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社会的悲哀

晚清时期，很多知识分子振臂高呼，要“师夷长技以自强”、“师夷长技以制夷”，有的还出版书籍，发表文章，直接给皇帝上书，却总是不能改变社会，不失为一种悲哀。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大多是先知先觉者。林则徐属于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面对鸦片贸易，果断采取禁烟措施，获得人们的拥护，名声很好，只是被朝廷发配。而郭嵩焘同样主张禁烟并积极参加两次反侵略战争，命运却大大不同，生前遭受朝野非议，戴着“媚外投降”的恶名郁郁而终，直到今天某些历史著作对他仍有贬词，郭嵩焘比林则徐晚了二十年出现，主张向西方学习更为彻底，走得更远。作为第一任驻英国公使，他有机会考察西方国家，最终痛苦地得出了中国不但在物质上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教养上全面落后的结论。要改变流传了上千年的夷夏观念，说西方“视中国亦犹三代之视夷狄也”。他认为英国之强在于其立国之本的议会民主制加民选市长制，这是它的“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二者相辅相成，以成其富强，而造船、制器等等又是“其末中之一节”。当时的观念远超士大夫们的想象，没有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反而受到了朝臣的诋毁。到了一定的程度，清政府下令，毁掉他的出使日记，连同刻印的雕版都要一起毁掉。

无论是林则徐那样坚定地改变，坚决予以回击，还是郭嵩焘那样转而学习西方，都不被清政府允许，也都被治罪。清政府要守着祖宗之法，要稳定地发展下去。而所谓的稳定就是继续愚民，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便有后来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也一样未能改变清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内部的动荡，清政府所维持的政治制度断然难以改变。

鸦片贸易之后，英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几经抵抗之后，清军纷纷溃败，朝廷迫不得已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割地赔款换取自强的时间。知识分子们必须考虑国家的安危，也必须以天下为己任，要奋发图强，要促使清廷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他们必须考虑现实条件，也必须要自强。只是，他们没有看到清廷的腐朽问题已经不是学习西方能够解决的了。

僧林格沁诱击根据《天津条约》而来的英国船只，一时“天下称快”，结果招致一八六0年第二次英法联军，造成更加惨重的破坏，最后续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郭嵩焘和曾国藩曾经激烈反对僧林格沁的行为，认为他应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而郭嵩焘和曾国藩的言论就有些媚外降敌之嫌，但他俩更懂得审时度势，而不是以卵击石。那么该如何判断爱国与卖国呢？

清朝内部爆发了洪秀全领导了太平天国运动，给清廷以沉重一击。洪秀全打算推翻清廷，他设计的“天国”只是政治上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而已，并非人人平等的社会。尽管洪仁轩写成了纲领性的《资政新篇》，也能在短期内总理朝政，却无力改变现实。洪秀全不听他的建议，也就让《资政新篇》名存实亡了。如果洪秀全的起义能够获胜，只不过又增添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而已，并不会催生出先进的民主制度。不过，太平天国运动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倒是真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也提出过一整套改革弊政的方法，吸引和培养人才，发动洋务运动，发展工业，不能说思想不先进，只是他始终都提倡忠君，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的限制，更不敢“取而代之”。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于没有实权，要想实现自己的思想，就要依附于权贵，不然不会得到人们的重视。王韬曾经向清廷建言，要走强国克敌之路，也见过洪仁轩，对太平天国充满幻想，化名为其出谋划策，为此以“附逆”罪逃往香港，去世前三年还见过孙中山，为他润色上李鸿章的意见书。从朝廷的角度来看，他是变节附逆的知识分子，而从农民运动的角度来看，他就是革命的人物。他曾经在上海租界受雇于洋人，又在英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苟且偷生，已经非常矛盾，但他还是希望国家能够富强，却只能跑到清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隐忍地活着。没有权力的知识分子，只是建言，却并不能改变现有的状况。尽管他们是先知先觉者，也提出了医治社会疾病的药方，但真正起作用的不是药方，而是大权在握的清政府。不管是变法图强，还是学习西方以自强，都在试图巩固将要土崩瓦解的清廷大厦，起作用只不过是在上面填上一砖半瓦，却并不能巩固早就朽坏的根基。

当知识分子的建议得不到采纳的时候，他们被罢官，归隐，皈依佛门，寄情酒色，放浪形骸，也就不管什么国家大事了。毕竟，国家大事不是他们能够干预的，只能笑看风云变化，做一个世外之人了。这才是晚清知识分子的悲哀，也是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的残酷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