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行仪式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代的凯旋式。一切节日游行,无论它们是为了庆祝一个特殊的事件,或者仅仅是为了游行而游行,都或多或少带有“凯旋式”的性质,而且几乎总是采用“凯旋式”这个名字。
游行仪式的展演特征
西方历史上关于凯旋式最早的一次记载是在公元前752年3月1日,罗暮鲁斯因战胜近邻凯尼纳塞斯人而举行的凯旋仪式。在仪式中,战利品、战俘、官员、随从和祭品一般是浩荡的凯旋队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凯旋仪式发展到中世纪晚期已经难以延续罗马时期的辉煌,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因为当时西欧社会的封建割据致使欧洲四分五裂,二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工商业阶层的崛起,尚武风气大不如前。不过,这一在古罗马历史上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庆典仪式,在中世纪晚期虽不复罗马时的盛况,却仍借助狂欢游行的方式,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场,影响着中世纪人们的生活。
接下来将要考察的游行仪式就包括了狂欢节中具有表演性质的凯旋仪式和具有狂欢节中某些特征的真实凯旋仪式。这些表演往往具有罗马凯旋式所具有的全部特征,完全是一场小型模拟。例如在保罗二世时代(1464—1471年)进行的关于奥古斯都战胜克利奥巴特拉以后的凯旋式的表演。
在这场再现凯旋式的表演中,喜剧、化装表演、国王、告示牌以及穿着古代服装的元老、官员、凯旋车和战利品这些古罗马凯旋式中的元素一应俱全。不仅如此,因为当时恰逢奥斯曼帝国崛起,土耳其人力量威胁欧洲时期,这场凯旋仪式中还加入了奥斯曼俘虏的角色:“一个载有化装为奥斯曼俘虏的假面人物的骆驼队出现在人民面前”。
无独有偶,在1500年佛罗伦萨的狂欢节中,时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教廷世俗权力的代言人凯撒·波吉亚用十一辆辉煌的凯旋车组成的游行队伍来庆祝罗马帝国的奠基者尤里乌斯·凯撒的胜利。而他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的庆祝,是因为他将自己比作恺撒大帝。
当然,他的这一行径在当时引起了许多前来参加节日的参拜者的议论。当然,凯旋表演并不仅仅与场面壮观、队伍浩荡联系在一起,如锡耶纳人在1477年宣布有他们自己参加的菲兰特和西克塔斯四世的联盟时,曾经驾着一辆凯旋车周游城内,车上站立着“一个扮作和平女神的人,其身披锁子甲和佩有其他武器”。
在威尼斯这种凯旋式表演的游行也时有出现,且通常在圣马可广场举行。游行活动从设计到组织,均得到了政府和贵族的支持。威尼斯政府甚至会出资聘请艺术家设计游行,参与布景。不论是主打的彩车样式,还是各种拱门图案,都经过了他们的精心描绘和设计制作。游行主题的确定和庆典音乐的制作,也都由特定的诗人和音乐家来完成。
当时威尼斯著名的作曲家加布里埃利就曾受邀负责一次游行庆典仪式的音乐制作。游行仪式不仅在准备和制作阶段精益求精,在游行当天还有专门的组织社团来管理秩序,防止庆典表演被别有用心的人破坏。在威尼斯,这一活动的组织者主要是青年贵族组成的“长袜子俱乐部”成员。有时,这一社团也负责为狂欢节的庆典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给予庆典方案设计上的建议。
插着红色蜡烛的金烛台,大群乐师和扮成天使模样的儿童簇拥着两辆车子,构成了游行队伍的主体。第一辆车子的宝座上坐着诺亚和大卫,阿比该拉着一条驮着很多珍品的骆驼跟在其后。如果说第一辆车子载着的是宗教群像,那么第二辆车子载着的则是当时的政治群像了。代表意大利、威尼斯、利古里亚三个联盟的君主坐于前排,他们的武器由站于各自身后的女子手持;在这些形象人物的后面,还放置了一个被星宿环绕的天球。
1507年,路易十二进入米兰的凯旋仪式。其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不可缺少的载有“基德”形象的凯旋车外,还有一群活人代表丘比特、马尔斯和一个被捕在网里的象征意大利的角色。在这之后是一辆装满了战利品的车等等。
此外,在当时的意大利,当一位显贵光临某一城镇时,他也会受到该城镇人民的欢迎;他们会仿照古罗马欢迎一位战胜归来的将军的仪式,欢迎诸如教皇利奥十世这样的人物。游行仪式的场景除了会再现罗马时代的凯旋式外,还加入一些神话的因素,即参与者扮成古代神话人物,来进行展演。
其游行的仪仗队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拿着长枪的骑士、其上坐有命运女神的凯旋车和七个骑在马上象征七美德的人以及命运女神的保护神组成。紧随其后的是由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佛罗伦萨骑兵扮演的外国君主与贵族,接下来是头戴桂冠、脚踩圆球、向外国君王介绍游行表演内在含义的尤里乌斯·凯撒。第三部分是一群牵着假马且与土耳其人做模拟战斗的卡达兰人;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最终停在了一个由天使持剑守卫的高塔前。
为庆祝列奥十世当选教皇而举办的两场凯旋式,虽都是由民间团体组织,但其在游行规模及场景布置的华丽程度上,都丝毫不逊于贵族主办的类似仪式。其表演内容也极其宏大丰富。两场凯旋仪式分别再现了人类的三个时代和世界的四个时代,均通过寓言故事和神话人物来巧妙呈现。以凯旋花车为载体的神话表演以其场景之宏大、内容之精彩给群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正因如此,在这两场凯旋式之后,每年定期向佛罗伦萨贡献礼物的各隶属城市除每年例行呈献的贵重物品之外,另外还开始建造凯旋车并加以精心装饰;在献礼之日临近之际,它们还将装饰华美的凯旋车与贵重物品一起运送至佛罗伦萨,而“其中有几辆无疑由安德烈·德尔·萨尔托作了精心的描绘”。
对于神话场景,文学作品中的记载则大多以爱情故事来呈现。如游行花车以哑剧的方式演出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克利特公主阿丽亚德娜的故事、特洛伊国王子帕里斯与“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海伦的故事等,并为每一幕故事配以适当的歌曲。此外,伴随着这些神话人物的还有一些单独的人物形象,如商人、乞丐、仙女、魔鬼、星象家等,他们均在游行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
不同于佛罗伦萨的广场狂欢,威尼斯的游行仪式则是在水上进行的。1491年,威尼斯为迎接从西南方向而来的费拉拉的公主,组织了以半人半牛形状的大船为主、前后无数小船簇拥的盛大水上游行展演仪式。在这场仪式中,队伍最前面的小船上扎满了颜色各异的花彩,而船上载着的则是威尼斯城俊美的青年男女;半人半牛状大船驶于其后,船上挂满装扮成神灵仙人的装置,随风漂浮;目光所及之处,水面遁行,尽是盛景。
形象塑造与权力宣示
游行仪式通过面具、化装、服装、道具等一系列狂欢节因素,成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与参与度,扩大了庆祝事件的影响力。在整个游行过程中,参与者所接受的信息已经不仅仅是所要庆典的事件本身,还有狂欢外表下的政治语言。罗马的举行凯旋式庆典的主要目的是将恢弘的战争场面带进罗马城中,并将在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向民众广而告之,让身在都城中的民众看到国家的强大力量。
中世纪狂欢节中的游行仪式以及这一时期的真实凯旋仪式,虽不如罗马时期的盛大辉煌,但其依然充当着与罗马时期凯旋式同样的功能,即城市的统治阶层通过仪式语言与社会各阶层对话与交流,将这公共庆典的场合变为展示个人权力的舞台。
游行仪式中的某些因素恰当地展示了当时的一些政治形势以及政治力量的持有方,如保罗二世时代的游行仪式中就加入了奥斯曼俘虏的角色,当时权力盛极一时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在凯旋式中将自己比作朱利乌斯·凯撒。在威尼斯的游行仪式中,“意大利带着一只象征统一的鹳鸟坐在持着盾徽的“威尼斯”和“利古里亚”中间”。
而在路易十二进入米兰的凯旋仪式中,意大利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形象,而是被捕在网里。经费短缺者如锡耶纳,也会在参与到强大联盟中后,让载有和平女神的凯旋车周游城内,以示自己的诉求。在游行仪式狂欢喧嚣的外表下,保罗二世展示的是击败奥斯曼的政治雄心,而亚历山大六世展示的是其功绩可与凯撒比肩的政治抱负。
“意大利”在两场凯旋游行仪式中从位居高处到困居网中,展示的是不同政治时期意大利统治阶层的更迭,以及新的统治力量宣示主权的目的。通过游行仪式,城市的统治阶层将其政治追求传达给社会各阶层,如此,游行的街道和广场也就成为了他们展示个人权力的舞台。
而在民间团体为庆祝列奥十世即位组织的凯旋式中,其表演内容是人类的三个时代和世界的四个时代,而四个时代是以罗马历史的五个场面和农神的黄金时代以及它最后重返的两个场景来表现的。在文学作品中的狂欢节游行队伍中,也充斥着众神的面孔。在关于佛罗伦萨狂欢节的描述中,凯旋车上神态各异的众神——嫉妒之神、命运之神和四行之神等,构成了游行队伍的整体。
这些诸神场景的表演与其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再现,不如说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对古代文化的追思。这样看来,对古代辉煌的渴慕这一文艺复兴的特征在这些游行仪式中也能初见端倪。当时的意大利经历着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后的再度混乱,教权、王权之争和领土之争使这片稍显平静的土地波澜再起。
夸张喧闹的游行扮相下掩盖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罗马帝国盛况不再而生发的落寞之情。如果说游行中的凯旋仪式是对政治力量以及统治者个人权力的展现,那么游行中的神话场景则是一种借力借势的情境。通过这些表演形式,将古代的辉煌和力量嫁接于当时的时代,使之与当代的政治力量齐驱并行,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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