠者的税赋。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这种鼓励了拖欠行为。守法者按时纳税，后来却发现这些赋税被蠲免，但交上去的赋税既不能退还，下一次就没有纳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纳税人总是希望皇帝慷慨，能够蠲免逋赋，所以拖欠不交。在这种情况下，拖欠行为会蔓延开来，造成税收更加难以征收。

明代后期，赋税征收实际上是两种管理制度，地方政府管理下发文件，民间代理人进行实际运作。地方会分成56个区，平均每个区约有12个里。每个区设有“总催”一名，他的职责是了解其监管之下所有纳税户的情况，催办他们按时交税。让基层代表政府是明代管理特点，如果出了重大事件，也可以甩锅给基层，真是一大特色。

当田赋的一部分被要求用白银来折算时，有出现了新的问题。当税粮折银低当地的粮食价格。收获后征收田赋时，纳税户宁愿典当粮食筹集白银交税也不愿意卖掉粮食。统一税粮折算也是明代很头脑的问题，却一直没法解决。

无论是缴纳金属货币还是实物，损耗都是无法避免的。火耗也称“耗银”，在明代税收中出现，16世纪这一部分损耗直接添加到田赋税收里面，“耗银”不再是一种额外的支出项目，而是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很多地方政府用来补贴俸禄。

一直到万历中期，除漕粮以外，税收多为民运。然而，后期越来越多的税粮运输开始由地方政府接管，这是当时改革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施行改革，是因为万历时期三大征，对解运的要求过于频繁，传统的漕运已经不能满足战争需要，必须有地方政府接管。中间纽带的接纳人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16世纪晚期，帝国政府的税收管理改革十分有限。仅靠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土地清丈，户部还是没有明确完整的土地统计数据。田土面积数据的缺乏很容易造成逃税行为，因中央政府缺乏统计数据，地区定额税收一直是管理基础。隐形的田地出现，造成大片土地没法征收税赋。落后定额税收制度失去了调节经济的活力，甚至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

货币制度也是弊窦百出，中央制定的计划难以执行。明朝计算税额，则主要以粮食为计算标准，这其实是一种倒退。当16世纪田赋的大部分以银折纳时，这种估算标准在账目上引起了很多混乱。

因此，当定额税粮作为全国性账目的唯一财政标准时，银两有折算价值，却不是账目标准。同时又缺乏对全国田土数量的测量数据，这也是明帝国田赋管理上的主要弊端。明代田赋税收和管理就介绍完毕，如有什么疑问可以留言于我，我们私下可以进行讨论。

历史只是循环，没有借鉴。引用一段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 哀后人也!出自《阿房宫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