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天南地北”是成语，意思是“天之南”和“地之北”，形容相距极其遥远。
《金石续编》载唐《鸿庆寺碑》：“天南地北，鸟散荆分。”
金元好问《雁丘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
元关汉卿小令《沉醉东风》：“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
文人也将此说成“地被天南”。
元萨都刺《相逢行赠别旧友治将军序》：“人生聚散，信如浮云。地北天南，会有相见。”
不管是“天南地北”还是“地北天南”，总是没有说成“天北地南”或“地南天北”的。
是纯粹的语言习惯吗？非也！
“天南地北”或“地北天南”，反映的是上古先民对“天地” 位置的认知——天在地之南，地在天之北。
即然如此，本来在地之南的天再往南和原在天之北的地再向北，肯定距离就远了去了。
这样的天文认知，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五千纪。
《尚书·尧典》载，帝尧命“羲和”二臣，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伏羲”“女娲”，“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上古先民的“天南地北”理念，一定是在观象授时过程中形成的。
一个重要因素，是进入农耕时代的先民，越来越认识到“日”即“太阳”，对于万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重要性。
而生活于北半球40度线左右的先民，发现无论春夏秋冬，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轨道，总是在自己头顶的偏南方向。所以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形成了“以南象天”的观念。
(西水坡M45号墓平面图，表示天圆地方，外圜为夏至日道、中圜为春分秋分日道、内圜为冬至日道)
“以南象天”，是因为公元前六千纪的先民，对于“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二分二至”的日升日落和运行轨道，已经有了相当精确的观测和记载，并通过太阳的“冬至日”“二分日”“夏至日”的“三圜”运行轨道，形成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属于仰韶时期、距今65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中，精准显示了表示“二分二至”的“子午线”和“卯酉线”；同时，墓穴墓道清晰呈现出“天圆地方”的形状；而且，墓中的男主人，头朝向正南，南方墓道中以蚌壳摆成了骑乌乘龙升天的图形。
（西水坡31号墓的墓主头朝向正南方）
这说明，当时的先民，已经形成了灵魂升天的原始宗教。并且，升天的途径，就是南方。
自公元前五千纪以降被发现的古代“甲”字形大墓中，绝大部分都有朝南的最长甬道，而且墓道穹顶很多设计为圆形。只有极少部分的最长甬道朝向东，实际也是朝向太阳升起的方位。
所谓“甲”字形大墓，一是大多为极高规格的帝王或贵族之墓；而是“甲”字，实为表示方位的“二绳”即“+”图案，表示“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精确性，而向南最长的甬道，即“子午线”向南的延伸，作为墓主人灵魂升天的“起飞跑道”。
（陕西、山西等地发现的甲字形大墓）
关于古人的“天圆地方”宇宙观，已写过多篇小文，有兴趣的朋友可搜出来看看。
古人对“天南地北”的另一种表述，是“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这是古人对于日月星辰何以会运行的早期认知——西北的“天”低，东南的“地”低，结果也就是从东南开始的“天”就高了。
“天”在南不仅“高”，而且“远”。
《尚书·尧典》中说到，帝尧命“羲和”安排四臣分管“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和“春夏秋冬”四个节气。
其中，东、西、北都说到了具体地点。比如北，称“幽都”，大约就是古人说的“北海”即“贝加尔湖”一带。
而南方，只说“申命夏至神羲叔，让其居住在南方极远之处”，并不说出具体的地点。
（曾侯乙墓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图案）
湖北随州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星图中，同样唯独没有“南宫朱雀”的宫图，而是漆成黑色已表示遥远。
“南天”高、远，还为“阳”、生“热气”。
韦昭在《国语·楚语》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句下注：“南，阳地。”这是说，“南天”属于“阳”之所在。
《晋书·天文志上》：“夏至极起，而天运近北，故斗去人远，日去人近，南天气至，故蒸热也。”
古人“天南地北”的认知，不仅决定了大墓要修建升天的南向甬道，而且还决定了宫殿、房屋等建筑“坐北朝南”的数千年规制和习惯。
同样，“坐北朝南”亦为尊位。
《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人臣”“卑幼”见君主、尊长，则要“北面”。
《韩非子·有度》：“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
包括拜人为师，亦称“北面”，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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