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税亩”是什么，为什么说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社会的转型？

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不知道大家以前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有没有学过一个名词叫“初税亩”，这其实是春秋时期发生在鲁国的一个财政事件。一般来说，在中学历史课堂上，如“初亩税”这样的历史事件可能一带而过，历史老师不可能会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进行一个讲解。

但是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事件不仅是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而且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开始转型的标志。像“初亩税”这样的财政收入形式变化，事实上无法一次就完成了，而是成为后世中国封建社会，那些不同朝代追寻千年才实现的目标。

从“税人”向“税地”

我们首先说一下“初税亩”，它的大体内容是说：在以前的社会里，农民既要耕种“公田”，又要耕种“私田”，而其中公田出产的粮食归国家，私田出产的粮食归农民自己。从某种性质上说，国家获得的公田粮食，实际上就是农民提供的劳役地租，按照当时的说法就被称为“借民力以助耕公田”，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将其说成“税人”。

可是到了后来，因为农民开垦的荒地越来越多，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手中的私田自己都种不完了。因此民众对于在公田上提供劳役这种状况就会越来越抵制，干活越来越不卖力。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于是，在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的鲁国国君宣布实行“初税亩”，它就要求农民，不管耕种的土地是公田还是私田，每家每户都要根据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缴纳田税，当然这其中还对土地进行了等级划分。

而实际上，不仅是在鲁国，类似事件在此前后其他诸侯国也发生了，比如晋国的“作爰田”、郑国的“作丘赋”等等，这就说明这种现象到了春秋时期是非常普遍的。

鲁国实行“初税亩”政策，这就意味着每家每户都可以实际占有自己耕种的土地，只需要按照土地面积纳税即可。

在当时，按土地面积纳税被称为“履亩而税”。“履”的意思是鞋子，“履亩”就是依靠跨步子丈量土地。在西周时期，1亩的计算方式为宽1步、长100步。商鞅变法将前后改为长240步为1亩，且1步为6尺。

在现在人的想象中，土地是财富之母，农耕时代按土地面积征税，这种方式是一种既合理又公平的政策。正所谓“所征即所出”，而且财政负担还落到了有能力的人身上，田亩多者纳税也多。

但是啊，如果你设身处地去想一下，履亩而税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首先它意味着必须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才能征税。可是丈量土地，需要有高度的技术和复杂的管理。仔细去想一想，国家为了丈量土地面积，就要动员人力来跨步子丈量，再加以记录汇总，还需要管理土地档案并及时加以调整。而在丈量的基础上，还要再由基层官吏根据档案中的土地面积计算税收、称量粮食。

因此，这需要大量的人力，以及会这些高度技术的人才。

在西周初年，要执行“履亩而税”，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原因很简单，在那时，人口稀少而土地丰富，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散布的都是一些稀稀落落的人群聚居地。

因此一方面，周天子分封各国，也可以看做是不得不承认原来的一部分人群聚居地为“诸侯国”，给原来的首领加以封号；另一方面，他又让自己的近亲近族向东方进行武装殖民，以新封诸侯的形式在交通及战略要地建立聚居地。

在那时分封的诸侯国内，最初建立的是怎样的制度呢？

传统的说法是“井田制”。由诸侯或更低级贵族将可耕地分配给农民，或者认可农民自己开垦的荒地，由此形成“私田”。这些私田出产的粮食基本可以用来养活农民自家。再由八家农民集体共耕“公田”，收获物以祭祀所用为名，上缴给诸侯贵族。而八块私田和一块公田，组成“井”字形；四周为私田，中间为公田。

不过今天的学者认为，由于山川、河流、地形等原因，很少有土地能够以井田形式来划分，因此，“井田制”应该是对当时社会的土地制度的一种反映。

不过，随着人口慢慢得到繁衍，这就对原来的耕地资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于是，大量的人口纷纷涌向未曾开发的土地，开垦出许多不用承担缴税的“私田”。而且，此时铁器投入了使用，耕作技术、劳动技巧得到改进。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效率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的努力程度。

原先在公田上向领主提供劳役的集体耕作制度，日益显得落后，造成劳动者积极性不高。这一状况，在古代典籍中的描述就是“民不肯尽力于公田”。而在公田上集体劳动时不积极的农民，在给自家私田干活时却非常起劲。

《吕氏春秋》：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其力也。

但是在诸侯贵族们看来，封地内所有的土地无论是公家的土地还农民开垦的荒地，都应该是自己的，都可以征税。可是在过去井田制度下，大量私田不用缴税，而用来作为税收的公田，民众又不愿意好好耕种。

于是乎，类似于“初税亩”的改革举措就是应运而生，呼之欲出了。统治者们宣布土地不再分公田与私田，民众一律按土地出产以固定比例缴纳粮食。

按照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说法，上田出产按十分之一缴税，其他田地根据土地等级按递减比率缴税，也就是“相地而衰征”，这就是“税地”。可见，“初税亩”代表了中国社会的税收从“税人”向“税地”的变化。

从城邦向帝国

我们首先说一下构成国家的必备要素有三个，分别是人口、土地、公共权力，不同阶段或者不同时代的国家对这三个要素的依赖性不一样。

西周初年周天子宣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过从后世眼光看，这样的说法纯粹是周人对天子权力的一种夸张。正如之前提到过，在地广人稀的土地上，周天子也好，各诸侯也罢，事实上都不能对土地实行有效的管理。

那个时候君主要统治，就只能控制人口，一个国家的收入也只能是税人。君主不管想干什么，都必须在人身上打主意，获取人的各式服务，如公田的劳役、战时的军役、工程中的力役。

在西周初年，依据国君与所统治人口的亲疏关系，形成了三类不同的被统治群体。

第一类是国人，他们住在城池里或者近郊，平时耕种国君分配的“份地”，承担的义务主要是军役，其他负担很轻，还有一些政治特权如获得官学教育等。

第二类是野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这一类人一般居住在离城邑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是主要的农业劳动者，负担较重，需要在公田劳作并上缴土地收获，但没有服军役的义务，也没有政治上的特权。

第三类是夷人，他们未被纳人统治，当然也没有财政义务，到后来要么慢慢地被同化成为野人，要不然就被迫向更偏僻的四境迁移。

到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不断繁衍、生产效率取决于劳动者努力的前提下，诸侯国统治者通过“通公私”“初税亩”等制度改革，初步建立起以土地为支撑点的帝国。

在此方面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把国家共同体对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落实到君主个人及其家族身上。就是说，以君主的个人所有制形式，来实现国家共同体对土地和人口的支配权，国家的公共权力借由君权来表现自己。

当然，由于国君不可能亲自管理庞大的领土，于是发展出科层制、郡县制等制度。在底层，国家经“通公私”将土地配置给一家一户的小农来耕种，由农户家庭自主决定土地耕种和收获过程，然后再通过“初税亩”等方式实现“履亩而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君主所有及个人负责的产权制度与社会制度，在效率上优于城邦时代的共有共用制和等级领主制。

当然，由于以土地为支撑点，帝国除了对内要通过制度变革，就是变法，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国家制度运行效率外，还要向外扩张，甚至不惜发动惨烈的兼并战争。

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场景，一再出现，直到秦灭六国。秦始皇建立统一帝国后，一方面到处立碑声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致，无不臣者”，另一方面颁布法令，“令黔首自实田”，宣布不管以前土地状况如何，只要到官府去登记自己所占据的土地、按土地数量纳税，国家都认可。

而秦始皇的做法，事实上完成了“初税亩”所标志的国家由城邦向帝国的转型。

由此可见，“初税亩”的实行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事件，而是整个国家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的开始。从此，君主可以以拥有天下所有土地的产权为基础，再以恩惠的名义把土地配置给民众使用，以此取得统治民众并“履亩而税”的合法性。“打江山者坐江山”这句口号，非常好地反映了接下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国特征，即借助对全天下土地的占有，来获得对土地上人口的统治权。

真正实现“履亩而税”

“初税亩”之后，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履亩而税”，而其中的困难在上文就提到了，这个情况可以说是一直存在。

整个封建王朝，历朝历代为了实现按土地收税，努力了上千年。

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要实行“履亩而税”就不得不采取变通的办法。

从秦汉直至唐初，大致的办法是，国家给民众按人口或者丁口，就是说按照男丁数量分配土地，大致上“一夫授田百亩”，然后国家再按其数征税。由于在制度上每个男丁都有土地，所以对人征税跟对土地征税大致等价，但对人征税在技术上和管理上要简单得多。

在历史上，汉代的授田制、北魏的均田制、隋唐的均田制，其实大都是通过对人授地、再依人征税来变通实现“履亩而税”。

不过，变通办法要能行得通，还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国家手中要有大量的土地可用来授田。一旦这个条件不具备，人口无法获得土地或者因为某种原因失去了土地，这时对人口征税就不再等价于对土地征税。

如果民众没有土地、没有用来从事生产的资料，国家还要按照人口数征税的话，民众是没办法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民众来说，最佳的逃税手段就是逃亡。汉代历史上流民的产生，大多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唐代中期，杨炎实行两税法改革，其实也是为了直面这样的问题。在两税法之后，国家就不再负担为民众授田的责任，只根据民众实际占有的田亩数，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对民众来说，田亩多，就多缴税；田亩少，就少缴税；没有田亩，就不缴税。所以，到唐代两税法之后，才算是真正地在制度上确立起“履亩而税”。

当然这并不完全就是说“履亩而税”就真正完成了，但是相比最开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后来还有“千步方田法”“经界法”等解决的是土地丈量问题，青苗簿、鱼鳞册等，解决的是土地账册管理问题。这些的出现，在算是真正完成了“履亩而税”。

小结

春秋时期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其他诸侯国也实行过类似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意味着中国古代收入形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类型诞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