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红旗杂志为何停刊？简单为你讲述其中过程

创刊于1958年6月1号的《红旗》杂志，在其辉煌期，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驾齐驱，被统称为当时的“两报一刊”。

可惜，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红旗》杂志的身影渐行渐远，逐渐消失在落寞之中，只留给一代人当初辉煌的回忆。

要细说起来，《红旗》杂志的落寞要从1968年说起，这一年的1月，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被送去了秦城监狱。

这三人是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也是杂志社内部的三面旗帜，随着三人的入狱，红旗杂志社内部的正常工作几乎也处于停滞的状态，连着好几期都没有刊印新一期的杂志。

按照时间脉络来算，可以把1968年的1月，看作是《红旗》杂志生命力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打这开始，这本杂志就逐渐失去了生命力。

特别是1970年，杂志社的总编辑陈伯达也被羁押后，这给《红旗》沉重的一击，更是让杂志雪上加霜，于社会上再也难觅其踪影。

1978年5月，红旗杂志社迎来了新的一任总编辑，也是最后一任总编辑熊复。这一月也恰逢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也可以说是《红旗》杂志续命的关键期。

1978年的上半年，当时我党的工作正处于一个徘徊选择的状态。一方面很多领导还没有完全摆脱旧路线，提倡坚持“两个凡是”的路线方针；另一方面，有眼界的人看到了未来的发展道路，必须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走出困局。

于是，当时这两股思潮就不断的在碰撞，而这股碰撞就围绕着“真理标准问题”这个核心话题展开。

在这场思想领域的斗争当中，《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旗帜十分鲜明，连续发表了很多期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

而当时熊复作为红旗杂志社的总编辑，却选择了“不介入”，保持沉默的方式来应对。他之所以会选择这种被动的方式，是因为当时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个负责人，找到熊复，给予其指示，要求《红旗》杂志不介入这场讨论中。

这实际上是对《红旗》杂志十分不利的，采用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不仅会在党内引起诸多的不满，在社会上，也有各界人士，也期盼着《红旗》的复兴。要知道在当年，《红旗》可是引领着思想的潮流，在重要问题上，从不缺少《红旗》的身影。

当时，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盯着《红旗》，然而，红旗编辑部却一反常态的保持沉默，似乎这场争论和他们无关，这消极的应对持续了几个月，让《红旗》陷入了很被动的局面。甚至于有读者直接写信到编辑部质问，党内也有人直接写文章寄给红旗杂志社，要求能刊登文章。

面对这些主动递过来的橄榄枝，编辑部仍旧是无动于衷，一如既往的坚持保持沉默，这种态度，其实在杂志社内部也引来了很多的抱怨和不满。

到了九月份，《红旗》杂志编辑部找到谭震林，向其邀约写一篇纪念伟人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因为《红旗》杂志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保持沉默，因此谭震林对此十分不满，以至于有些失望。

这次红旗编辑部邀约他写文，老谭在文章中，就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然而，文章送到总编辑熊复手里的时候，他审稿，觉得这和搞宣传的负责人给自己传达的精神不符合，有冲突。于是，熊复就找到老谭，希望他把文章中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内容全部删除。

但是，遭到了老谭的拒绝，两人争执不下，老谭就提出，那就让中央来决定。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把这事报了上去。

邓公看到后，给予了如下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了一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来源：《党史博览》.2006年3月.苗作斌

当时，围绕这事还展开了不少的讨论，这封信转请了华、叶、李、邓四人批示，每个人的态度都不一样，华保留意见，没有给出指示，叶当时在广东，抽不出身，只有邓、李给出了批示，明确要求《红旗》不要独善其身，已经很被动了，不要想着不卷入就没事，实际上不卷入就是卷入了。

一直到了1978年的年底，熊复这才回过神来，让《红旗》杂志介入了进来，发表了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

可惜，这时候的讨论已经进入了尾声，已经太晚了，就连熊复也觉得此时再介入，再表态已经太迟了。

而对于当初自己为何不让《红旗》介入进来，熊复在1978年的12月2号，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一是自己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二是自己刚就任不久，对情况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
——来源：《红旗杂志为何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人民网.童青林

熊复认为，当初关于这场讨论，并没有下达一个正式文件，他不清楚个中情况，没有正式文件，他也不放心，有后顾之忧才迟迟没有表态。

不管什么原因吧，1978年，《红旗》杂志倘若抓住了时代给予的机会，再次腾飞复兴也是可能的事。然而错过了这次机会，《红旗》难以再续命。

到了1987年，《红旗》在当年这场讨论中的消极态度又被扯了出来，杂志社内部的领导班子几乎都撤换了，只留苏星一人勉力维持着杂志社的正常运转。这年的12月16号，下发了一个关于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有一条内容就是要撤销《红旗》杂志社，并暂时把《红旗》杂志转给中央党校来管理，后续再由其来主办一个党内的理论刊物。

这个方案，也标志着《红旗》杂志退出历史舞台已经被摆上了台面。

党校的负责人在和红旗杂志社接触的时候，直言仅凭党校是不可能办好《红旗》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那边缺少有理论水平的人才。

1988年的年初，《红旗》杂志正式交给了党校来管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再也没有一个有理论水平、有见地、有才干的人，来牵引着《红旗》的发展。

把《红旗》交给党校来管理，也宣告了这本杂志的结束，《红旗》虽然落寞，但威名余晖依旧存在，毕竟曾经也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

这就导致党校的很多人，觉得自己理论水平不够，《红旗》可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阵地，不敢在上面发表文章，更不敢于开展理论探讨。

没有一个领头人，又缺乏理论水平的人才，这时候的《红旗》杂志其实已经开始有些边缘化了。相反的，看当时的舆论方向和政策脉络，反倒是以《人民日报》为主了。

打从1988年开始，明眼人就能看出来，《红旗》杂志的终刊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也就在当年之内就会终刊。这一年的三月初，正式确定了《红旗》杂志的终刊日期，定在6月15号。

1988年6月16号，《红旗》1988年第12期出版，这也是杂志的最后一期。

创刊三十年的《红旗》杂志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同年的7月1号，《求是》杂志正式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