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诗案：始于冰心、郑振铎的百年福建散文诗略览

基于纵向梳理的诗史性文论，作为一种可资永存的档案，也许是不可多得的。福建省历来有“诗歌大省”之称，似乎旁人稍稍一瞥之下，就会看到那里芸集了一批诗界精英，都是进入文学史的人物。这种数量上的显著与质量上的同样突出，不仅是“诗歌大省”的再三说明，也让我们得以在众多的杰出文本中得以探寻福建省的诗意出处。从郑振择、冰心开始，到庐隐、梁遇春、胡也频，再到郭风、彭燕郊，乃至刘再复、刘登翰、灵焚等，究竟有一种什么同质性在延续，在传颂着福建？我认为福建的山海固然是福建诗人笔下鲜明的意象，但是触发诗思的那根缪斯的琴弦到底是什么呢？也许面向大海的开放的时空，与面向内陆的逼仄的时空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对峙，导致心灵在这种矛盾下产生了丰富的层次。但这也只是一种简单的解释。本文作者伍明春也探究了福建地理对福建诗史的影响，并且不无敏锐地捕捉到代表性的福建文化元素在福建诗史里的建构作用，如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包括土楼建筑这样显著的空间模式、惠安女这样独特的劳动者中陈述的古老风俗与制度中所产生的诗思可能对文化的延续与继承，乃至反思、突围），尤其是引用诗人灵焚的散文诗发展论，谈及散文诗的拓展与进化设想（这种自觉的履新需求里依然包含着福建对诗意的超验感受，因为这种发展需求并不是首先基于时代与社会的功能性需求而言，而是地理、人本身对表达 的时空反应。简言之，福建诗体首先不是功能主义的诗体，而更发于造化、灵性）。但他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引子，一种抛砖引玉，一个简明的序说。福建诗意何起何往，这是在诗歌生产的绵延中可以无限继续的话题。同样，通过这种梳理，我们也可以从福建出发，前往更多省份的文学、文化构成探索。这种探索之目的无他，无非就是要在文学或任何诗性的、哲理性的文本中探寻我们人类与自然、与他自身构筑的社会与历史之间的构造关系。也许没有人过多地关注理论，但是问题与现象，始终引导我们进行这种关系的总结。如花遇蝴蝶，如昆虫追逐光。

——百兰达/语文观止

伍明春：论近百年来的福建散文诗

来源：福建文艺网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格局之中，尽管横向移植的汉语散文诗几乎与新诗同时出现，但与诗歌、小说等其他文类相比，散文诗始终处于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位置，其文类边界和文化身份都颇为暧昧不明。

如果从文学地域空间分布的角度来考察，不难发现，与“诗歌大省”和“散文大省”的称号相呼应，福建在散文诗写作方面的成绩也不遑多让，为汉语散文诗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百年汉语散文诗的福建谱系

纵观福建散文诗近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冰心、郑振铎等人，到当代汉语散文诗的代表性人物郭风、彭燕郊，再到1980年代、1990年代涌现出的一群在当代文坛产生一定影响的散文诗作者，以及当下活跃的“80后”“90后”年轻作者，福建散文诗的写作者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构成了一个代际清晰、传承有序的谱系。

郑振铎不仅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散文诗的写作，还很早就开始思考散文诗的理论问题。他曾有意识地把散文诗当作“新诗”中与自由诗等体式平行的一种诗体。不仅如此，郑振铎热衷于译介外国散文诗，为汉语散文诗写作提供借鉴。

与郑振铎一样，冰心也很早就开始阅读泰戈尔的散文诗英文原作，她在1920年就写了《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一文向泰戈尔致敬。事实上，冰心在五四时期在创作小说和新诗的同时，也开始写作散文诗，《圈儿》《我》《山中杂感》《石像》等是冰心最早的散文诗作品。这些作品的意象、情境都可以看到泰戈尔的影子。后来，冰心还先后翻译了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纪伯伦的《沙与沫》，为汉语散文诗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本。

庐隐、梁遇春、胡也频等五四时代的闽籍作家们，也各自都为汉语散文诗的写作贡献了一份心力。这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为福建散文诗的近百年发展史谱写了一个华丽的开篇。

郭风可以说是福建散文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继承了冰心、郑振铎等先贤的五四新文学精神，另一方面他有力地拓展了当代福建散文诗写作的疆域。自1940年代初开始写作散文诗，直到2010年逝世，郭风始终没有停止散文诗的写作实践和理论思考，为这他一生深爱的文类倾注了巨大的心血。正因如此，郭风才能够如此形象而深刻地道出散文诗的文类特质：“散文诗的形式具有一种善于流动的性质，好像云，好像水或其他液体一样，在本质上，没有定式，没有稳定的、规范的形式。我觉得，就自由和不受拘束而言，散文诗的形式有如流水、行云，变化无穷。”[1]与郭风年龄相仿的另一位闽籍散文诗作家彭燕郊，他在散文诗写作方面的“衰年变法”，显示出了一种持久的创造生命力，十分值得关注。尤其是其1990年代以后创作的《混沌初开》《正常颠倒》《无色透明的下午》等作品，不仅在表现主题上有所突破，更在散文诗的形式方面作了大胆探索。

郭风、彭燕郊之后，越来越多的福建散文诗作家成长起来，成为推动汉语散文诗艺术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刘再复、刘登翰、范方、陈志泽、陈慧瑛、林登豪、灵焚、蔡飞跃、楚楚、王忠智、鲁萍、李仕淦、潇琴、叶逢平、李雪梅、苏勤、张威、潘成佳、庄丽琴、叶发永、林平良、张平、浪行天下、吴素明、三米深、欧逸舟等。 　　灵焚近年关于散文诗文类特征的思考值得注意。他认为，应该把散文诗纳入“大诗歌”这样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视野之中，自觉地回到最为根本的艺术建设上来，以一种务实的姿态来引领散文诗写作稳健地、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应该是最终打破所谓的自由诗、散文诗的区别，超越于这两者的文体独立性意义的狭隘论争，完成一种回归生命原初诗歌的抒情性与叙事性在当下、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做到有机融合的、崭新的诗歌艺术的抵达问题。”[2]

绚丽多姿的闽地想象

法国理论家丹纳曾指出，某一地区的自然气候不仅左右着各种生物的生长，也会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精神气候”。在中国广阔的版图上，福建的地理位置颇为独特：一方面，它属于沿海地区，面向太平洋，让人联想起一种开放性；另一方面，由于武夷山脉、戴云山脉等群山的阻隔，它又一向被视作边远之地，因此又与某种封闭性相联系。地理位置的这种矛盾性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塑造了福建作家的某种“精神气候”。

检视近百年来的福建散文诗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绚丽多姿的闽地想象构成一道独特的景观。这里所说的闽地想象，不只是把闽地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一个外在的表现对象加以观照，也由此透射出与这些作者切实的生命体验相勾连的内在文化意蕴。譬如，在浪行天下的笔下，委婉曲折的南音所吟唱的，不仅仅是剧中人悲欢离合的故事，更是与自身生命紧密相连的百转柔肠：

一个山字，在舌尖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峰；

一条相约的路，在愁肠中打结、掏开；

她轻声曼唱着：“叵耐延寿，骗金不就起虎狼心事……”举目一看黑水滔天，仿佛声音溅起的浪花。

山色把她浸润，她的忧伤，像一张被风吹远的曲谱，在雁门关前徘徊不前。 　　——《南音：山险峻》

南音是闽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剧种，它通过独特的方言、唱腔、器乐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就像晋江河水一样，仍然在每一个闽南人的心上静静流淌着。浪行天下的南音系列散文诗，既呼应了这种族群的文化记忆，又渗透了个体生命的最鲜活的情感经验。

同样作为闽南文化的一个能指符号，惠安女已经成为福建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惠安女形象已经在文学、绘画等多种艺术作品中大量出现，因此，要真正表现出惠安女的特色并非易事，不过，叶逢平却以散文诗的方式，为我们重构了一个独具魅力的惠安女形象：

大海有关的秘密被海水带走。

挑着竹篓的女人结队而行，肩膀因石头而变得坚实。 　　…… 　　反正见菩萨就拜，有空就烧香。但女人的苦，大海带不走。那扛惯了石头的肩膀，却挑着一担担祭品……

——她们在灵魂前奔走，在命运前下跪。

——《扛惯石头的肩膀》

这里所呈现的惠安女，不是时尚杂志封面或电视画面中那种由演员和模特扮演的妖冶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接近原生态的丰满形象。而作者对于这一独特女性群体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的洞察，以及由此生发的悲悯情怀，都让这篇散文诗获得了极大的艺术表现张力。

与闽南文化一样，客家文化也是标示福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我们在福建散文诗作者笔下，也可以读到客家文化所展现的别样风采，譬如唐宝洪的《土楼之夜》，通过客家特色民居土楼，来勾勒客家人的精神气质：

圆圆的月亮，圆圆的土楼，圆圆的家，圆熟了一个又一个生生息息的梦想。淡淡的月光，轻纱般笼着方方的土楼，触抚着方方圆圆的欲说还休的心事。一溪活水，流光溢彩，低吟浅唱着土楼人家的悲欢离合。土楼的故事让溪中那些沉默千年的石头感动得开口欲言。而早已萌动的情愫无声无息地沉淀在溪底，留待一代代后人淘洗，淘洗……

在这里，“圆”是一个关键词，一方面高度概括了客家人秉承的团结奋进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巧妙地把土楼、月亮、家园、梦想、眼睛等意象串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意象群，因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

福建各地都产茶，铁观音、大红袍、佛手、肉桂、水仙，不一而足。茶文化传统自然也就十分深厚。康小英的《品茗》对福建名茶之一的永春佛手展开了丰富的想象：

最初，佛攥紧了他的拳头。可是，在这温柔的水中，佛和我一样对人间放松了警惕。佛慢慢张开他的手，那宽大的手仿佛一叶扁舟，载我在江湖中且歌且游。

一把枯萎的文字被开水冲泡，热气腾腾的文字像春天的花朵一样绽放。是哪一年的春天漂浮在我的杯子里？是哪一棵茶树的梦想化成了一群绿色的蝴蝶，在我的案头翻飞？我从它们轻盈的舞步里读出了春天的希望。

作者首先对茶名作了一种另类而独特的解释，在茶味中加入一种禅味，让二者相得益彰，正所谓“茶禅一味”，也让作品的意蕴变得更为醇厚。其次，作者更别出心裁地以泡茶来比拟诗歌创作，让作品的主题得到一种有力的提升。

此外，李雪梅的《仙游菜溪岩》《贴近仙水洋》、潇琴的《灵源山回眸》、刘小龙的《鼓浪屿月夜》、张平的《铜钵:寡妇村的洞箫与忧伤》等作品，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一些富有福建地域色彩的自然或人文意象，为我们打开一道道绚丽多姿的语言风景。

多元展开的艺术探索

正如它的命名的并列结构所昭示的，优秀的散文诗作品应该是一个充分吸收散文和诗这两种文类优长的“混血儿”，正如理论家林以亮所言，散文诗“就好像白日与黑夜之间，存在着黄昏，黑夜与白日之间，存在着黎明一样，散文诗也是一种朦胧的、半明半暗的状态。”[3]林以亮的这个观点，应该说较为精准地抓住了散文诗的文类特征。福建的散文诗作者们，通过各自的写作实践，在艺术之路上不断探求着。

梳理近百年来福建散文诗的艺术发展路径，大致可以将之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为纯粹的抒情，通过对几个核心意象的精心打磨，来传达某种内心的情感，以冰心、郭风、楚楚等人为代表。冰心五四时期的散文诗作品《山中杂感》《绮色佳》《石像》等，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表现方式：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地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顷！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顷！

——《山中杂感》

通过对物我对话的情境的营造，寻求某种浪漫的诗意，其表达方式也主要是浪漫主义的。

郭风在谈及凡尔哈伦对他散文诗创作的影响时，曾这样写道：“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开始喜欢自由体的散文化的诗歌；我心中暗自以为与其写一些貌似格律化的诗歌，写些矫揉造作地押韵的诗歌，毋宁写些短小的散文，写些富于内在的音乐美的散文。”[4]这里提及的形式方面的“短小”“音乐美”等，正是纯粹的抒情所要求的几个条件。如郭风的《雪的变奏曲》：

它是百合花。

它是铃兰。它是白云。它是泡沫。它是一只在荒原上旅行的野鸽的翅膀。

它是烟碟上一缕烟和岩石上的水草。

根据鲁迅先生的感觉，它是雨的精魂。

——它还是一床唐朝的席。它是收录机播出的蓝色音乐。它是祭文。 　　它还是一只酒杯。一辆马车。一条电鳗。一朵火焰。一把雨伞。

它归入泥土。

核心意象“雪”在作者笔下幻化成无数个形象，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归入泥土”，由此表达了作者关于生命的某种情感态度。郭风的《叶笛》《百合花》《风力水车》等作品，莫不如是。后来楚楚把郭风的这种抒情模式向前推进一步，她的散文诗更多的是一种面向自己内心的“呓语”：

静，静得气若游丝。若让雨，三点两点地打着，会是哪个有缘人在凡间的小名？

薄，薄到让人心尖微疼，正适合浅浅地忆起，又淡淡地搁下。

薄意——薄意一笑，就显得云太重水太老情太浊。

分明，你简洁的寂寞印在正面，你出窍的心神禅坐在叶子的反面。

——《薄意》

作者在这里十分细腻地运用一种浅笔淡墨，描画一次感伤的梦境，但她并没有刻意去渲染这种感伤，而是避重就轻地处理内心情感的涌动，反而获得更为显著的表达效果。

第二种是现代的批判，主要借鉴现代诗歌的一些表现手法，批判和反思现代世界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彭燕郊、范方、灵焚、林登豪等人为代表。如彭燕郊的《正常颠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无以复加的癫狂世界景观：

电脑病毒活动猖獗 来势凶猛有如得肥胖症儿童 视窗显示的全是荒诞的数据 以及阿Q求爱的名言 “你跟我睡觉” 人工智能的发展无所谓终极 （这不人脑差不多快让电脑给代替了） 无声的喧哗几乎淹没一切反喧哗非喧哗 　　……

螳螂不知天高地厚 把手臂伸到豪华轿车轮子下 车开不动因为灵敏度太高（请注意高科技就是这么个德性）

这样的癫狂世界，比之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描述的狂人世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作者看来，现代人的病态，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对这种无可救药的批判，诗人并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发出的，而是把它引向对自身的深刻批判：“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我”，体现了鲜明而强烈的自省意识。

范方散文诗中的批判姿态不如彭燕郊那么激烈，他往往更乐意采用某种反讽的方式，比如《吃的喜剧》：

诗仙是个美食家且肚大如牛，传说纵使躺在水里，江声也要三昼夜把他消化

而老杜老实，尽管一辈子啃声律誉为诗圣

此时诗圣只合吃些流质

譬为：萧萧和滔滔 　　诗仙也浪漫 　　名字写在月的脸上 　　诗圣呢 　　则把牙齿写在风中

作者在这里从一个现代诗人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解构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形象。这种解构，既是一种古今对话，也是一种对现代诗人和现代诗歌所处境遇的一种反思。

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灵焚就开始积极地探索散文诗写作艺术“突围”路径的诸种可能性。他不仅注重散文诗的形式探索，对自我、城市、生命等重要命题的表达，也显得十分丰富。譬如，对于现代城市中人类精神困境的反思与批判，灵焚的《城市草稿》聚焦于城市中人“匆忙”的脚步：

地铁来自某一个目的地，又开往另一个目的地。从某一个早晨开往世界的黄昏，都市里的道路潜入地下把时间拉直，把人们的归途日益送远。 　　……

让一种物质取代着另一种物质，一种速度占有了另一种速度，人们只是喘息着趴在时间的背上经历着莫名其妙的匆忙。

那么，有谁追问过：为了什么我们需要如此匆忙？

——《城市草稿》

同样是反思城市文明的主题，林登豪更多地把反思的触角指向城市文明的种种弊端。他也曾试图以怀想往昔的故乡乡村生活来对抗城市冰冷的钢筋水泥，但最终发现此举无异于画饼充饥，后来他找到了一条更为有效的突围之路，那就是“围城写作”的突围模式：

一行行文字游出疆界，一束束“烛光”照亮有限的空间——人一多思考，神就大声笑。

翘首城之精神高地……

倾听。行走。

穿越城之污染带……

有几多人把灵魂典当给都市的生活？

——（《围城写作》）

这种突围，不再是一种简单的逃离行为，而是变成一种直面，以强大的主体心智去消解都市生活的物质压迫，化被动承受为主动出击。 　　第三种是深刻的沉思，主要通过具体的意象、感觉的呈现，来表达作者关于某个形而上主题的深入思考，以郑振铎、孙绍振、刘再复、刘登翰等学者型的作者为代表。譬如郑振铎的《痛苦》：

痛苦是永久的。

它像蔓草，蔓延遍播于人的心上，虽被野火烧尽了，只要春风微微地一吹，它又复活了。

…… 　　快乐不过是一瞥。

它像阴雨之夜的天空的电光，失路的人等待了许久，但是它飞来一瞬，只有一瞬，便又飞去了。

痛苦和快乐是人类最为普遍的情感体验，但要用文字准确地表达是具有很大难度的。作者通过具象化的手法，既清晰地突出了这两种感情的各自特质，又鲜明地呈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无独有偶，孙绍振笔下也出现了苦难主题，他的表达方式更多地体现了理论家的冷峻，却也不乏思想的跳跃和感觉的变异：

背叛和欺骗历史，伤害和屈辱的年代，绝望和呻吟的岁月，湖水收藏了所有的苦难，

爱情与歌声的记忆，自信与收获的日子，湖面飘着浓郁的墨香，彼此照见了心灵的美丽。

波光粼粼，艺术的梦在体内热烈的灼烧着，生生死死的爱恋令艺术探寻者忘情一站，纵身一跃……

——《艺术的探寻者•超越苦难》

再如，刘再复对于梦境的表现，一方面富有思辨的智性色彩，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丰富的感觉，二者相互激发，形成一股话语合力：

那一次梦逝去之后，已经很久了，梦不再来。不顾我的思念和我的祈求，梦不再来。而且，连死之梦也不再来。

血在躯壳里凝固，泪在灵魂里凝固。只有凝固的睡眼，只有欢乐与痛苦都已凝固的睡眼。

睡境里是一片荒漠，甚至连荒漠也不是，只有黑影，只有白光，甚至连黑影与白光也没有，只有鼾声，空洞的鼾声；只有混沌，不冷不热的混沌。

——《梦之死》

这里表面看是写一次梦境，其实是在思考当下知识分子尴尬的精神境遇和逼仄的思想空间。诗中的女儿意象，显然是作者所期待和向往的某种理想状态的象征。

结 语

福建近百年来的散文诗写作的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一代代作者为汉语散文诗艺术的发展贡献出了风格各异的优秀文本，也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果。当下福建散文诗的创作仍然十分活跃，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着不同代际的作者都能在未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伍明春：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文化产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