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无法驯服竞争，中美欧“三角关系”会比两极对抗更安全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4月5日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此次访华是疫情之后，法国总统和欧盟领导人的首次访华，在俄乌冲突胶着、美国遏制中国日趋加码之际，此次访华被各界寄予很高期待。

巴黎和平论坛创始人兼总干事、法国前外交与欧洲事务部政策规划主任贾斯汀·瓦伊斯（Justin Vaïsse）也是马克龙随行访华团人员之一。4月4日，刚刚抵京的贾斯汀·瓦伊斯，在北京全球化智库（CCG）发表了多极化世界中全球治理的未来的主题演讲，并与CCG理事长王辉耀以及CCG研究员们展开讨论。

演讲中，他提出中美之间大国竞争不可避免，但管控竞争更为重要，他认为欧洲也有责任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带头为全球公共利益提出倡议和解决方案。在问答环节，他对现存的国际多边金融体制无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提出批评，并认为中国可以在国际金融机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巴黎和平论坛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2018年发起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对话平台，旨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搭建桥梁，试图以创新的方式解决全球挑战”。

以下是贾斯汀·瓦伊斯的发言。观察者网经授权翻译整理发布，未经作者审核

贾斯汀·瓦伊斯：首先，我不是官员，所以我的发言不能代表法国政府或欧盟委员会。巴黎和平论坛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而组成论坛的管理机构中，有一半来自全球南方。所以我将从一个欧洲人，从一个全球主义者（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词）的角度，并从巴黎和平论坛的利益出发来做这个演讲。

今天，我想就多极化世界中全球治理的未来讲几点看法。

我们都知道，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有两件大事：其一，大国竞争正全面展开，尤其是中美两国的竞争，竞争俨然成为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特征。第二，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全球挑战，对人类的生存影响会越来越大，使得国际合作成为必要。

如果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过去，在这艘被称为 “地球”的船上，乘客可以尽情争吵，但这艘船仍将继续航行。但是，随着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大流行病和技术带来的风险，乘客们就不能再无视冰山和风暴的到来，他们需要一起面对这些挑战。

问题是，我们如何联合起来？我们如何做到竞中有合？

我先给出结论：我相信美国和中国有责任在气候变化等全球危险面前管控和缓和竞争，我相信欧洲也有责任朝这个方向努力，并带头为全球公共利益提出倡议和解决方案。我相信除国家政府之外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等其他力量也可以一起来缓和竞争，并帮助解决全球问题。

为此，我将提出五点看法。

迫切需要建立全球新规则

第一， 世界对全球规则的迫切需求，甚至超出了我们力所能及。原因有几点。

首先是多极化的发展。作为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间的主导力量，美国曾经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许多公共产品。

我给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这也是巴黎和平论坛积极开展的领域之一，即宇宙空间和轨道的可持续性。

我们设想一下，当中国或者埃及、法国、美国的卫星与另一个卫星相撞，会发生什么？正如大家所知，宇宙太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卫星和太空残片，特别是在低空轨道。所以如果没太空轨道交通规则将非常危险。

这是全人类共享、至少是有航天技术的国家共享的全球公共空间，但是这个领域是无人监管区。一旦发生碰撞的危险时，美国太空部队第18太空控制中队向处于危险中的卫星所有者发送碰撞数据信息，使卫星所有者及时采取规避措施，这些规避手段可以由中国或欧盟得以确认。

目前这种公共监管的服务仍然是由美国提供的。但由于全球日益增长的多极化局势，美国继续提供这种服务的时间将不会太长。因为以前当美国在太空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时候，这是美国的利益所在。但是现在，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力量正在增长，美国可能就不会继续这么做了。因此，这就是我们需要新规则的原因之一。我们需要决定如何管理太空交通，以及如何确保既能享受太空卫星的好处，又没有卫星碰撞的威胁。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许多问题。人类创造了技术，但我们必须对技术进行监管。因而，我们将不得不在数字空间、太空领域、生物技术等等迫切需要全球规则的领域达成共识。

第三个原因是环境的退化。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全球变暖形势严峻，全球平均气温很明显的将超过我们提出的上升1.5摄氏度以内的目标。还有生物多样性消失，在许多方面威胁着我们的生存。

因此，我们需要建立新规则。但是，困难在于如何就这些规则达成一致。

我记得大约十年前，欧盟试图建立一个减少航空业排放的税收制度。你可能也知道，在涉及碳排放的各个行业领域中，航空业和航海运输没有被征碳关税，这令人震惊。显然乘坐飞机的人有能力支付碳排放税。欧盟的这个计划被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拒绝了。因此，欧盟放弃了这个计划，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这的例子说明，如果我们要解决这些挑战，我们首先必须要需达成共识。

最后一个原因是人们的需求。人们非常了解这些全球挑战，他们要求制定规则做出更多的改变。大多数时候，单凭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建立这些规则，因为这是打破边界的全球问题，需要国际的间协调来才能建立规则，并让其发挥作用。

所以总结一下，我们的国际体系需要越来越多的新规则，但是单凭一己之力能力有限。

竞争不总是坏的，世界需要良性竞争

我的第二个看法是，如果能管控竞争，包括中美之间的竞争，竞争对世界是有好处的。

上世纪美苏冷战，曾促使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航天领域、电子通讯和数字领域等等展开竞争，冷战几乎是我们已知的技术进步背后的动机之一。探月竞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世界带来了新技术进步。

更近的例子，如太阳能电池板。你们可能对太阳能电池板的故事很熟悉，特别是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我们被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所超越。但是回头来看，廉价太阳能电池板的大规模生产当然对世界有益，因为我们需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我认为这是良性竞争。

第三个例子是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政府债务。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是补充，因而这是好的竞争，而不是零和游戏。

但是凭一个国家的力量也有一定局限性。因此，我们面对的一大挑战是确保有一个国际金融架构，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提供资金，并确保他们能够实现绿色转型。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还处在绿色转型之前、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阶段，但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2015年的仅仅三个月之间，我们的世界给了自己订了两套规则。第一套是在2015年9月，联合国制订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包括无贫穷、零饥饿、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等，第二套规则是在12月的《巴黎协定》中的气候目标，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内。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做出协调，以及我们如何使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能够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不仅为能使他们解决饥饿摆脱贫困等，而且帮助他们实现气候转型。

今年6月22-23日，马克龙总理将召集一场全球性的峰会，会上他将提出一个新全球新金融机制，预计中国将是与会成员之一。

法国总统马克龙承诺要设立一个新全球金融框架，旨在为发展中国家找到金融解决方案。图片来自聚焦2030网站

中国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走出国门，向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建设基础设施。因此，中国需要成为该解决方案或国际金融改革的一部分，以确保这些国家在陷入财政困境时，能够帮他们解决债务危机。从长远来看，通过这个方案，发展中国家能够为自己融资，为他们的绿色转型提供资金。在这个问题上，良性竞争循环应该占上风。

最后一个说明良性竞争的例子，是矿物资源领域。我们都知道，为了在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中取得成功，我们需要大量的关键矿产，锂、稀土等等。

作为人类，我们都想确保能够大量开发这些矿产，以便我们有足够的原料生产其他重要工业品，并且我们希望矿产开发是在可接受的条件下进行的，不会在解决环境问题的时候产生另一个环境问题。

问题是，我们希望一个竞争的良性循环，而不是一个恶性循环。恶性循环的版本是不可取的，即美国、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在腐败和较低的环境约束和社会标准下竞相逐鹿。如果我们的竞争能够促使我们采取更高的标准，确保我们在非洲、南亚，或者拉丁美洲的矿业生产，能够在这些国家本身转型的时候也得到公平的份额，这将是好的竞争。

因此，巴黎和平论坛正在开始提出倡议，试图在大国之间，包括中国，矿产资源利用上上建立一个共同标准。

要节制和管控竞争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竞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有害和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节制、协调和管控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的竞争。

新冠期间，即使是对手的国家，我们也需要积极合作以弥补国家彼此之间的脆弱联系。然而，大国政治往往占了上风，并采取了零和博弈的逻辑。这样做的风险在于，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零和博弈，甚至在我们必须合作以获得共同利益的领域。

因此，要么你驯服竞争，减少竞争，或者规范竞争，要么支持广泛竞争，但是对不同领域区别对待：即在地缘政治领域剑拔弩张，但在全球气候领域展开合作等，这样做有时候是行不通的。

例如，一个月前，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告诉记者，因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日益紧张的局势，他们与中国同行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努力几乎已经停止了。

我们真的可以在地缘政治上展开竞争，但在其他问题上展开合作吗？我担心，合作意愿会被激烈的地缘竞争蒙上阴影。

合作的主体有时会被政治所挟持，这更糟糕。最新的趋势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通过贸易制裁、移民限制等等手段被武器化。因此，即使我们可以合作的领域，有时也被用作竞争的工具。

因此，我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某种意义上尝试管控和减少竞争。

一个多月前，CCG在德国组织的慕安会晚宴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发言给我很多启发。艾利森说，甚至可以相信，目前的形势会发展到某种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互相确保毁灭）状态。M.A.D.是冷战期间形成的机制，签约方用某种全球问题作为人质，以便展开竞争。

即使我们撇开气候变化这些全球问题不谈，无论中美之间的极端紧张关系是传统的、反政治的，还是核领域的竞争，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坏消息，因为两极分化的加剧，会对贸易、对其他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因此，我认为除了管控竞争为合作留下一点空间，别无他法。

构建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

我要讲的第四点是，中美欧三方可以提出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三角关系，这会比两极对抗的关系更加稳定。

很有意思的是，在冷战期间，即使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超级大国也能展开合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冷战初期的合作更多，这是事实。但在冷战期间大国之间仍然设法合作，甚至签署有约束力的条约，涉及到南极、太空、军备控制、消除天花等等领域，消除天花是冷战期间全球卫生健康领域的重大胜利之一。

引人瞩目的是，与冷战时期相比，现在似乎更难通过联合国达成任何合作。所以冷战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在往错误的方向发展。

2022年底，“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中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我认为这是值得赞赏的事情。

2022年12月19日凌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就“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达成一致。20日，大会主席黄润秋在蒙特利尔会议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另外，上个月，各国就公海生物多样性保护达成协定案文，今年晚些时候会签订公海生物多样性条约 (BBNJ)协议，这将一个决定性的协议。这个协议对地球上这一大片区域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非常重要。

因此，你看，国际间的合作也有一些好的迹象。我认为我们也可以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但是，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其他方面的合作情况并不乐观。

所以，这就要求进行外交努力。不仅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外交努力，也包括其他国家的参与。我认为欧盟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很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外交“脱险"（derisking)，而不是 "脱钩"，我认为这是一个更有希望的办法。因为 "脱钩 "必然会使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僵。

另外，这要求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在构建多边主义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立约束性规则和合作性规则。但我认为这还不够。

政府间合作不足应对挑战，非政府力量正在发挥作用

第五点，也就是发挥巴黎合作论坛等非政府机构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正在做的。

我认为，所有形式的合作都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和中国应该更多地彼此学习，在竞争中合作。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帮助，但我也认为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也可以提供帮助。在许多领域，政府间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被阻止，或者说政府间的合作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

我们一直在谈论冷战时期的两极化，战后的单极化，以及现在的多极化。但问题是，极是什么？极是一国政府的权力集中，或者几国政府的权力集中。

没错，因为紧张局势上升，疫情的爆发，传统政府角色在过去几年被强化了。但是，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政府力量也在弱化，而其他民间和社会的力量在发挥更大作用。

技术的进步以前都是国家推动开发的，比如核技术。但是，现在有一些领域，比如数字领域，在过去40年里有了很大的增长，却都是由私人机构创新发展出来的。

同样，生物技术等其他方面的技术也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还有全球健康行业，有许多其他参与者，不仅仅是政府，还有慈善基金会，非政府组织等。

因此，有一系列的议题它是由民间和社会组织来运行的，而且更加有效，可以在不同领域中取得进展，并联系各方参与者，不仅仅是政府。这正是巴黎和平论坛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因此，我们确实有政府代表，但我们也联合来自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的力量、专家和智库等等，我们围绕在联合国受阻的议题，力图推进这些议程，在规范和政治动员方面取得进展。

我提到过太空领域。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公司，来自全球北方和南方国家的太空机构，包括中国公司，发起了 "净零空间”倡议。在这个行动联盟中，我们试图使得低低空轨道上的碎片数量保持稳定或者减少，使太空轨道可持续，这样我们就不会像破坏地球环境那样去破坏太空环境，我们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享受太空技术给我们的好处。

我还应该提一下，我们和中国合作很好的另一项工作。一年前我们发起“气候过冲委员会”（the Climate Overshoot Commission），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和平论坛的前主席帕斯卡尔·莱米领导，共有15名委员，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也包括一名中国委员。

“气候过冲委员会”将着重关注，当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超过1.5度时我们该怎么做？不幸的是，很可能会超过1.5度。因此，减排是关键核心问题，而且应该继续是关键核心。

我们必须想得更远一些，因为我们将承受气候变化的后果，即使我们在缓解全球变暖方面做得非常好。因为气候变暖是常年累积的，所以会有更多对人类不利的后果。

最后一个例子，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关键矿产的开采，我们发起了呼吁行动，以确保国家间的竞争在社会规范、环境和地缘政治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进行，并确保竞争不会阻碍开采，确保有足够的矿物资源来保障本土国家的绿色转型。

鉴于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所以我们要邀请中国方面的人士来参与这一倡议。这是我随法国马克龙总统和欧盟范德廉主席访问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以下为问答环节：

CCG理事长王辉耀：我知道您比法国总统访问中国的航班早一天抵京，这次随马克龙总统一同来华的还有很多欧洲的企业家代表随同访问。您如何评价这次法国总统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访华，以及经贸联系所发挥的作用？另外，您刚从机场过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到中国所听所见的感受？

贾斯汀·瓦伊斯： 这是在疫情结束之后马克龙总统第一次大型访问。我认为这真的很重要，因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直接接触、直接对话，对法国，特别是中国，真的很重要。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知道CCG一直在积极寻求开拓交流。但是为了更加有效的沟通，解决我前面提到的驯服竞争，确保人们之间能够充分理解，线下面对面的交流很有必要。

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了双方的繁荣等等，也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且从规模来看，商务联系可能是人与人交流的第一动机。

因此，我认为应该鼓励这种经贸来往，我们应该努力双方建立尽可能多可预测的规则，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觉，认为现在的规则已经足够了，还不够。所以需要通过最高级别的政治讨论，以确保我们的合作。

我们有许多国与国大规模贸易的例子，即使在彼此发生战争期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和英国、德国和法国之间还在做贸易。贸易本身并不产生和平，但它有助于缓解冲突。因此，我认为经济贸易联系应该继续，并使之成为一个可预测和更有益的工具。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是在1990年代末。作为一个背包客，我坐火车和公共汽车在中国旅行。我认为那是一种很好的经验，我建议喜欢背包旅行的可以尝试。

这次到中国，我刚刚意识到的一个问题，也许CCG可以做些什么。现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支付形式都是通过智能手机，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过去只使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会非常困难。我担心的一个问题是，这可能会限制外国人或年轻学生访问中国。

第三点，我真的相信中美之间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靠的，中美欧之间的三角讨论真的很重要。

我很了解美国。我是专注于中美外交政策的历史学家。华盛顿有一种强烈的反华情绪，而且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现在能够达成一致的少数事情之一。所以他们非常感谢中国，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两党能达成一丝共识。

这是个笑话，但其实不好笑。我们应该非常小心，最近中美关系日趋恶化。我们应该保持面对面对话的机制畅通。我认为通过与中美之间进行坦诚的对话，欧洲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最后一点，直面分歧是很重要的，这也是竞争中合作的一种方式。我希望这次访问，我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能取得进展，这是外交议程的首要事情。我认为他们需要有趋同，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可以达到更高水平的趋同。

CCG研究员明竺（Zoon Ahmed Khan）：很高兴看到世界各地的学者、专业人士回到中国，这些面对面的互动非常重要的。我首先要对您提到的在线支付系统做一个简单的评论。我最近发现，您可以从有微信支付账号的人那里获得一张亲属卡，这样支付就很容易了。

我的问题是关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您提到巴黎合作论坛的组织机构50%左右来自全球南方。现在在全球南部有很多关于规则与法律秩序的讨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布雷顿森林机构的不公正性，或对其经济的负面影响，而且他们意识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实际上对全球规则和秩序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对中国的认知不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充满怀疑。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涉及到联合国SDGs目标和气候问题时，存在很多问题，不仅是适应性，还有不公正，和需要加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的问题。那么，当涉及到未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时，您对如何加强全球南方话语权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认为强化南方国家的声音实际上可以减少今天全球大国之间的误解？

贾斯汀·瓦伊斯: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提到6月22日和23日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新金融机制峰会将提供部分答案。

为什么选择今年召开这个峰会，是有原因的。2023年提供了一个机会窗口，因为在美国没有选举，其他地方相对稳定。

印度今年担任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而美国和欧洲将主持Cop28主席团。顺便说一下，印度也是6月巴黎新金融机制峰会的共同主席。

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每个人都不满意。从外交角度讲，大家对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运作方式不满意。这也是一个机会，因为现任世行行长戴维·马尔帕斯今年将卸任，我们将迎来一个新行长。

许多国家正在动员起来，围绕布雷顿森林体制，以及目前的国际金融架构不适应我们的时代展开讨论。你知道，像巴基斯坦在去年8月遭遇可怕的洪水，成千上万的人死亡。那怎么能指望他们偿还IMF的债务？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机制，需要对多边开发银行进行改革。

布林顿森林机构的问题与政府债务解决相关，而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不是巴黎俱乐部的成员，而巴黎俱乐部聚集了主要借款方。即使巴黎俱乐部完全消除债务，它也只是一个非常局部的解决方案，因为私人贷款者和中国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

因此，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改革，特别提款权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为出现债务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流动性？这就是6月巴黎新金融机制峰会的目的，我们要对这些问题展开新的思考。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放弃20世纪40年代，甚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在此基础上的华盛顿共识，并思考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多边机构在气候变化时代应该做什么，必须保持对优先事项的关注，但我们需要记住，我们需要使新机制可持续。

因此，为了加强全球南方的声音，我们不仅会邀请南方国家人士出席峰会，他们将有机会充分传递他们的声音。我们有一些基金会资助他们的旅行，以确保他们将出席。不仅如此，他们能够与峰会创建者进行对话，以便在做出决策之前吸收他们的意见。不仅是在峰会上，峰会之后这种沟通还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