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往事：扒火车、被卖猪仔、住窝棚区、一代打工人的悲欢离合

我叫魏长铎，1963年出生，是河南新野人，我只读了一年高中，因为家庭条件困难，没能继续读下去。根据当时的要求，高中只需要上两年，就可以毕业。也就是说，只有高一与高二，没有高三，高二上完，就算高中毕业。

后面的三年毕业，是之后变更的。学校教导主任给我开了一个休学证明，如果还想继续来上学，或者能继续来上学，可以过来读书，不用再考试。但因为家庭困难，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进入高中的校园。

高中没办法读书，我只能回到家中种地，种了一段时间田地，觉得要学一门手艺比较好。毕竟技多不压身。为此，我在附近的唐河县，报了一个木工学徒班，学费是100来元。40年前，极少有人做木工培训这个行业。放在当时，思维还算先进。

（平顶山煤矿下班后，在路上拍摄）

但木工学徒，中途需要加钱，我又因为这个没能将学业学完，但也学了七八成功夫。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这个木工培训班也解散了。

木工培训班解散之后，通过熟人介绍，我进入了平顶山的煤矿，当上了煤矿工人。矿工是个高危职业，说不准就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故。矿工的资每个月工是120元，而当时镇政府机关干部的工资，也才30来元。

采矿的日子，一晃就是两年。

1985年，我结婚了。因为有孩子，就只能在家种地，又兼顾照顾孩子。种地是无奈的选择。因为有点木工基础，到了农闲的时候，我跟着工头出去做木工，主要是给农家的客户做衣柜、椅子、木床、板车等木工家具。那个时候，全部是骑着自行车去农家打工，其实就在周边的镇子上工作。

出去需要带上斧头、凿子、钻、卡尺、打线的墨盒等工具。农村的客户，直接将需要的木材准备好，我们再过去开工，中午农户再管一顿饭吃，炒几个菜。比如，一个板车车厢，一天就可以制作好，而一天的工钱，大概也就是6元钱。

八九十年代，种地需要缴纳农业税与管理费。种地基本是望天收，旱涝都不收，农药、化肥、种子、浇地、收割、那都是成本，基本赚不到什么钱。

根本没有外出靠木工手艺挣钱多。后来，我又做过制作铝锅的行当，简单说就是带着锅炉、煤炭、鼓风机四处跑着做生意，到农村给人制作铝锅。

农户拿着铝材，放入我的锅炉内，融化后倒入模具，凝结之后，打开模具，去除披风，就是一个铝锅，依靠这个来赚点小钱。虽然做着小生意，日子依然过的不如意，其实大家那个时候，都普遍过得不富裕。

（2）

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在深圳大地上蔓延。

一些去深圳打工的人发了小财，这件事在农村传开了。种地根本没有盼头，1993年，我也打算去深圳经济特区闯一闯，农村实在太难。父母身体不好，小孩上学又要开销，经过大队书记开的一张证明，我与村子其他老乡踏上了去深圳的道路。

证明的内容是“因家庭困难，需要外出打工”。

为了省钱，我们几个老乡都是靠扒着火车去深圳。去之前，每个人都准备了半蛇皮袋馒头，还有十斤壶装的冷开水。我们从唐河县城，坐汽车到信阳火车站，中间的车费是10元钱。

到了火车站，要观察这辆火车是去哪里的，只要是往南方的，我们就翻墙过去，偷偷坐上货运火车。尽管保安要阻拦，但我们依然要翻墙过去，跳入货运火车的车厢内，车厢没有盖子，是露天的，有的用帆布盖着。扒火车不为别的，只为生活，因为我们连路费都凑不起，只能如此。

魏长铎与妻子

有的火车到武汉就停下来，往上海或者重庆发，我们就需要及时跳下车，再伺机扒其他的火车，比如跳入去长沙，或者岳阳的火车。就这样，一路扒车，一路转车，倒腾了四五次火车，我们才顺利的到达广州。

在扒火车的途中，遇上下雨，我们就把帆布搭在头上，几个老乡围在一起避雨。那一次没有注意，我的半袋馒头，全部被帆布上的一窝雨水打湿。

到广州火车站后，我们又转大巴前往深圳新桥。车费是20元，但到广州市增城区的新塘镇后，我们就被大巴车司机赶下来。我们一二再，再二三的强调到深圳新桥，但到了广州新塘就被赶下来。司机却嘟囔着，打马虎眼说：“你不是说到新塘吗？这里就是啊，赶快下去。”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被“卖猪仔”了，我和老乡们，又从新塘转车到深圳新桥。

到广州火车站后，我身上只剩下20元，坐车到信阳，已经花费了10元，总共带了30元，只能暂时问老乡借一借，因为是一个村，甚至隔壁村的，也都比较照顾。

（3）

此时的我，刚好30岁，在一家玩具厂内打扫卫生，不包吃，不包住，一个月是200元，工厂就在现在的新桥街道上星社区。

工作是我的弟弟找的，通过本地人的介绍，才能进入。那个时候，进入关内，需要边防证，在深圳居住，还要暂住证。

来深圳新桥的时候，根本没有像样的地方居住，我就住在窝棚区。窝棚区在目前的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益华电子城水沟边，用竹竿搭个棚子，盖上帆布。几个老乡就住在里面。

住窝棚区的不止河南人，四川、广西、湖南、贵州都有。只是老乡多数和老乡在一起。窝棚区周边还生满许多杂草，但没有几个人去处理，只要不挨着自己的窝棚就可以。

我白天去上班，晚上回到窝棚区居住。照明用的是蜡烛，煮饭是几块砖头垒起来，架上铁锅烧柴，柴是在清平古墟周边捡树枝烧。遇上下雨，就烧以前捡的烂衣服，烂鞋子烧火。水是在村子里，用十斤壶或者二十斤壶打的。

做工程时

窝棚区旁边的水沟与沙井的珠江口相连，然后通往大海，涨潮或者下大雨的时候，棚子的地面都是水，或一场台风来，没有固定好的棚子，就被台风卷走。印象最深的是，隔壁一个窝棚的妇女，下班回来揭开被子时，里面就盘着一条蛇。

我因为在工厂扫地，偶尔捡到别人不要的铁网床，就搬回去自己用，不是贴着地面睡，并没有像其他人那么糟糕。

尽管住宿条件艰苦，我们还时常遇上查暂住证的袭击。一旦来查暂住证，我们就一窝蜂的跳河逃走，从河的这边，逃到河的对面去。否则被抓到，基本是送到樟木头或者河源去修铁路，或者花钱来赎人。

在窝棚区居住了两年，新桥这边已经开始搭建铁皮房子，慢慢的，我搬入了进去。

孩子要上学，我回到了河南老家几年。期间多次踏入深圳，但时间都不长，以打零工的方式来。农活忙，就回家；农活不忙，就来深圳打零工，这也是大部分河南人的习惯。生活不容易，谁也不愿意整天盯着一亩三分地，浪费大好的时光，赋闲在家。

2003年，我再次来到深圳，买了一辆三轮摩托开始做搬家的行当。三轮车的尾部板子或两边的板子上，都写上“拉货搬家”的字眼，平时就在沙井客运站等客人。

那时，从沙井客运站拉一车货物到沙井老街，才收五元钱。我那时候在上星社区居住，有一次，我的车子规规矩矩的停在一边，但一位开货车的人，在倒车的时候，将我的三轮车挤坏了。

我找司机理论，司机就开始骂人。后来又叫了一群人，拿着管制物品，找我们准备砍人，我的弟弟在深圳比较久，找到本地人帮忙调解，又向这位司机赔礼道歉，说自己有眼不识泰山等，才得以息事宁人。否则，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天，消失在这个地球上。

（多年后，魏长铎成为老板）

2004年，我跟着装修公司学贴瓷砖、安装水电、打墙、清理装修垃圾、通下水道，只要能赚钱的活，我都做。并累积了一些资源。

2008年，我技术成熟后，成立了一家公司，自己手下带着几个人，承包零散工程。比之前进厂打工与搬家的收入要高一些。

一次，我接了龙华的一个装修订单，订单是通过转介绍的。装修的是一个办公室，总共装修了15天，工钱加材料，总共需要四万多元。当时中介只给了一万多元。等我们把所有的施工都完成之后，这个中介却消失不见了。

2004年，小工一天是40元，大工一天是60元，几万元对于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魏长铎

当我们去找业主的时候，业主却说，他把所有的工程款项，全部结给了中间商，自己一直与中间商沟通，并没有与具体的施工队签订什么协议。

我咨询过律师：律师说，这种属于中间商卷钱逃跑，除非找到中间人，否则这个钱也拿不回来。这是我吃的一次哑巴亏，但谁也没有办法。这个属于工程款上的风险。

另外一个是人身安全的风险，因为工程比较复杂。

比如打墙，墙倒了可能砸到人；瓷砖片可能飞射出去，伤到人。之前，我见到一个同行，他们利用高压水枪去清理下水道，进行管道疏通的时候，没有拿好把柄，结果水枪回弹过来，打瞎了一只眼睛。像切割机，钻机，一旦安全措施做不到位，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今年的我已经六十岁，回首30年前来深圳的时光，依然历历在目，而有的往事，却像尘烟一样消失在记忆里。

口述：魏长铎

撰文：王国军

2023年3月20日

深圳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