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见：中国文化中心的演变及其历史启示【原创】

任见：中国文化中心的演变及其历史启示【原创】

摘要：历史上中国的政权驻地由相对封闭的关中经半封闭半开放的洛阳到平原上的开封再到更为宽阔地带的南京北京也经历了一条由谨慎到豪放的政权文化之路。

关键词：警惕防御稳健拓展开放前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主流文化、核心文化一般均为政权文化所左右，本文从地理变迁环节讨论政权文化的发展变迁。

一

在丘陵或者山区长大的人，以前往往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体会，在大路上行走，走几个小时，甚至走上半天、一天，看不到一个村庄。那么，在漫长的一个道路区间有没有村庄呢？有。

如果走向旁边的岔路，走进去，拐个弯，或者下个坡，一个甚至两个村庄就藏在那里，有的像桃花源一样美好。但是不经过一番寻找，不会发现这个村庄。

在古文明学界，人们居住的地方叫作“聚落”，聚居的群落。从前的这些聚落，它不在敞亮的地方，原因固然有所谓“风水”诠释的“藏风聚气”之属，但是进行认真细致地考察，不难发现，古人的聚落奉行的是“隐藏”的原则，实质上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在中国的古代社会，王朝首都的选址，亦即统治政权机构的选址类似于民间聚落的选址，古代的王室首先考虑的也是安全和防御。

中国现有成史可稽的早期统治政权周朝，其龙兴之地在关中的岐山脚下，向东进军夺取了“天下”之后，它依然返回老家建立了首都。秦朝，老家也就在关中，它“横扫六合”[1]之后，仍旧在咸阳拉开摊子办公、理政。

西汉高祖刘邦夺取统治权之后在洛阳南宫召集群臣喝酒，纵论天下大事，话中透露想把首都立在洛阳，意欲整饬城区，大修宫殿，在洛阳开始其千秋大业。在这次酒宴上，众臣响应刘邦的号召，提出了不少建设洛阳的奇思妙想。

有个叫娄敬[2]的神鬼工作者听说了刘邦的意思，跑进禁帐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他说：“关中四周环山，地势险要，是个保险箱，都城设在关中，天下无论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关中都还是关中。”

秦汉之际，确乎如是，哪怕到处乱象丛生，只要皇上猫在安全之处，朝廷大印还在他腰带上挂着，大家一般都还是认账的。

古代的政权安全战略怎么理解？天上肯定不会有飞机飞来，不会有导弹飞来，光是派人把住各个路口就解决问题了。

听娄敬一说，刘邦的心转轴了，就这个事情再次召集群臣商议。张良顺杆子爬，说：“洛阳确实存在多方受敌的可能，关中虽然偏僻，但只需考虑东方一面的防务就可以了，两者相比，还是关中好一点。”[3]

夺取政权的时候，“王侯将相宁有种乎”[4]，夺到手了，谁都不想让别人干，这是中华民族的千载传统，刘邦于是把首都立到关中了。

朝廷班子人数庞大，不种地，光吃饭，一旦上天有点风雨不调，狭窄封闭的关中就会饿肚子，于是刘邦曾经带着部级以上官僚，浩浩荡荡，到洛阳吃饭，历史上叫“就食洛邑”[5]。

起自北周的隋朝，早期是个地地道道的关中政权，因而具有与其之前所有关中政权一样相对封闭的统治心态、文化心态。它快速占领了江南地区，随即派出大量“关陇子弟”南下从事地方政权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南方本是文化隆盛之地，人才济济，许多名门望族，也颇有威信，子弟们一代一代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前朝的行政岗位上也曾经大有作为，但是隋朝不用，只用南下干部。

所以隋朝名叫“大隋”，早期的隋朝却没有大度量和大胸怀。在本质上，这是关中“地方特色”必然会导致的“小气文化”。此种情形在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出现了改观，逐渐摆脱了以警惕和防御为主的狭隘意识，这个政权开始立足河洛，放眼全国，诸如修建全国性的的运河、举办中外贸易会展及杂耍观摩等，大的作为也产生了。

二

黄河和洛河的中游，重要的城市洛阳，是从前许多王朝的发行地和立足点。

中国历史文化中有“风水”一说，据说洛阳这个地方“风水”特别好，“生在苏杭，眠在北邙”，说的就是洛阳值得来生托付。但是这个俗谚，潜在的意思是北邙山的土质好。

毛泽东先生先“龙旋”于南方，后“虎踞”于陕北，被民歌手誉为“红太阳”。民间说毛泽东先生不经过也不停留洛阳，因为中国语言音节太少，同音词语太多，俗文化中的“同音互认”、“近音互训”非常奇葩，“八”就被广东朋友训为“发”，发财、发家，洛阳，谐音红太阳“降落”，自然讨厌。别说毛泽东先生，随便任何一个红太阳都不欣赏“落下”。

汉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皇上——中国历史上学历最高的皇帝，上过大学——太学，是个太学毕业生。刘秀所上的太学，里面闹哄哄全是“官二代”“官三代”，据说天下学问都弄到了太学之中，《诗》、《书》、《礼》、《乐》、《尚书》，不用说了，连图谶[6]学院都开设了好多专业方向。

刘秀的太学生活丰富多彩，白天念文章之乎者也，晚上卧谈会吹牛放炮，课余生活，投壶、六博、蹴鞠，踢那种“毛球”，也出去游玩，看见公安局长“执金吾”警马开道，耀武扬威，就暗暗发誓，将来要干公安局长。后来他干皇帝，却比首都公安局长不知威风多少倍啦。

刘秀先生非常相信邪门歪道，却又最不相信邪门歪道。刘秀信“谶纬”神学信了一辈子，但他建立了东汉王朝，把首都立在了并无高壑坚垒的洛阳。所以刘秀又是个非常自信的皇帝。[7]

刘秀的自信来自于他的学识，他在长安念了太学，却敢于走出关中，把东汉的首都立在洛阳，立在中原，和他的文化自信分不开。

洛阳在更加古老的夏商时期曾经是首都，但是太古老的那个时候，政治和文化尚在萌芽，不成形状。还有个东周，是被西方少数民族打到洛阳的。刘秀的东汉，是个成熟的政权，立都洛阳是他的理智和自信的选择。刘秀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也摆脱了小家子气的“提防”和“猜疑”，而以大胸怀的“信任”和“怀柔”为主，高过前朝也多矣。

东汉之后的曹魏，开国皇帝曹丕是个非常有执政水平的人。他的水平不仅在文学上，在文化上，还表现在经济战略上。

曹魏政权发行的五铢钱，质高量足，蜀中军阀刘备盘剥四川百姓，以非常下作的“货币贬值”法攻击中原经济，铸造“当十”、“当五十”钱币，东吴军阀也变本加厉地如法炮制，铸造“当百”钱币。曹丕审时度势，果断中止外汇交易，保障了中原经济的健康运行。[8]

气势旺盛的隋朝把洛阳重建了，让洛阳新生了，但隋朝福祚很短。唐朝，被公认为一个比较庞大的王朝，从武则天开始，唐朝中央在洛阳办公十多年。表面的原因是武则天害怕长安宫殿里的猫，后宫对手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她搞死了，半夜老变成恶猫来向她索命，深层的原因是老首都老干部们太多，老观念太重，她的政令施行起来阻力太大。于是，让唐高宗李治搬家到洛阳，李治有糖尿病，身体不好导致执政无力，只道“随你随你”，最后竟连皇帝岗位都让给了武皇后。

这个时期，上天帮忙，基本上风调雨顺。风调雨顺是朝廷的幸运，万民安居乐业，没有盗贼和反政府起义，所以武则天长袖曼舞，震前烁后。

武女士的执政自信表现在很多方面，譬如后宫里很多男模特，帮她挥动女权主义大旗，横扫千军，譬如她任用了很多擅长“逼、供、信、杀”的专家，治理干部队伍，大刀阔斧，等等，潇洒到任何顾忌都没有了，自信到任何恐惧都没有了。

洛阳的地理位置，尽管北边有黄河和邙山，南边有洛河和龙门山，也远远没有关中的四塞险固，也远远没有开封、南京、北京的开敞之虞，优势和弱点，一目了然。齐鲁文化是宽阔的，荆楚文化是玄妙的，燕赵文化是豪迈的，河洛文化没有这些特殊品质，关中文化更没有。河洛文化，是西部山区文化向东部平原文化的过渡文化。

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重心，从崇山峻岭之间，到广野袤原之上，这个行动过程，是政治变迁的过程，也是文化升级的过程。由防御到拓展，由封闭到开放，由疑惑到自信，就是这么样一个大的历史过程，漫长的历史过程。

非常明显，如果说关中的帝王们有25分自信的话，刘秀、曹丕和武则天他们有50分自信。东汉、曹魏、中晚唐，河洛地区作为权力中心，催生和带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化繁荣，汉魏风骨[9]，大唐乐舞，令人感叹至今。

三

北宋的首都立在河南开封，地名里边有个“封”字，但它的意思是“打开封闭”，实际上开封是真正的开阔地，多少年以来，它的地面甚至低于流经它身边的黄河河面。

难道大宋政权不考虑防御吗？它肯定考虑。但是首都的确立，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很多要素，不仅仅考虑防御了。其中有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执政自信”。

北宋王朝的开基之尊赵匡胤，挽弓骑马，武艺高强，带兵打仗，威震四方，收复了北方失地，削平了南方许多小国，建立了赵家基业。

东汉末年的关云长，历史上的牛人，最“二”的军阀，赵匡胤评价老关，做出的鉴定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为人计较，没有朋友，尤其与文化人搞不好关系。实际情况确实如此，胸怀狭窄、缺乏自信的老关，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政治上没有什么韬略，在蜀汉阵营里也没有什么威信，难怪他得不到老赵的青眼。

正是赵匡胤胸有韬略，眼光长远，他才敢于抛弃狭隘的单纯防御意识，在四通八达的中原大地上开启他的政治、文化大业。

神威英武的明代太祖朱元璋，坐了朝廷之后，大量留用的元朝旧官吏和一些造反起家的老干部，有恃无恐，贪赃枉法，激起了老朱的“反贪”风暴，把贪官杀死后剥皮揎草做成木乃伊“坐”在继任者的办公室里，效果很好。

老朱一手狠抓肃贪反腐，一手恢复传统文化，不但“复衣冠如唐制”[10]，推广普通话“洪武正音”[11]，而且，恢复传统的再拜、四拜、五拜等跪拜方式，构建了特色鲜明的“政权文化”。

不妨看一下动物。野兔、猫鼬，钻进深深的洞穴，还不敢放心打呼噜，它弱小，因而恐惧，一门心思在防御；赵匡胤和朱元璋犹如狮子、大象一类，它卧在大地上就睡了，它强大，无所畏惧，自信没有其他动物敢怎么着它。

由此可见，非常自信的执政者，才敢于把首都定在开朗、敞亮的地方。

当然，历史越走向近代，首都选址的要素越多。譬如，海洋的重要性上升了，首都不能太靠内陆，内陆思维，老爷心态，高枕无忧，容易垮台。但也不能太靠近大海，你有海洋思维不错，但首都建在海边，缺乏战略纵深，也会吃亏。首都还有其他要素，环境了，气候了，等等。

还得有城市群的支持。北京有兄弟城市天津，但是不够，最近又画了一个圈：雄安。一个大鼎，三只有力的脚，开启了一个“文化铸鼎”的时代。

综合地看，如果说赵家政权和朱家政权有75分的自信，今天的执政者则有100分甚至更多的自信，108分？或者120分？

执政自信表现在“主见”上，X----先生说：“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民族生存的第一需要，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执政党的必然政治使命，建立民族文化自信是确定国家安全最大外延的‘文化’定义。”[12]

作为一个全新的“文化铸鼎”时代，政权的自信就是主心骨，有了主心骨，当然更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家文化中心的构建没有问题。

那么如何定位，如何构建，这是需要认真对待和认真论证的。

北京是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丰富历史遗存的城市，多年来拉大框架后，文化优势尚在，北京的文化财富需要源远流长地保存下去，发扬广大。天津呢，它的包括金融、工商在内的口岸文化、海洋文化是首都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的文化定向，我的看法是，在空间维度上即“横”的维度上与北京、天津互补，尤其是关乎“民生”的内涵，应当成为文化大鼎的一个“足”，在时光维度上亦即“纵”的维度上，应当突出全球性和前瞻性。

“着眼未来”不是很多地方城市盲目吆喝的那个口号，什么五十年不落后，一百年不落后，一千年不落后，那种比浪费、赛豪华的干法是败家之举，不可取。

你建造了三十层、五十层的高楼，使用世界上最高级的、最先进的建材，镶嵌无数宝石、黄金，像宗教的什么宫一样，可是建成之后，延续的是千百年以来的规制，本质上是一个新型四合院[13]，“上房大屋”里坐个老太爷，两边“厢房”里住子女，大门口小棚子里住仆人，那仍然是个“华夏笑话”。

互补、民生、开阔、前瞻，这是我对现今政权文化建设的期望，对“文化铸鼎”事业的期望。

结论：中国古代政权立足四塞险固的关中，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其政权文化的特质是相应的“疑惑”和“警惕”；走出关中立都半山半原的洛阳，统治者的心态比较稳健，政权文化也相对具有了一定的开明特征；北宋以降，最高政权敢于在广野袤原上施展作为，在于其经验教训的增加和统治力度的强化。

主要参考书目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剑桥中国史》，麦克法夸尔（美）著，俞金戈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隋书·炀帝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帝都传奇》第十卷，任见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作者：

任见，有《中国历代宫城建设中的“天象”意识》、《巫文化的根源性特征》、《重新认识十字军》、《华人姓氏源流全书》、《浪漫国度--法国史传》（6卷）《帝都传奇》（10卷）、《牡丹传奇》（10卷）《丝路密码》（2卷）等约百种3000余万字。

注释：

[1]横扫六合：周朝时外交家张仪为秦国所提灭掉其他六国的建议。

[2]西汉初年的一个术士。事见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及班固·《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

[3]西汉初年的的谋士、大臣。见《史记·留侯世家》：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

[4]出自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

[5]事见任见著《帝都传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三次印刷十卷本之第三卷。

[6]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图录和隐语。

[7]事见任见著《刘秀传》，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8]事见任见著《曹操传》，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台北晶冠出版社2018年版。

[9]以曹操曹丕父子为代表的刚健有力，雄健深沉的诗歌风格。

[10]《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0，洪武元年二月壬子条。

[11]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编纂的官方韵书，共16卷。

[12]X----2016年“七一”讲话。

[13]中国传统合院式建筑，其格局为一个院子四面建有房屋，从四面将庭院合围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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