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66年，全国风雨飘摇，秦城监狱也不能幸免。
原本秩序井然的监狱，被军队接管之后，原来的那些管理人员也就只能靠边干瞪眼了，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军管员来负责。
而这些军管员压根不知道怎么管理囚犯，他们只会要求囚犯们，每天机械性自我反省、写检讨书、交待问题、劳动改造。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流程，气氛也变得越发的压抑。
自打被军队接管后，监狱原本的规定也都基本上作废了，军管员制定了新的规定：
1、战犯之间不准在互称“同学”，要改口为“同犯”。
2、每天要主动自我检讨，要积极互相揭发问题。
3、每天必须从事体力劳动。
原本管理比较开明的秦城监狱，从这一刻开始，变成了一座愁城。
这些变化倒也罢了，毕竟身处监狱里，也没有过多的奢望。但是，后面发生的事，却让一些战俘们心里很难受。
战犯管理局的一些老干部们，平常对这些战俘们十分照顾，和战俘们也有了颇深的交情。
一些战俘外出劳动的时候，看到这些原来的老干部们，住在牛棚，还要从事很艰辛的体力劳动。
回到监狱后，他们把看到的事情告知了狱友，这些战俘们听到后，心里颇不是滋味。
面对新的形势，这些战俘们有了自己新的生存方式。军管员提审他们的次数变多了，提审的问题，无非也就是要他们互相揭发同犯的问题。
面对提审，战俘们通常说自己只是一介武夫，没有文化，只知道带兵打仗，不知道战场之外的事情。
不管军管员们如何说，他们都不反对，反正是让干啥就干啥，让学习就乖乖学习，让劳动就老老实实的劳动。
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时候，战俘们也发现监狱里来了不少人，最多的时候大约接近五百个人。
原本比较安静的秦城，一下变得混乱又热闹了起来。人数偏少的战俘们，被统一安排住在同一栋监楼里。
白天没事的时候，这些战俘们就站在楼上的牢房里，朝下看去，可以看到不少生面孔在监狱里劳动的身影。有的在浇花除草，有的拿着扫把扫地，有的扛着工具，排着队准备外出劳动。
人一多起来，加上这些军管员们缺乏经验，人来人往的，混乱倒是平添了许多。
相对于这些新进来的囚犯，原本的战俘们倒是幸福了许多。因为这些新来的人，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那一小时的放风时间，剩下的时间，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接受审问、挨打、挨骂。
不过，战俘们的幸福生活也只持续了两年，到了1968年的中旬，战俘们也明显有一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危机感。
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军管员，把主意打到了战俘们身上，要求他们站出来指认、揭发，新进来的囚犯，哪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写吧，违背了良心，不写吧，就是没日没夜的提审，搞得人身心俱疲。
就这么战战兢兢的过了两年，这两年当中，军管人员来来回回的换了好多批，一直到1970年初，战俘们又重新看到了穿着蓝色裤子管理员。
这些穿着蓝色裤子的管理员，就是曾经秦城监狱里面的管理员，他们又重新复工了。
随后不久，战犯管理局的孙副局长、李处长他们也都出现了，监狱里的汪大夫和李护士也出现了。这些熟面孔的到来，让战俘们觉得好似换了天，虽然他们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但是能看到熟面孔，心里是很开心的。
一年当中，再也没见过军管员的面孔，战俘们也胡乱猜测其中原因，也不知道具体的缘由何在。一直到1971年的10月5号，谜底才揭开了。
这一天，上午九点，管理员就集中了所有的战俘们，让他们去电视室集合。
到了之后，一个管教干部上台念了一个消息，顿时让战俘们大惊失色。
原来是101企图坐着飞机逃亡苏联，途经蒙古的时候坠机身亡。
对于这101，战俘们可是很熟悉的，有不少战俘在东北战场上和四野交战过，没想到会是如今的结局。
怪不得监狱的气氛也变了，原来如此。
到了1973年，秦城监狱又重新回到了正轨，原本的学习也恢复了，图书馆也重新开放了，之前的娱乐活动，譬如打牌、下棋也可以玩耍了。
1975年3月9号，秦城监狱举行了最后的特赫仪式，剩余的293名战俘也被释放，离开了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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