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具有内生耦合性,两者融合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党的文化领导力对文化自信自强具有政治导向定航、价值信念引领和文化软实力塑造的作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又为文化领导力的提升筑牢思想根基。因此,充分认识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本质内涵和辩证关系,考察两者关系关涉的核心议题,进而从拓展理论广度、提升知行深度、整合思维精度等方面来强化两者的契合程度,把文化自觉融入领导行为转化为文化领导力,将从整体上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水平,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关键词:意识形态 党的文化领导力 文化自信自强
迈入新时代新征程,党中央把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提到新的战略高度。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具有性质和方向上的一致性,决定着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是文化自信自强的价值意蕴,党的文化领导力自信是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在要求。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新时代党的文化领导力与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具有的逻辑同构性和价值内契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化价值信念引领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利于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境界,筑牢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精神根基。
一、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内生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只有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才能以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文化前进方向,夯实自信自强根基,创造文化新辉煌。从内涵和外延来看,文化领导力发挥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而主流意识形态隶属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文化自信需要有精神文化的支撑。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在意识形态层面有着内在的逻辑和价值统一性。
放眼当下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危与机,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领导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力面临复杂形势;理性认识文化自信自强,提升文化引领力和向心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和创新力,有利于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我们既有提升文化领导力的必要,又有坚定文化自信的需要。探讨党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内生关联,对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从意识形态层面认识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协同性
把握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协同性,关系社会主义价值的认同及思想共识的达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1] 由此可见,文化自信是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特质和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本质上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核心价值观内在逻辑的共识,归根到底是对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高度自信。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价值的重要表现形态,文化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和外显形式。文化自信具有意识形态潜在精神力量,同时影响党的文化领导力发挥状况。因此,文化自信本身承载着意识形态自信。对文化自信的涵育,要注重政治层面文化领导作用的实现,并以政治认知、价值、情感、态度在内的政治文化自信来全面提升党的领导力,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使命转化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实践,增强社会主体的文化自信和创造活力。
(二)从一元主导与多元包容认识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内生性
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发展趋势背景下,我国社会价值从传统单一的社会价值观向一元主导多元价值取向复杂多样竞相发展的态势转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带来社会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化呈现。一些错误思潮伺机冒头,妄图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地位,出现意识形态“泛化” 和 “分化”的状况,“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意识形态论”“锐实力论”等甚嚣尘上,这些错误思潮蓄意对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领导力[2] 。因此,坚定文化自信自强始终要牢牢把握以马克思主义为一元主导的灵魂和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一脉相承的中国化创新理论保持高度自信,这是文化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内生的逻辑要求。文化自信自强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既遵从党的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又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涵养和教化作用;还要警惕意识形态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激发和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
(三)从“文化领导权”的镜鉴中审视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同构性
基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实质内涵的审思和镜鉴,从国家政权的高度把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3] 文化是一个国家安全、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和组成。文化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在葛兰西看来,一方面,“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4] ,市民社会归属于意识形态这一文化上层建筑领域,国家的构成基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国家政权取得和社会巩固的关键在于是否占据了“市民社会”的制高点,突出强调把握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只有夯实文化领导权,才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占据主动,进而坚定文化自信,这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的稳定和文化的安全。另一方面,葛兰西提出“阵地战”战略思想,其涵括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软力量等特征决定了革命要在市民社会进行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政权的合法性基于民众对于政权确立的各项制度和价值体系的前提性支持和认同。为赢得文化领导权而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与对政权坚定的文化自信有着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勾连,只有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才能不断壮大“新道德、新理想”主流思想文化阵地,巩固政权主流意识形态,这正是文化领导权的价值所指和底气来源。倘若对思想阵地不去占领,文化领导权必然旁落。“非意识形态化”“淡化意识形态”“去政治化”“价值中立”“意识形态终结论”等思潮正试图淡化和否认主流意识形态,挑战党的“文化领导权”,危害甚大。
二、与党的文化领导力及文化自信自强相关的议题研究
随着文化全球化、多元化加剧,人们的价值追求呈现多元态势。与此同时,提升文化领导力,增强文化自信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针对当前所面临的诸多风险,在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自强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基于其学科背景多维度地阐释文化自信的现实议题。总结梳理学界对文化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两者关系的关联议题,有助于全面理解两者协同、内生同构的理论逻辑,促进两者在实践层面的融合发展。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聚焦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论
坚定马克思主义精神信仰是文化自信的关键,是当代中国坚守文化自信的根本。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发挥文化领导力的精神坐标。始终让马克思主义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政治素养,更是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政治原则。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党中央高度注重党的文化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问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把这一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并对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5] ,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6] ,再次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指导作用作出提升性阐释,明确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引领其他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马克思主义是文化自信的精神供给,坚定文化自信必须遵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牢牢把握住党的文化领导权,激发全民族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和创新力,更好地增强人民群众精神力量。在新征程中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就是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筑牢文化自信自强根基。这是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今时代最现实、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7] ,不仅构成文化自信的鲜明底色,而且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价值领航。
(二)理想信念精神引领论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主性和自豪感的体现。每个民族在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形成自有的文化传统,民族成员浸润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并承续发展着这种文化,民族成员以自身文化而自豪并对其生存和发展持有信念,这就是民族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高度重视文化自信,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始终坚定政治立场、坚持政治信仰、坚守政治规矩,承续和发扬引以为豪的血脉定数和精神荣耀。从精神文明层面来看,文化自信正是一种坚定的政治立场、信仰和规矩,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合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8] 。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教育,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基于正确文化观认同上的文化自信的普及化。另一方面,强调传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基于精神谱系的学习实践深化文化自信的规律化认识。在百年党史推进过程中,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深层的本质内核,凝结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精神气质上的深刻体现。基于正确把握文化自信与理想信念内在关联,文化自信本身蕴涵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现实引领,理想信念是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的精神支撑。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从党的精神谱系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有助于推动党员干部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忠实践行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信念的力量。
(三)核心价值观自信实质论
文化的核心层是价值观,文化自信主要是价值观自信,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凝魂聚气,通过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创造力,涵养文化自信。从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价值要求来看,文化自信的文明特质和价值观层面的内在依据是相互贯通的。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基于对先进文化的自觉和认同上的一种价值自信,并在与西方“普世价值”相比所彰显的道义力量中凸显。核心价值观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价值底气,为文化自信奠定文化底蕴,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层来看,核心价值观在文化发展中始终发挥着轴心作用,其文化内在地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自信根据,决定着国家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深刻认识把握文化发展趋势,包括承续中华文明的显著文明特质、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依托“中国道路”的现实力量、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促进核心价值观化育成风,形成稳定持久、高度自觉的文化自信。
(四)文化软实力构建塑造论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国民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强大而持久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国民的文化自信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强大的集中表现。倘若国家没有强大的文化国力和实力,国民的文化自信难以形成。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增强,需要有以强大的国家文化领导力增进国民的文化自信。国民的文化自信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起着支撑和推动作用。文化上的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其成员自信力的最高表现。通过增强文化领导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才能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定位文化自信、谋划文化发展,为国人的文化自信提供内生外化的前提性条件。进言之,坚定文化自信,要努力彰显涵括中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主体和主流的文化价值,辩证统一于具体的文化建设和发展实践的过程中,在历史传承中坚守本色,在现实实践中交融互鉴,在未来发展中开拓创新。通过以文化、价值观、国家形象等的柔性力量,吸引、凝聚、濡化受众来提升对人的文化内化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仅从文化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带有其局限性,要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构想的宏观视域中来审视。我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非天然的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吸收和转化过程。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把文化资源深度吸收和合理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障碍性因素。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克服文化自负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为此,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重整国故,更好地传承国粹,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时代化大众化的创新。
三、以党的文化领导力提升文化自信自强的思考
立物易,立心难。基于新时代以来伟大变革视域来审视以发挥党的文化领导力来增强文化自信自强,以坚定文化自信自强观照党的文化领导力自信,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当前,学界围绕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进行了深入阐释,让我们全面深入理解两者辩证统一关系的思路,愈加明朗。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双向提升,关键要在过程实践中体现,学界相关研究更多是在文化自信视域或在意识形态论域中涉及党的文化领导力的相关议题。对于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实践性研究,还有待进一步从拓展理论广度、提升知行深度、整合思维精度等方面来强化两者的契合程度,实现文化自觉融入领导行为转化为文化领导力传导,从整体上推进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水平。
(一)拓展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视野
拓展理论视野旨在厚植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研究的理论深度,支撑其理论构建体系。基于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内涵和外延的把握,文化的核心范畴是意识形态,受意识形态约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要凭借意识形态来引领和彰显。考察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在关系不能仅从两者横向关系的研究,还要进一步从纵向溯源,探寻其内在逻辑、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势。第一,坚持马克思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内在建构。马克思文化理论是从“精神生产”分出来的衍生体。马克思指出:“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9] 马克思认为,“精神生成”不仅包含着“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生产,还包含着语言、道德、宗教等社会结构中的 “自由精神生产”。但隶属于知识认知层面的文化创造和引领始终会受到意识形态因素的牵制,如政治意志、法律意志、道德意志等。由此来看,“精神生产”并不是绝对的意识形态生产,但作为“精神生产”多元形式的具体表现,无疑都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本体上把握文化自信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相通性,要深入剖析马克思文化思想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和外延的掌控力和拓展力。总而言之,增强党的文化领导力如何彰显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何以增强党的文化领导力,亟待从核心构建视角来进行学理澄清和拓深。第二,科学研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主要关注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10] 。从早期卢卡奇的 “阶级意识”、 马尔库塞的“精神分析”、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其突出的特点是不断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来分析阐述,“从主张暴力革命转向了意识形态革命,从阶级意识形态研究转向了文化意识形态研究”[11] 。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资本化现象凸显引发精神生存和文化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主体建构者的生存意义和价值分析,从社会文化发展的危机层面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化的演进思路对于认识和理解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尤其在文化全球化、西方文化霸权的境遇下,有必要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反思中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的理论认知,而不能仅停留在断章取义地借用相关概念,进行表层性的范畴阐述或曲意理解。“文化领导权”的建构要结合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路径融会贯通。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领导权”与文化自信关系不能单纯套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批判性形式化的分析,还要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党角色的特殊性视域,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普及化时代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的现实意义。第三,全面理解党文化领导力的意识形态逻辑理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2] 建设纲领,并高度重视和发挥意识形态在文化建设中的引导统帅作用。毛泽东的“理论上再造出现实社会”、邓小平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习近平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从意识形态的维度聚焦文化的立体建构和多维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强”体现在哪里?其最根本的“强”是基于意识形态建设上的文化领导力的“强”。理解党的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切中要害的战略深意,仅从理想信念层面阐发过于空泛,还要着眼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传统以及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意识演进,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明晰党的文化领导力建设和发展理路。
(二)提升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知行深度
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理论渊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现实依据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创新性发展。不论中国传统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都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以促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己任,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基础来促进二者的知行统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13] 党的文化领导力在“五史”中得到充分体现,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征程中得到不断的锻造和提升。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引领就越主动。坚定文化自信,也就是坚守历史自信,内在要求坚持党的文化领导力自信。以党的文化领导力,增进理论自信,从而促进历史自信,以历史自信提升党的领导力自信。因此,要发挥党的文化领导力的持续力量,夯实文化自信自强根基,可以通过加强对“五史”的深入学习和领悟程度来促进行动力的转化。“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4] ,这正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的辩证关系问题。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明理、增信、崇德,最终都要落脚到力行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次党史学习教育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皮’。”[15] 学史增信增强回答如何“知”的问题,学史力行回应如何“行”的问题,同时必须解决好“知”“行”如何统一的问题,这也是以学“五史”为桥梁,进行党的文化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学术建构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明理、增信、崇德,为了更好地力行。通过力行,使明理、增信和崇德更正确、更能增进文化自信自强。
(三)整合党的文化领导力与文化自信自强的思维精度
当今世界复杂的、多元的文化体系共存现状孕育了高度的文化自觉意识。费孝通首次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文化自觉只是指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为适应环境、新时代而进行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16] 从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界定来看,文化自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涉及每一个社会个体在实践理性的自我认同之关照下对文化选择的把控、自明和反思。简言之,“文化自觉,主要是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17] 。中国共产党提倡文化自觉,就是要在准确把握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采取觉悟和觉醒的行动,汇聚古今中外文化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到党的历史学习实践中,从而形成党的领导力与文化自信建构的综合性创新,并以此为起点,开启新一轮的文化实践活动。党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泛滥和影响,使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创造力受到干扰时,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必须具有更加精准的判断与清晰的态度选择,需要坚定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帮助我们立稳脚跟,客观评价与批判文化的优劣,这正是当下我们抵御文化冲击的内在力量。唯有充分认同自身文化,了解和触及到每个国家的文化特点和基础,才能在文化多样性多元化的今天正确认识自己的位置,实现自我的文化价值,坚信自身文化具有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党的文化领导力和文化自信自强的构建不仅是一个纯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国家事业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这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思考的“经济发展以后要干什么”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文化必然成为强国之基之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意识形态、文艺创作、社会发展等领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起始于“自”:立足自身国情、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自身特色;归宿于“强”:“强全民族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强人民精神力量”“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8] ,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指导文化实践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发挥其文化领导力,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实现文化上的“走出去”战略。让文化的引领统摄范围不仅局限于当下国人,更要成为吸引世界各国文明、民族文化的聚焦点,进而使我国文化在国际竞争中更具有话语权,更有认同感,展现出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
注 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03.
[2]孙绍勇.新时代基于意识形态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析论[J].思想战线,2022(4):166.
[3]刘晓玲,陈锐.文化领导权理论视阈下的政党文化自信[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6(12):24.
[4]〔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22.
[5][6][8][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3,43,43,5.
[7]张严.当代中国鲜活的马克思主义[N].光明日报,2018-06-26(6).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
[10]〔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M].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96.
[11]郁建兴,陈建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嬗变与转型[J].北方论丛,2008(1):56.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14][15]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1,25.
[16]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344.
[17]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上)[J].红旗文稿,2010(5):4.
[18]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N].人民日报,2014-01-01(1).
作者:李驰宇,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工商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来源:《中国领导科学》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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