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观察家｜专访范剑勇：以更大的力度汇聚全球人才，攻克卡脖子技术瓶颈

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范剑勇

“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甚至在很多领域打败欧美等国家的相关厂商，根本原因是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细化、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产业生态体系。”

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如是说道。他同时表示，尖端科技的关键技术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攻克，要解决卡脖子环节的技术瓶颈，关键是吸引海外高科技产业的人才流入。

对于部分制造业产业往东南亚迁移的现象，范剑勇认为，不用太担心。

“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还是要完全放开，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在市场规律指导下逐渐完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只要尊重和保护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处于完全竞争的制造业领域，其发展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范剑勇说道，目前真正要攻克的是重点领域中处于卡脖子环节的技术难点。

需要重点突破的领域：聚全球人才、汇全球智力

澎湃新闻：我国在一些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基础材料、仪器和计量设备与少数整机装备领域仍然存在瓶颈和短板，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特别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仪器和计量设备、基础材料、高档数控机床具有很强的通用性和渗透性，其存在的瓶颈和短板影响广泛，应该是重点突破的领域。在鼓励与促进这些重点产业的发展与成长时，相关政策需要注意什么？

范剑勇：个人认为，在这些领域，中国在短期内攻克这些短板的难度较大、提升的空间很大。回顾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本质上我们可能不全是依靠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的攻关，而是靠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细化、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低生产成本。其中的逻辑是，厂商之间或上下游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在人口红利的低成本基础上叠加了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体现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相较于国外同类商品，在保证相同质量前提下，其价格更低，竞争力更强。在这一竞争优势面前，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厂商纷纷退出市场。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只要是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中端甚至是中高端的制造业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是，在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上述方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闯出一条新路来。

从国际经验来看，以色列的案例也许能对我们有所启示。从数据上看，以色列非常重视科技投入与教育，他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但是，以色列创新在追根溯源上，并不是教育投入，也不是研发投入，而是在上世纪90年代约100万的犹太裔俄罗斯人的回归。这一部分人的素质是非常高的，其约十分之一是中级及以上水平的工程师，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以色列本土劳动力队伍的素质结构，尤其是这些回归人才的特长领域集中在数学、生物、医疗器械等方面。相应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以色列出口改变了以往集中于热带水果与钻石的产品结构，而逐渐以通信技术、软件、医疗器械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为主。

澎湃新闻：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怎么办呢？

范剑勇：在FDI（外商直接投资）纷纷涌入及产品国际标准推动的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质量是逐渐改进的。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产品质量得到较大的改进与提升。尽管如此，从解决卡脖子环节的技术瓶颈来看，我认为，关键是吸引欧美等国的优秀高科技产业人才。这一点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已经得到明证。又如，最近几年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离不开一大批的国外优秀人才归国创业，比如位于苏州工业园的亚盛医药，其创始人杨大俊博士从密歇根大学辞职归国创业，另一核心人物王少萌教授仍在密歇根大学工作，将其研发的最新产品独家授权这家公司进行临床开发。同样，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德琪医药、金斯瑞生物科技、康宁杰瑞制药等公司，其创业人员无一不是跨国制药公司高管或核心技术人员。从这一意义讲，核心的高科技技术，不是我国自身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进行后天培育就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的，而是要依赖于“别国”，是外生的。现在，若干地方政府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上述策略的操作，例如，苏州工业园十多年前还盯着世界500强企业来招商引资，现在眼睛紧盯国外高技术产业的初创企业或初创项目来进行项目筛选。

高科技产品的研发，面临着极大的研发风险。例如，在生物制药的新药研发方面，“九死一生”是常态。同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高科技产业发展道路上，地方政府承担新产品研发失败带来的负外部性是很有必要的。例如，通过成立地方政府参股的母基金等形式来扶持高科技产业发展，创业失败的风险由地方政府承担。

澎湃新闻：在招引重点领域的相关企业时，地方政府应当注意些什么？

范剑勇：个人认为，首先，卡脖子的技术，本身可能是由类似天才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单单依靠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在短时期内不一定能够取得显著的、预期内的效果。其次，在国外的华裔科技人才数量众多，可以成为我们发展高科技产业、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重要选项之一。具体方法可以多方探讨，例如为这类人才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各类困难，或者对这类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优惠，甚至创立专门针对海外人才居住、创业的特殊生活园区等，以达到聚全球人才、汇全球智力之目的。

第三，就地方政府而言，应积极追踪科技前沿项目进展，保持与前沿科技人才的学术联络、感情联络等。第四，术业有专攻，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应该针对某一前沿领域进行持续的招商引资，如苏州工业园区经过10多年的持续“孜孜以求”，如今的先进生物制药产业已处于国内前沿水平。

优势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部分扭转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劣势

澎湃新闻：对于一些传统优势产业，比如纺织服装、家具、五金、家电等轻工业，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我们下一步的方向应当是怎样的？

范剑勇：这些领域基本上早已完全市场化，并且以民营企业为主。钢铁或重点的化工行业可能是由国家控制，服装家具等典型的制造行业，只要中国的企业家介入进去，国外同类厂商通常是竞争不过的。原因是我们有大规模生产、上下游产业链通力合作带来的低成本生产，在经济学上体现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放在地区层面，体现为长三角地区或珠三角地区无限吸收其他地区或别国的优质要素，成为制造业的世界生产中心，或者体现为宇宙大爆炸中的黑洞效应。在这些区域，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产业链配套完备、丰富，形成非常成熟的生态圈，且主要是由民营经济构成的。目前，这类地区暂时受到地缘政治、外部需求萎缩等外部环境的冲击，但是产业链组成的生态圈还是稳固地存在着，不可能因一时的外部事件冲击而发生结构性、趋势性的扭转。因此，对此类担心，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

当然，随着中国与美国之间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中国部分厂商将中间投入品出口到东南亚、印度等国家进行产品的生产组装，再行出口至美国等国家，以至于世界贸易的物流方向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个人认为，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提高，使得长三角与珠三角的部分产业发生类似当年欧美、日本产业的“雁形”梯次转移，但该部分的梯次转移比重目前来看还不高，相比于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成熟的产业链生态圈来说，“威胁”并不大。同时，中国制造业在快速地完成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能够部分扭转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劣势。

澎湃新闻：在中高技术领域，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等领域最近几年国产化和自主可控水平快速提升，在5G、新能源装备和新能源汽车、船舶及海洋工程、医疗设备等领域，也基本实现整机国产化。在这些领域，应当如何鼓励其发展进步？

范剑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从新能源汽车总量上看，我国是世界第一。从汽车出口总量看，目前已经超过德国并短暂落后于日本。从动力电池看，我们的产量占据世界的70%左右。如果与特斯拉比较的话，可能仅落后于自动驾驶系统。应该可以自豪地讲，以比亚迪、隆基绿能、通威为代表的新能源企业，长期在这一领域内的精耕细作、奋力拼搏，使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领导者。

在原本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船舶及海洋工程、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机械等存量领域内，通过积极引进外资、虚心学习国外技术、勤劳工作，我国已经掌握了其中大部分核心技术，并通过更加细化的产业链分工，也已经获得世界市场的领导地位或处于重要的世界前沿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制造业的许多技术及管理经验是通过引进国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通过产业配套等多种途径学习掌握的，例如上海、长春、广州等地的汽车产业，东莞等地的电子通信产业等。

在规模上，上述偏高端智能制造业已经是世界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同时应当认识到，上述领域的少数原材料、关键性核心技术或零部件到目前为止，还是掌握在国外手中，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渠道进行努力。

产业与政策：解决办法的核心还是人才

澎湃新闻：我国产业链自主可控与对世界开放，这两者健康理想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

范剑勇：很多的关键技术，经过梳理后会发现，基本都是通过合作引用获得外来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提高，这与当年日本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路径几乎是一样的。

上述技术方法的获取，固然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快速应用到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上，且技术一旦达到国外同一水平，凭借我国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优势，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将体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实现进一步的自我突破、自我提高，以彻底实现技术水平领先于世界，真正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之一。

个人认为，解决办法的核心还是人才，应该参考当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验，提高我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例如，除了前面提到的苏州工业园区的亚盛医药以外，位于上海张江高科的和铂医药，其前瞻性地购买了荷兰先进的全人源抗体技术平台，可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筛选出已有老靶点的抗癌药，且药性更好、毒性更低，使得其成为世界新药筛选效率最高的公司之一，辉瑞、阿斯利康等多家跨国医药公司寻求合作。也就是说，在大分子抗癌药物筛选这一技术环节上，中国公司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绕不过去的节点。需要指出的是，作出购买荷兰全人源抗体技术平台决策的正是和铂医药创始人，其在创立公司之前，一直在著名的跨国制药公司赛诺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