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祁志祥：重写中国思想史

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祁志祥《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新书发布会暨重写中国思想史高端论坛将于3月26日在上海图书馆东馆举行。据了解，虽然国际学界对中国是否有哲学一直有着争议，但都承认中国的哲学思想有自己的特色。在这方面，李泽厚、葛兆光、汪晖等学者著述甚丰，并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是祁志祥教授独自撰写、并探索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尝试，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全书84万字，广采博览，自出机杼，不仅在中国思想史现有著作中体量最大，而且从谋篇布局、框架结构到材料拓展、个案研究、基本结论都有许多独创和突破，为刷新学科史格局、推进学科史进步作出了贡献。为此，美中时报在论坛召开前夕独家采访了祁志祥教授。

美中时报：祁教授，您好！公开信息显示，您是中国著名的美学史家和美学理论家，不仅出版有《中国美学通史》《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中国美学全史》，还出版有《乐感美学》，提出“美是有价值的乐感对象”这个全新命题，是“乐感美学”学说的创始人。最近看到您出版了《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上、下两册，达80多万字。一般看来，思想史与美学史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您是如何打通的？二者的关系如何？

祁志祥：美学史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思想史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既与形式快感的规律相关，也与真理的化身、道德的象征交叉。美作为有价值的愉快对象，美学史上关于美的思考与探寻真、善价值的思想史是融合在一起的。研究中国美学史，必须以对中国思想史的把握为背景。美学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不同的世界观决定着对美的不同看法。美作为有价值的乐感对象，在拥有不同世界观的哲学派别来看是不同的，比如中国历史上儒家、道家、佛家、玄学对美的看法即然。如果对儒、道、佛、玄等哲学派别的世界观及其历史演变不具备相应的积累，就无法写出令人满意的中国美学史。要之，离开中国思想史积累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是无根的、单薄的，经不起学术检验的。因此，我在研究中国美学史的同时，一直关注中国思想史及其近邻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并在长期的浸染中发现了不少问题，形成了许多自己的看法。

2002年，我出版《中国人学史》，并在湖南的《书屋》和加拿大的《文化中国》上发表《中国人学思想历史演进的总体把握》长文，初步表达了我对中国思想史问题的不同思考。2007年，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论文，提出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呈现出“四次启蒙”；2008年，我在上海市社联征文中提交《中国人文思想史上的六次启蒙》一文，再次系统表述我对中国思想史古今演变规律的独特思考。论文获当年评选的优秀论文，并在《浙江工商大学学报》连载。2017年前后，当我完成了《中国美学全史》之后，就转过身来，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史“四次启蒙”的指导，以一人之力，开始了“重写中国思想史”的漫漫征程。

“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命题是我在2020年第2期《探索与争鸣》杂志上撰文提出的，副题是“中国思想史上若干重大问题的反思与构想”。同年第11期《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并作为重点文章在封面推出。《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是“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乐章。它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期的揭示，也是对本人提出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四次启蒙”中第一次启蒙的论证。

美中时报：先秦思想史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许多大家、名家都有研究成果，有的思想观点已形成定论，为学界所沿用。作为后来者，您的著作与他们相比，有哪些不同与突破？

祁志祥：我们对于前人成果的态度是：继承并超越。前人的成果，从材料收集，到义理阐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成果。借鉴、继承它们，不仅是对前贤应有的尊重，也是进一步前行必须拥有的出发点。但是我们也不讳言超越，因为如果不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与超越，“重写中国思想史”的工程也就没有必要开启了。

这部《先秦思想史》就是“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一部分。既是“重写”，就与现有的同类著作有所不同或突破。这些不同或突破主要有：

一、关于先秦思想史的整体定位，综合王国维、冯友兰、彭林、韦政通等人的研究成果，以对上古历史传说和神话传说的研究和对先秦所有值得研究的典籍的大量个案研究揭示：以殷周的分界为分水岭，殷商以前是万物有灵、神灵至上的神学蒙昧时代，周代是以人为本、人的觉醒的启蒙时代。先秦思想史的总体走向，是从“神本”到“人本”，从而突破了张光直、葛兆光等人的殷周文化一体不分论。

二、殷商以前虽以神灵至上为本，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观念。侯外庐、顾颉刚、郭沫若、晁福林等人依据对殷墟甲骨文的训释断言殷商之前不存在道德观念，不仅无法解释何以周初的道德概念体系能够如此丰富详备，也无法解释《尚书·虞夏书》及《商书》对于尧、舜、禹、汤、盘庚及皋陶、伯益、箕子等圣王贤臣的道德修为，更无法解释关于三皇五帝历史传说中的道德色彩以及“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君主发生论。本书以逻辑推理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原则，搜列了史籍中关于五帝与夏商德治思想的记载，揭示了上古至夏商时期道德观念的萌芽，否定了上古至夏商不存在道德观念的现有观点。

三、关于周代的思想启蒙，它以对“人”在世界万物中至上地位的确认、“人”对自我本性的意识以及对内圣外王“人道”的深刻认知为标志，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昊天不平”，“祸福人召”、“吉凶由人”，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时代。李泽厚说魏晋才是中国思想史上“人的觉醒”时代是不准确的，也是对周代在中国思想史上崇高地位的无视，容易形成误导，应当加以矫正。

四、过去谈周代思想史的伟大意义，只是局限于诸子百家活跃的东周春秋战国时期，比如冯友兰、韦政通都把“人之发现”归功于孔子，忽略了西周的贡献和意义。本书依据《周书》《周礼》《周易》《诗经》《国语》，将周代“人的觉醒”的上限上推到周文王、武王，特别是周公，兼及成王、康王，指出孔子儒学乃是对文武之道和周初敬德保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强调将东周与西周联合起来，肯定整个周代791年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地位和伟大意义，前所未有，堪称独得。

五、评述范围大大拓展。过去的先秦思想史著作不讲神话。本书设专章从上古神话的完整架构与神本指向写起，恰恰有力印证了这个时期的万物有灵思想特征。过去的先秦思想史著作只对东周诸子设专章评述，对西周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六经”（或“五经”）不设专章评述，对记言叙事的史书也以其是他事迹言论的记录不设专章评述。本书不仅弥补了在周代思想界影响极大的“五经”思想的专章（体现为专节）评述，而且依据中国古代史书由《春秋》开辟的“寓主意于客位”（刘熙载语）的传统，对《国语》《左传》《战国策》设专章评述，不仅分析史家的主体思想，而且分析史书所反映的周代的思想。在诸子专章评述中，也在材料辨伪的基础上补充了许多单元，如《鬻子》《关尹子》《文子》《鹖冠子》《申子》《慎子》《尸子》《太公六韬》《司马法》《尉缭子》《孔子家语》等。这就使得周代思想史的面貌得到了尽可能全面的呈现。

六、吸纳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和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对研究评述对象的材料真伪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考辨，摘去了八部先秦古籍的“伪书”帽子，理直气壮地将它们纳入评述视野，对其他十部未经出土文献证实的典籍，也在考析或附加说明的基础上加以评述。这就使得本书评述对象的合法性得到了有力的论证，也为本书评述范围的拓展提供了合法性保障。

七、在每个个案研究方面，突破过去同类著作思想要点的简单罗列，重在挖掘、分析不同要点之间的逻辑转换关系，努力呈现评述对象思想系统的有机结构，使得个案研究评述不断出新，能够被各类期刊采用刊发。

八、吸收最新成果，打破既有成见，对先秦思想史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形态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三皇五帝时代是以禅让制为标志的公天下时代，夏商周三代是世袭制的家天下时代，但同时是实行政治分权的封建制时代，夏商封建是异姓为主的松散的氏族封建，周代封建是同姓为主的集中的宗法封建，但由于封建诸侯在西周拥有半独立的自治权，在东周拥有全独立的自治权，所以诞生了西周较为宽松的思想空间和东周百家争鸣的轴心文明。

美中时报：您近年提出要重写中国思想史，在学术界影响广泛。《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您看作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乐章”。请问您主张重写中国思想史并率先垂范是基于什么考虑？

祁志祥：中国思想史是一门基础学科，它为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中国文学、中国美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的研究提供背景知识与基本指导。然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严重滞后。两部代表性的著作出版至今已有二三十年，如张岂之主编的高校统编教材《中国思想史》出版于1989年，葛兆光撰写的《中国思想史》出版于1998年。它们的成就不容否认，但不足也勿庸讳言。在思想史所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形态及其与思想史的关系、周代与殷商以前的思想文化是浑然一体还是有根本不同、西周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和伟大意义、汉代思想界的特征是儒道分裂还是儒道合一、如何辨正认识汉代儒学天命化的蒙昧缺失与积极意义、如何理解魏晋玄学“适性”追求的两种不同涵义、如何辨正认识魏晋风度人性解放与兽性放纵的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为什么说用“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概括隋唐、宋明思想界的时代特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用“唐宋儒学”来概括隋唐宋元一以贯之的思想特征？如何认识“唐宋儒学”开始产生时期的合理性与后期的荒谬性？为什么我们要把明代从“宋明理学”中拆解开来，与清代合并，提出“明清实学”，作为对这个时期反对此前唯理主义蒙昧思潮的启蒙特征的概括？如此等等。如果说这些问题是现有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存在的严重不足，那就必须从我做起，拿出成果来说话。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其实，以上这些问题，我早在十几年前就强烈感受到，有一种如梗塞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只是当时分身乏术。当《中国美学全史》完成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新的战役中。我希望用实实在在的成果来推动中国思想史学科的进展，也欢迎有志之士共同加盟到刷新这门学科面目的事业中来。

美中时报：你曾说要致力于打造“有思想的历史”。这是近年来一个新的历史学观念，不少学者都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请具体谈谈如何理解“有思想的历史”。

祁志祥：我说的“有思想的历史”，是一个与“有材料的历史”相对的概念。中国思想史必须尽量占有材料，以可靠的材料为基础，用材料去说话。但这只是写好中国思想史的一方面要求，而不是全部。如果我们只是在材料的考证、占有上下工夫，将中国思想史写成材料的简单罗列与编年式的堆砌，见不出什么作者的思想提炼、逻辑概括与匠心独运，那么，这样的中国思想史肯定不是一部成功的思想史著作。

中国思想史是一个交叉学科。它的近邻是哲学与史学。哲学重在材料的义理阐发，史学重在材料的出处考据。二者可以有所偏重，但不可有所偏废。哲学的义理阐发必须依托可靠的史料，否则便成无根的浮萍。史学的考据必须不忘其意义指向，否则便成无用的死学问。王元化先生在世时，强调“有学问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问”。中国思想史的撰写，最值得防止的偏向是“无思想的学问”或“无思想的历史”。

美中时报：“有思想的历史”，与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您看来，《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哪些属于您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您在书中提出了哪些新思想？

祁志祥：司马迁的《史记》仿效孔子的《春秋》笔法，“善善”“恶恶”，于历史叙事中寓含主体的褒贬之意，在三千年的朝代更迭、古今之变中揭示仁者获天佑、暴者遭天谴的兴废之理，所以既是一部记叙五帝至汉武帝时代三千年往事的纪传类通史，也是一部包含着司马迁天人感应、仁王暴亡思想主题的“一家之言”。

《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既是对上古到周代思想史演变历程的史料爬梳与还原呈现，也是对这些史料所蕴含的意义指向的提炼概括与综合归类。从三皇五帝到夏商，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民间日常，盛行的是万物有灵、以神为本的蒙昧主义的巫史文化。周代迎来了天不可信、神未必灵、“贵人”“先人”、“以人为本”的启蒙思潮，集中探讨“人性”及“人道”问题，带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轴心文明”。这是对以前神本思想、巫史文化的“祛魅”。整个周代，而不是只有东周，是中国思想史上以“人的觉醒”为标志的“第一个启蒙时代”。

美中时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您认为，先秦思想对当代有哪些值得继承与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有哪些启迪？

祁志祥：人同此身、身同此理。人类的思想文明既有不可通约的历史性，也有一以贯之的相通性。周代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启蒙时代，虽然没有抹去自古以来留下的神学蒙昧观念，但总体上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人性”与“人道”，“人道”中包括“外王之道”与“内圣之道”，“外王之道”中包括“君道”与“臣道”、“富民”之道与“化民”之道、礼教之道与法治之道，“内圣之道”中包括“孝道”与各种人伦之道等等，都作出了极为深刻、丰富的探讨与论述。这些思想表述有的甚至不需要翻译或阐释，在今天的政治生活和道德建设中就可以发挥借鉴、指导作用。比如：

1、“天下为公”的执政理想。所谓“立君为民”、“立天子以为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

2、“人本”“民本”的执政理念。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霸王所始，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保民而王，莫之能御”。

3、因人性而治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明于情性而后可论为政。”

4、人性平等论。人人具有“人心”与“道心”、“情欲”与“理性”、恶性与善性，“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

5、保障民生、满足民欲论。“凡治天下，必先富民。”“因民之利”、“制民之产”。

6、节制民欲、以法弼教论。所谓礼乐化民、“德主刑辅”。

7、顺应民心、鼓励民言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8、自我反省的内圣修养论。“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9、诛“独夫”“无道”的“革命”思想。“从道不从君。”“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10、“存亡平乱、为民除害”的“义兵”思想。所谓“以义为战”，“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如此等等的闪光思想，令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先秦思想史》将这些精彩的今天值得继承与发扬光大的精神遗产都尽力作了掘发，对当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极好的启迪作用。

美中时报：重写中国思想史是一个宏大的文化工程。如果说《先秦思想史：从神本到人本》是您重写中国思想史的第一乐章，那么第二个乐章是什么？进展情况如何？什么时候完成？

祁志祥：按照我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四次启蒙”历史规律的概括与一次启蒙写一个乐章的设计，“重写中国思想史”当分四个乐章，第二个乐章应是《秦汉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从道德神学到适性逍遥》。但周代的思想太过精彩与辉煌，现实意义太大，我觉得应当停留下来，好好端详、细细品味一番，分享给大家。所以我在按照历时的顺序完成《先秦思想史》后，又按逻辑的肌理，选取、设计了二十多个专题，写了一部五十万字的《“人的觉醒”：周代思想的启蒙景观》。

说得通俗一点，这是一部《周代思想概论》类的著作。与《先秦思想史》一样，这也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去年已完成送审，可以视为第一乐章的追加或后续部分，将来以《先秦思想史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启蒙》为题加以合并。第二个乐章《秦汉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第二次启蒙》也已经写作过半，进展顺利。

按照三年写一个启蒙的计划，整个工程的完工大概还需要八年左右。一人重写中国思想史，这是个充满艰辛、极富挑战的工程，也是极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求知的快感”的事业。虽然道路险阻，吾将踏实精进，踽踽独行。请大家同行见证，亦请各位关照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