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谈：闲坐树下爱瞎想

文/谭谈

我家门前栽了四棵树。有金桂、银桂、枣子和柚子树。这是我暮年里最亲密的伙伴。

每次一推开门，四棵绿茵茵的树便闯入我的眼帘，给我的生命注入蓬勃生机。得闲时，我总爱坐到树下，养神，瞎想。

今年的天气怪异，过了国庆，仍然酷热。忽一日，气温断崖似地跳水，一降达二十度。从三十六、七度，降到十六、七度。又多日不下雨。本该八月桂花香，今天变成了九月桂花香了。

这一日，我又坐到了那棵金桂树下。晒着暖暖的阳光，闻着浓郁的桂花香，又忍不住瞎想起来。

年纪一年一年大了。眼看八十岁就到了眼面前。身体这台机器，使用了七、八十年，许多部件磨损得厉害了。前两年刚把牙齿“武装”了一下，种植了四、五棵牙，使自己又能吃炒蚕豆、啃骨头，找回了年轻时的感觉。体检时，大夫又提醒我，眼睛里的白内障，该处理了。于是又打算来整治眼睛。几个月前，我正和几个老友玩扑克，接到一位正在医院老年病科住院的邻居的电话：“你不是想把糖尿病调理一下吧？我这间病房今天正好有人出院，我和医生讲好了，你快来。”“我正在外面和朋友玩牌，什么都没带。”“身份证在身上吗？有身份证就行。”就这样，我和邻居变成了同室病友。

调理好糖尿病后，本想把眼睛里的白内障也做了。主治大夫给我推荐了眼科的大夫，并亲自帮我用手机挂了这位大夫的号，我也去眼科找这位大夫看了，并确定了转科做进一步检查的时间。这时候，来了一位男大夫，做好我的主治大夫的工作，要我换为另一位大夫做白内障……我纳闷了：未必医院里的大夫也是医托？我心里对这位大夫的信任感突然消失了。我决定出院，改日再来做白内障。

前几天，我找到在这家医院任党委办主任的朋友。她帮我联系上这家医院眼科主任贾教授，一个做白内障手术的权威。这一天，主任陪我找到了贾教授。挂上号，看病前要测视力、眼压。候诊大厅里，人山人海。每一处都要排长队。我去测眼压，主任就在测视力处为我排队。真是委屈这家省内顶级医院的党委办主任了。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人有眼病呀！

贾教授看过后，开出单子，又要做几个检查。折腾整整一个上午，还差一项没有检查完，号子排到下午，第14号。医院下午二点半才上班。而这一天，贾教授只看上午的门诊。热心的主任与贾教授联系后告诉我，要么，到两天后的星期五再找他看，要么，下午让童教授看。我决定还是等到星期五再来。正在回家，又接到主任的电话，说她已与贾教授讲好了，要我下午四点三十五分左右，到12楼的住院部找贾教授，他那时会在那里。于是我在下午便来到12楼。终于等到四点三十五分，贾教授还没有来。又过十多分钟，听到有人在说：谭谈呢？谭谈来了没有？贾教授终于来了。我连忙走过去，跟随贾教授来到一间诊室。教授说：看到你快八十岁了，真不忍心要你再来一次。他看过后，立即吩咐他的助手，为我办理住院手续。

手术的那天，看到医院的操作非常的人性化，是按病人年龄大小安排秩序的。我的前面，有九十二岁的，八十八岁的，八十一岁的，我是第四位。手术时，教授向我介绍：各种晶片的价位，少则几百元的，最高是二万四千元的。此前，做过白内障手术的朋友告诉我，晶片要用好一点的。“你呢？用的是什么价位的？”“我用的是一万一的。”朋友告诉我。我当时就在心里决定，也用一万一的。教授问我：“还写东西吗？还开车吗？”我答：“写写小东西，开开短途车。”教授说，二万四的晶片，近、中、远，都看得清，不用戴眼镜。如用一万一的，看近的，还要戴眼镜。我犹豫一会，说，那就用最贵的。“上二万四的？”“行！”

手术很顺利，上午11点，就完成了。在病房休息了半个多小时，没有异常情况，医生看了看后，就让我回家了，次日去办出院手续。预付了三万一千元。我心里想，只要效果好，花三万元钱买一只眼晴，也值！

次日，女婿陪我到医院办出院手续，帐单上显示，个人支付费用仅为66元。当时我不信。到下午，我的手机上收到两条短信，前天付出的三万一千元，退回了三万零九百三十四元。本人真的只付了66元。复查时，我将此事告诉教授，教授瞪大眼睛望着我：是吗？你是什么级别？只有省级干部才能全免。我说闹不清。便想，是不是那一年，自己被评为湖南省首批优秀专家，当时，全省各系统，各专业，共推出十九人评为首批优秀专家。或者是因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己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不是因为我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退休是按院士的标准，过了七十岁才让我办退休手续？还是丁关根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曾召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的人开过一次座谈会，说是准备给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那些没有相应级别的副主席给予院士待遇。并让我们每个人都填了表。但后来不了了之了……总之，闹不清。

坐在树下，晒着太阳，闻着花香，在手机上写下这篇治眼记，感恩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