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市井街巷里生长出来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文章惊海内，书札到公卿

据说，老舍是作品入选语文教科书数量最多的作家，共有29篇文章入选，我没做过统计，不过，至少说个之一当是可信的。

任何一个中国文学爱好者，书架上肯定是会有老舍著作的，我看他的作品可算是不少了，不但有他的许多版本的作品集，各类影视作品的录像带和光盘，也装了满满的一大盒，《茶馆》《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月牙儿》，琳琅满目。

甚至如《二马》这样稍显小众些的也在其中，闲暇之时放上一段，细细地品味一二，那北平地道的语言魅力，让人陶醉其中，妙不可言。

老舍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在曾经的“鲁郭茅，巴老曹”六大知名作家中，也煌列其中，而现在，他的排名应该是超过了郭沫若和巴金，是紧接鲁迅的存在。

最早知道他名字时，感觉他就是一位出身贫民，在胡同里长大的一位穷孩子，却并没想到，他还是一位留过洋的学者，是一位身兼翻译家的学者，这是因为在他的作品中，那浓浓的“京味”，通惯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底层民众生活的风韵，使人忘却了，这是出自于一位沐浴过英伦风情的文士之手。

我在北京打工的小二十年中，住在亚运村，离住地不远，便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是饭后散步就到的距离，所以，也是经常去参观，那时的馆长是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因此，有关老舍的内容自然也是很详细醒目，加之在一大群的民国文学大师中，老舍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有着足以傲视群雄的资本。

1950年5月，老舍在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

老舍是1899年生人，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满族家庭中，属满州正红旗，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当老舍一岁多时，在庚子之变的守护正阳门的战斗中阵亡，尸骨无存，全家靠母亲替人洗衣裳做活计维持生活，是属于旗人中最贫困的底层民众。

他原名舒庆春，孩童时代因家贫无缘读书，直到九岁时，遇到他此生的大贵人刘寿绵刘先生，资助其读书，按老舍的话说，“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与意义。”

老舍在这位刘大叔的帮助下，从小学一直读到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并当了小学校长，两年后还成为京师教育局的公务员，可是，由于他不愿同旧势力同流合污，于是便辞职，重新回到学校教书，也许，这样的生活能平抚他善良的心。

22岁时，他开始发表小说，一年后，加入基督教，于25岁远赴英国留学，开始在《小说月报》上，以老舍署名连载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 在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他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等小说，一时声名大噪。

六年后，老舍回国，任教于山东的齐鲁大学，他一边教课一边写作，及抗战爆发，他竭力宣传抗日，并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如《猫城记》《离婚》等等，直到抗战胜利后，他开始写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一举奠定了他一流大师的地位。

这部史诗级的小说，我是先看的电视剧，在骆玉笙先生厚重动听的唱词中，激昂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将沦陷中北平民众的生活场景，如一幅幅画卷般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祁瑞宣、韵梅、祁老太爷、大赤包、冠晓荷、胖菊子，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将日伪时期的众生像刻画得极为入骨，在那个特殊的大背景下，普通民众复杂的心态和甘为汉奸的丑恶嘴脸，通过演员出神入化的艺术表现，深入人心。

稍稍让人不解的是，这部小说先是在报刊上连载，但却并没有载完，原因不得而知；而后便出版图书，残缺了最后的13章，原稿也在文革中被毁。

直到文革结束后，在返还抄家物品时，舒乙先生发现了在美国出版的英文版《四世同堂》，为补足这一缺憾，有关人士又从英文版翻译了这最后13章的内容，并于2017年，方才将这部小说以完整的形式面世，这中间的曲折原由，实在是为人感叹。

在早期创作中，最负盛名的《骆驼祥子》尤为引人注目，这部小说以二十年代的旧北平为背景，描绘出一幅生活在北洋时代底层人民生活的风俗场景，自从这部小说拍成电影被搬上荧幕后，张丰毅主演的祥子形象更是深入人心，成为那个时代北京贫苦人民的代表。

这是在1936年时，老舍听一个朋友说起他雇佣车夫的真实经历，他便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但却又有些犹豫，因为，类似的主题很多人都写过，包括鲁迅、郁达夫、胡适等知名的作家，然而，他们都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以俯视的姿态表达对车夫的同情，并未深入其内心和灵魂深处去体味车夫的人生。

于是，老舍自1936年开始构思创作，他干脆辞了职，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部小说的创作中，以自己长期在北平生活的优势，凭借地道的北平民众语言为基础，写出了这部京味极浓的经典，在《宇宙风》杂志上连载后，引起极大的轰动。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创作热情彻底爆发，他连续写了脍炙人口的多部作品，包括新中国历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茶馆》，以及小说《龙须沟》《正红旗下》等。

然而，随着“史无前例”风暴的到来，老舍遇到了人生中最为惨烈的遭遇，他首当其冲地成为最早一批被批斗的艺术家，不断地被凌辱让他痛不欲生。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被殴打，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在人们异样的眼光中，曾经的“人民艺术家”，成为“里通国外”的特务和反动份子，于是，1966年8月的一天，老舍因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暴力批斗，在北京太平湖坐了整整一夜后，黯然投湖自尽，时年67岁。

对于老舍之死的诱因，文革所受不公正的待遇自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加上家人的不理解、“划清界限”的残酷等等，使得他拥抱了死亡，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最终促使这件悲剧的发生。

“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这是老舍为一位叫赵清阁的女子所写的对联，至于二人的关系当然是可以加以想象的，一如沈从文和高青子，胡适和曹诚英一般，老舍在谁是红玫瑰？谁是白月光的纠结中，长期挣扎在煎熬苦闷中，历经数十年。

这是一段“公开的秘密”，却也是加深老舍与妻子胡絜青之间隔阂，是妻子对他冷漠的原因，在绝望之下，老舍才在那个夜晚，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成为文革最早自杀的文人之一，也是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最早的一批人。

老舍在太平湖旁边的一夜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只知道，当年他的遗体是被火葬场遗弃了，同他的父亲一样，尸骨无存，后来在他的墓中，只有一只钢笔、一管毛笔，一副眼镜，还有一包他平素喜欢的茉莉花茶。

1968年，老舍先生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且初选投票排名第一，后来得知先生已故，遂将该奖颁给了排在第二名的日本人川端康成，甚为可惜。

十年后，老舍先生获得平反，恢复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

这是他曾经说过的一段文字，“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如今，这句话就如愿地刻在了上面。

“北京的春风，能把春天吹跑。”这是老舍在剧本中的一句台词，我站在老舍的墓前，于是，便又想起了他在散文《春风》中最后的一段话：

“我不能和风去讲理或吵架，单单在春天刮这样的风！可是跟谁讲理去呢？苏杭的春天应当没有这不得人心的风吧？我不准知道，而希望如此。好有个地方去“避风”呀！”

也许，这是一个能“避风”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