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以前的朔州！峙峪文化！

生活在距今约2.8万——1万年的峙峪人创建了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文化”殿堂，而擎起这座光辉灿烂文明进步殿堂的四大台柱，即是峙峪人的四大发明。

峙峪人对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最早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创造性劳动活动。

峙峪人在捕获大型凶猛的哺乳类动物的狩猎劳动实践中发明并运用了弓箭，巧妙而有机地将人的臂力和自然物的弹力结合了起来。虽然这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机械原理的运用，但这是人类最早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创造性劳动活动。科学技术从来就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一经运用于弓箭的发明，就使弓箭显示出无比威力。弓箭具有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易操作、运用自如、对猎手保护性强而危险小等诸多优点。有了弓箭，峙峪人可捕获更多的猎物，不但有了充足的肉食来源，强健了自己的身体素质，而且为家畜饲养业和畜牧业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弓箭的发明大大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正如恩格斯在谈到弓箭的作用时所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峙峪人发明的箭头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制成，叫石镞。石镞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石制箭头，对兽角兽爪来说是极大的进步。峙峪人用自己发明的弓箭捕获最多的动物是野马，因而考古界把峙峪人称作“猎马人”。峙峪人开了朔州马文化的先河。峙峪人发明使用弓箭的史实，丰富了朔州历史文化的内涵。

峙峪人对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是人类最早解放生产力的技术革命活动。

早在峙峪人前的猿人在使用天然火的同时，又受到火的严重束缚，在一定意义上成了火的奴隶。为了保存火种，人们不得不日夜不离地守护在火旁，不断地添加燃料。燃料的消耗量大，所以人们不得不用大量的劳动力采集大量的燃料。而峙峪人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克服了以上缺陷。峙峪人学会了人工取火技术，在火的面前自由了，人们不需要火时就将其灭掉，需要了就把它再生起来。这样大量地节省了燃料，提高了燃料的有效利用率，降低了人们的劳动强度，节省了劳动力，也就是把生产力从被火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这时人类由火的奴隶变成了火的主人。正如恩格斯所说：“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类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因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我们说峙峪人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改造自然领域的技术革命活动。

从流传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朔州人人工摩擦取火技术推断，峙峪人人工取火技术有专用工具——燧石;有专用引火火种材料——葛煝，葛煝用专用材料制成，有特定的制作方法;有一套完整的人工取火技术操作程序。

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文化遗址中只传递着当时人类日常生活中使用火的信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峙峪文化遗址又早于其他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峙峪人工人取火技术的发明在中国历史上为先例，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专利属峙峪人。峙峪人或许就是传说中的燧人氏——中华民族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者。

峙峪人缝制衣服，磨制装饰品的发明是人类最早情操自我陶冶活动。

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提高自身素质，以适应改造自然的需要。人类的自身改造，包括学习和积累知识，创造和传承技能及锻炼和保健身体等，更要加强道德情操修养陶冶。峙峪人加强道德修养情操陶冶的活动体现在两方面：其一，缝制衣服。从峙峪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的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表明当时的峙峪人已学会用兽皮缝制衣服，用来御寒和保护自己的身体。衣服除了保暖能力和保护能力外，还有遮羞作用。峙峪人的社会组织已进入到以族外婚为特征的母系氏族时期。属于晚期智人的峙峪人，感到赤身裸体是一种羞耻，特别是在成年子女面前感到更应该行以肢体生理上的遮羞，于是就发明了缝制衣服。直至今日这种遮羞任务还必须由衣服来完成。其二，打制装饰品。在峙峪遗址中还出土了用石墨钻孔、打磨技术发明的装饰品。石墨又叫石炭、之楂、涅石、煤，其质坚，有火力，经打磨而发光，十分美丽，是一种有欣赏价值的艺术品，被美赞为“煤玉”。峙峪遗址中出土的石墨装饰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煤玉艺术加工品。虽然峙峪人受石墨装饰品钻孔打磨制作技术的启迪发明了人工取火技术，但其对石墨钻孔打磨的初衷是为了装饰，是为了欣赏，是审美情操的体现。

知羞知丑才能远离愚昧邪恶，是崇高品德，纯洁情操;爱美审美才能走向和善文明，是人之天性，人之常情。不知羞耻无人格可言，不爱美丽无文明体现。知羞爱美是一切高尚品德，纯洁情操的渊源。峙峪人一方面知羞知丑，一方面爱美审美，是人类最早道德情操修养陶冶活动。峙峪人十分理智、自觉、道德高尚、情操文明，体现了人类本性属善的本质，这对中华民族美德的形成有深远的导向作用。

峙峪人表示数量符号的发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造字活动。

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古书里载有许多传说，有伏羲画卦、神农结绳面治、仓颉造字等，说明中国文字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的三皇五帝时期，距今约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考古发现，仰韶遗址出土的象形文，大汶口出土的陶文距今亦在六千至五千年之间，殷商甲骨文开始于公元前1300——1028年间，其文字的发展趋向为先象形，后象声。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但古代的文和字是有区别的。独体的不可分析的象形字，指示字叫“文”;合体的可以分析的形声字、会意字叫“字”。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很重要的文字学著作，很重要的字典《说文解字》就是将文字拆开来讲的。《说文解字·叙》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意思是说，仓颉在开始造文字时，大都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的图形，所以叫“文”。后来形旁声旁结合，出现的形声字、会意字，就叫做“字”。“文”是事物的本象，“字”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换句话说，依类象形，即独体，即“文”，形声相益，即合体，即“字”。这就是这部字典题名《说文解字》的缘由。“文字”连用始见于秦。

由此可见，神农结绳而治非“文”非“字”;伏羲画卦以象形为“文”;仰韶象形文为“文”;大汶口陶文为“文”;殷商甲骨文象形者为“文”，象声者为“字”。一般认为殷商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其他为文者为中国文字的萌芽雏形。

中国文字的形成还有一个特点，是由简单的符号图像慢慢演进而成。伏羲画卦就是这一特点的标志。

《历史上的朔州》说：峙峪遗址中“发现了骨制尖状器……及数百片有刻划痕迹的兽骨片，兽骨上刻清晰的直道，是表示数量的符号。”《朔州历史文化概览》说：峙峪遗址中“在数百片骨片上，有刻划痕迹，清晰的横道，数目不等……这是有意识的产物，有的可能是表示数量的符号，有的像羚羊的图案，有的像驼鸟遭到猎人的包围。”这里所说的表示数量的“符号”、“图案”等，与前文所说的“文”所表示的意义一样，有“简单的符号图像”特点，也是“象形”的特点。这些特点表明峙峪遗址兽骨上“符号”、“图案”可能是文字的萌芽雏形，有语言书写的功能、传达的功能、记录的功能，也是语言在时间空间上的交际功用上的扩大，是思想意识交流的文化工具。虽然峙峪人发明的表示数量的符号属于文字的雏形，但为中国汉字造字的演变，对后来的计数计量即算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它比中国其他文字的萌芽雏形的发明更早。峙峪人表示数量符号的发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造字活动。

峙峪人的四大发明像四大坚实的台柱一样将峙峪文化殿堂高高地擎起。自然这四大发明是这座文化殿堂的镇殿之瑰宝。同时它的典藏珍品也极其丰富。这是一座宏伟光辉灿烂、臻莹耀眼的文明进步的文化殿堂，专家学者对它在地方乃至全中华文明史中的意义及地位作了深刻精辟全面系统的论述。《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认为“属于第一地点——峙峪系的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是产生华北发达的细石器文化的基础。”《朔州通史》对峙峪文化的意义从多方面作了论述：“从峙峪遗址出土的大量打制小石器来看，类型多，技术含量较高，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出土的峙峪人枕骨化石的体质形态来看，属于早于山顶洞人，晚于丁村人的新人代表，有的考古学家断定他们是“许家窑人”的后代。其猿人遗留下来的原始性已经逐渐消失，肢、骨管壁逐渐变薄，髓腔扩大，脑容量也逐渐增大，体态特征大体上已接近现代人，属于晚期智人。据此，可以认定峙峪人的社会组织已进入到以族外婚为特征的母系氏族时期。因为在群婚情况下，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历史上的朔州》说：“考古学家认为中国细小石器的代表遗址是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北京人’遗址和山西朔州的‘峙峪人’遗址。”“峙峪文化是华北典型石器文化的直接先导。”“峙峪文化”已“折射出新石器时代的曙光。”《朔州历史文化概览》又说：“‘峙峪人’创造了桑乾源头的昌盛和文明。”“峙峪遗址的发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证明桑干源头的朔州地区在当时已具有相当程度的昌盛和文明。峙峪文化虽属旧石器晚期，但它已折射出了新石器时代的曙光。”“先进的文化遗存，证实了桑干河源头的峙峪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成为华北典型细石器文化的直接先导。峙峪文化率先拉开了马邑文化的序幕。”“峙峪遗址的发现，反映出‘许家窑’后，人类在桑干河流域的日益昌盛和进步，并为亚洲、美洲的细石器时代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朔州历史文化的四大亮点》则说：“峙峪人拉开了朔州马文化的先河。”《峙峪遗址——挺起中华文明的高度》一文又说：“峙峪遗址，在地方文化史上，挺立起令人仰止的高度。不，这还不够，在中华文明史上挺起了一种骄傲。”而对于它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用无数的好词儿、优美的语句、优秀的文字、华丽的诗章，从不同方位不同层次尽情地予以表述予以阐发。

峙峪人是伟大的光荣的中华人类先祖。

来源：朔州新闻网

编辑：阿朔（微：xiaoya034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