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层评文革：全局性错误，败坏社会风气，必须彻底全面否定（上）

摘自《安徽高层参考》

导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文革给千万受害者带来的伤痛

对于文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亲历者都有着深刻的反思：这是一次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评文革：全局性错误 败坏社会风气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之“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第五部分 作者：邓小平 原载于人民网）

陈云评文革：文革十年惨绝人寰 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

陈云的讲话始终保持着平静的语气：我是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大家对于毛主席的功与过，不论说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四六开”。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实的。我认为毛主席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领导是正确的，应予全面肯定；第二阶段是到1957年鸣放运动止，其间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运动，虽稍有偏差，但成绩大于错误，应予基本肯定；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的胡搞乱开，到1965年止，其间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线，不问大事，经济才有了转机，但在他当政那一段时间，应予基本否定；第四阶段从1966年到他逝世为止，那惨绝人寰的“文革”悲剧，他是主要责任者，应予全面否定。（摘自：《渤海学刊》1993年第3期，作者：《渤海学刊》编辑部，原题：《陈云评价毛泽东》）

陈毅评文革：不是革命 是反革命集团有目的毁党开始

父亲一直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类似党内整风的运动，是教育党员和党的干部保持思想纯洁的运动。根本没有想到是一场夺权的内乱，所以运动一开始，他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运动的，通过“十六条”、派工作组他都是举手赞成的，甚至还苦口婆心地与造反派谈话。但是运动向毫无法纪的方向发展，完全成为了一种动乱，父亲从支持到不理解，又转向不赞成，最终是愤怒了……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走到我面前，父亲气得指着我说：“你听到没有，这是革命吗要打倒党内每一个领导干部。这不是革命，这一定是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在有目的地摧毁着我们的党。”……“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十年、二十年不治”公开批评文化大革命，是父亲认真思考的结果。（摘自：《回忆父亲陈毅》，作者：陈昊苏 陈小鲁 陈丹淮 陈珊珊，出版：华夏出版社）

彭真谈文革：教训深刻

主席犯了严重错误“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就犯了大错误。不过，也有好处，坏事可以变好事，是毛主席自己用他犯的错误打破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这对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总结教训，那就不仅是个人的问题，教训要深刻得多。作为共产党员，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毛主席一世英明，最后犯了严重错误，整了那么多人，挨整的人谁没有气？这是可以理解的。（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作者：彭真传编写组，原题：《彭真复出后谈毛泽东》）

钱学森谈文革：没有总理保护 恐怕我早不在人世了

反“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时候我们都是军管的。军管会每星期都要向总理汇报一次。总理下了一个命令，要搞一个科学家的名单。名单送上去后，总理说：“名单中的每个人，你们要保证，出了问题我找你们！”（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钱学森，原题：《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

“文革”十多年前，杭州大学地理系曾搞过侮辱人格的“活人展览”。七位老教师被打扮成“地主”、“资产阶级太太”、“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保护人”，受辱于大庭广众之前。这种践踏斯文、戏弄正义的政治恶作剧，令人发指。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当年进驻杭州大学地理系，参与策划这一事件的个别人，至今仍然认为这种摧残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正确的，是“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做耐心过细的思想工作，以政策开道，严禁逼供信，启发帮助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的。 这散发着“文革”霉味的语言，不正反映出“文革”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并没有推倒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个结论，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认识。对“文革”就是要彻底否定。不彻底否定“文革”的那一套“理论”、做法，就不可能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就不可能有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欣欣向荣的新局面。这是人所共知的。（摘自《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头版，作者：《人民日报》评论员，原题：《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

文革浩劫是全局性错误对文革及其后果应该如何评价？《党史》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总结已经给出明确的答案：这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浩劫。造成这一浩劫“左”是最大的危险。

《党史》第二卷：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

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党史》二卷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文化大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也基本依照《历史决议》，没有作更多的新推断。所不同的是《党史》二卷不仅详细叙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且用较大篇幅专门讲了其严重危害，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都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所网站，作者：张金才，原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1987年邓小平谈“左右”：中国最大危险还是“左”

尽管有国际和国内的大量实践经验，尽管历经大约70年之久的多次挫折，尤其是亲历“文革”十年极左的切身浩劫，然而，“左”比右好的观念在广大干部中还远未清除，以至于在近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左”的倾向又几次抬头。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总结历史经验时语重心长地指出：“几十年的‘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摘自：《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2期，作者：高放，原题：《“左”的根源面面观》）

江泽民党校“五二九”讲话：警惕右 但主要防“左”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摘自：《呼喊》，作者：凌志军，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载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