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早期儒学

先秦时期是子学时代。在先秦诸子的研究中，早期儒学——即以孔子和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派及其学说的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不仅由于儒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及其在后世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在先秦诸子中，儒家保存了更多关于早期面貌的记录。有关孔门师弟生平事迹言行等记载，散见于春秋到秦汉的古籍之中，既包括“六艺”之书，又包括儒门传记及儒门后学的著作（如《礼记》《孔子家语》），还包括其他诸子的称引、评论和史书记载等儒门之外的材料（如《庄子》《墨子》《史记》《汉书》等）。

这些记载非常丰富，孔子给学生“上课”的内容和方式，师生关于为政、理想和人生的讨论，孔子一生的重要事件，对时人及先贤的品评等，孔门“七十子”的名籍等，基本都被记录在案。与之相比，其他学派的早期传授往往不够明晰，若干代表人物之间常存在断层。因而，在先秦学术史的研究中，儒家正好可以作为一个范本，让我们得以管窥先秦学派样貌之一斑。

在数量庞大的出土儒学文献中，本书讨论的上博儒籍是非常重要的一批材料。

从内容上说，上博儒籍非常丰富。除少数见于传世文献外（如《民之父母》见于《礼记·孔子闲居》，《武王践阼》见于《大戴礼记》等），大多数简文都是佚籍，前所未见。文本形式也十分多样，既有记录孔门言行故事的简文，又有理论性较强的《性情论》《孔子诗论》《天子建州》等篇。如果说郭店楚简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早期关于“性”与“天道”的一面，那么上博楚简则让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中关于礼制与从政思想的一面；而大量孔门师弟传承的言行记录，涉及了很多人物（如孔子、子贡、子夏、曾子等），情节生动、细节丰富，又为研究孔门学案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对于探讨孔子的生平、思想，孔门弟子的关系、分派等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年代上来说，上博儒籍为战国中晚期，比同样记录孔门言行事迹的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北大汉简、定县八角廊汉简都要早。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传世文献中最“原始”的就是由以孔子代表的早期儒家整理和传播的六艺经典和传记。战国时期正是这些原典流传、定型的关键时期。可以说，上博儒籍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儒学文献滥觞期的一个“局部”。通过写本学、文献学及文字学等方面的考察，应可窥探原始儒学文献的流传、改编和汇集的大致过程，进而在更普遍的意义上获得早期文献形成、流传与改编，甚至古人书写与阅读的认识。

上博楚简最早的一册出版于2001年，立刻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第二年，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的论文集《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问世，正式拉开了对上博楚简的研究序幕。此后十几年中，有“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清华大学、辅仁大学联合举办，2002年）、“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哈佛大学、武汉大学联合主办，2006年）等多次学术会议围绕上博楚简召开，多部专著问世，而发表在相关学术期刊和“简帛研究网”“简帛网”等专业网站上的论文更是不可胜数。正如王国维所言：“新发现”真正引领了“新学问”的蓬勃发展。“简帛学”也日益成为一门综合了写本学、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显学”。

然而一方面，由于近年来“新发现”层出不穷，清华简、北大汉简、岳麓秦简等新材料先后公布，学术界的关注点不断被牵引和转移。如今距离上博楚简中最新一册（即第九册）的出版也已逾十年，上博楚简带来的研究热潮已经渐渐冷却，但它给我们带来的更深层的认识却还没有得到充分揭示。

另一方面，简帛学这一新兴学科尚处于发展阶段，知识更新非常迅速，近十年来的新材料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认识，简牍的“同篇异制”、一篇多（书）手、收卷方式、阅读痕迹等都是以前研究中较少注意到的现象，简帛学的研究方法和专业知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在更新的知识背景下再来反观上博儒籍的研究，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动机。

本文由 王光明 郝莎莎 闫广宇 摘编自 梁静 著《上博楚简儒籍考论》之“自序”。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孙莉）

书名：上博楚简儒籍考论

书号：9787030739926

作者：梁静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12

内容简介

上博儒籍是20世纪末上海博物馆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与儒家学派有关的简文，包含《孔子诗论》《性情论》等二十篇，除少数几篇以外，都属于传世文献中未见的佚籍。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文本研究，包括综合前人意见确定竹简编连，疏通简文大意，参考竹简形制和字迹特征，恢复每篇简文原始的篇卷状态等。下编为综合研究，结合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对简文涉及的深层问题进行探讨，分为“上博儒籍与孔子”“上博儒籍与‘七十子’”和“上博儒籍与儒学文献”三个主题，发掘上博儒籍提供的新信息，探讨儒学文献流传中的各种现象，反思判断出土文献学派属性的标准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