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从凤凰岗到汉阳——张之洞的铁厂选址波折

汉阳铁厂

兴建铁厂的起意
张之洞开铁矿建铁厂的念头，是当山西巡抚时受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hcard）、英国军火商麦士尼（William Mesny）、张佩纶启发而来。抚晋伊始，张之洞就对遍地罂粟深恶痛绝，下令严禁，随之出现的问题是，不种罂粟，山西税捐收入下降，如何开发“富源”以增加税收，弥补不种罂粟的损失？李提摩太认为山西资源丰富，只需改善交通，山西的煤、铁都很容易开发，还可以栽种葡萄、土豆，发展毛纺织等工业。（1882年12月6日《字林西报》）不过在1882年，李提摩太提出的正太（正定-太原）铁路计划无疑过于超前，当时沿海省份士绅大都反对建设铁路，山西内地更加阻力重重。到1904年，反对铁路建设的声音业已消失，盛宣怀启动正太铁路建设，1907年通车，对山西资源开发大有帮助。
光绪九年，张佩纶赴陕西查办事件回京，经过山西时做了一点考察，十年正月写信给张之洞，建议山西“设法炼铁”。张之洞回信言：“铁矿正是鄙人刻意经营之事，正在筹办。”（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81页）二月初，张之洞派人到天津机器局，商议购买炼铁机器，“就晋省已开铁矿，设法扩充，自较试开新矿事半而功倍也。”（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579页）天津机器局生产不了炼铁设备，不久朝命下来，张之洞署两广总督，此事也就搁置起来。
略为巧合的是，山西省以铁矿闻名，广东佛山则以铁锅、铁炮驰名。至迟自明代开始，佛山铁锅不仅行销全国，也是明朝与北方游牧民族“九边互市”的拳头产品，同时还远销南洋各国。张之洞先后出任这两个省的封疆大吏，对本土铁业都尽力给予扶持。
张之洞到粤之后信息渠道增加，对炼铁的认识有所加深。比如，1885年7月《筹办闽粤两省开设学堂及枪炮各厂折》，目的主要在奏请开设枪炮厂，涉及到制造枪炮所需的钢铁生产，所属内容有些比较专业，如“兹拟访求外国专门矿师三人，或搜求地塥，或化分矿质，或煎炼成器，各专其责。搜求得地，再考化分；化分有质，则归煎炼。倘能炼铁成钢，其用尤大。至炼生铁宜用高炉汽机风具，炼熟铁宜用砂炉气锤，炼钢铁宜用毕士买炉、西门马丁炉。缘中国铁质多夹磷硫，皆须先炼出磺强水，再入炉冶，始成纯质”。奏折这段话十分专业，应为幕僚所起草。
奏折内容也有令人失笑者，如“我国煤铁之富远驾四洲”“况中国之铁质坚栗而性柔韧，以制炮枪实胜洋产”“即广东之惠州，清远等处，产铁亦佳”。如以山西情形论之，煤铁矿藏确实丰富，但不能拿广东惠州、清远与之相比。当时的广东煤、铁矿能否支撑起大型铁厂，须在专业的地质调查、勘探之后才能立论。从《广州大典》收录的《张文襄公督粤电稿》《张文襄公督粤收接电稿》看，张之洞兴办铁厂的计划，建立在广东必有富铁矿的虚幻基础上，后发觉不对，但订购设备已定金，没有退路，曾产生过将铁厂移设山西的想法。就在进退两难之际，盛宣怀救了他一命，将之前探测过的大冶铁矿“贡献”出来。经过多轮博弈与考虑，张之洞最后选址汉阳建厂。

张之洞

未有铁矿，先购机器
学界谈张之洞在广东办洋务，多提到1885年设立矿政局（矿务局）一事，以此作为他的业绩之一。矿政局的设立，是听从粤商何献墀的建议，但其人员构成却令人费解。矿政局有两个总办，一是李蕊，一个彭懋谦。这两位都属于非常传统的读书人，其知识结构、历练并不适合这个岗位。
李蕊（1822-1886），湖南祁阳人，字仙舟，号奎楼，1869年投笔从戎，加入平江营，后肆力科举，中进士点翰林，1879年以试用道分发广东，数年间无所事事，遂编撰60万言的《兵镜类编》一部。1883年曾国荃督粤，以同乡关系委以重任，任善后局总办。此次出任矿政局总办，可以肯定是出于同乡彭玉麟的力荐。张之洞曾写信给堂兄张之万，抱怨彭玉麟在广东，“要差要缺，几欲无人非湘人而后已。”另一个总办彭懋谦（1833-1905），字小皋，陕西省石泉县人，由增贡生报捐同知，同治九年（1870）中举人，次年联捷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改捐道员指分广东，光绪八年署惠潮嘉道，十年四月署督粮道。历任广东报销、厘务、善后、矿政等局总办。这两个总办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循吏，操守都很廉洁，但实在不适合安排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位置，需要的是懂一些地质学、能与欧美机器采矿业界联络、吃苦耐劳的开拓型人才。
事实证明，矿政局的设立，对张之洞找矿并无帮助，他实际是依赖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帮忙探矿。方耀经常在惠州各属“剿匪”，本人对开矿极有兴趣，组织了一些商人在各地探矿。1886年1月3日，方耀电告张之洞：“惠属矿务，经派人协商，分往查探，兹据覆，河源之大叶山等处，铁苗甚旺，归、博、长、永各属亦多铁矿兼有五金矿山。现购有机汽及造成小炉，拟运赴各该处先行试探、试炼，一面会府行县查照，仍俟倾煎成质，察看情形若何，再行督商妥议，具报开办。”（《广州大典》总第344册）方耀在惠属探矿多年，未见有何显著成效。作为军事领导人，方耀将探矿当作可有可无之事，只是让商人自己探查，没有组织一个班子专门负责，惠州知府、各属知县实际也不闻不问。张之洞听信了方耀的“情报”，认为广东总是能找到铁矿，在没有探明地点、储量、品位的时候，下决心从英国订购大型炼铁设备，几近儿戏。
直到1899年冬，铁厂设备已付定金，张之洞才意识到要找惠州知府落实铁矿坐落何处。11月初，他急电惠州知府督责：“该府设局开矿日久，未据详报，闻煤、铁、铜、锡各矿均有，究竟何处现开何矿、何处所得最多、何处矿质最良、多者能出若干，其转运煤、铁，何处水口最为近海、运脚几何、应以何处为聚集之所，速饬归善、河源、永安、龙川四县令即日亲往确勘。”（《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意想不到的是，新任薛知府回电，方耀并无设立矿务专门机构，前任知府只是一纸塞责：“惠府矿务，方提督并未开局，各商亦未领照开办，何处、何矿丰旺，必须开探方知。前李守禀呈山场清折，各县均未查复。”前任知府李璲在张之洞、方耀双重压力下，开列过惠属各处矿场地名，但各县知县并无亲到现场履勘，也久无回复。商人何献墀开发大屿山银铅矿不顺利，张之洞认为是商人不懂开矿的结果，开矿必须“官为经理”。从惠州知府的回复，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官为经理”的结果。
洪钧的反对意见
张之洞也明白探矿需要西洋矿师协助，只是观念陈腐，招揽不得法。中法战争印证了他头脑中固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观念，但在招揽西方采矿工程师方面，仍持有这种旧观念，并不是都可行。
1889年4月9日，已经准备订购设备，他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请刘瑞芬在英国“觅上等矿师”。刘瑞芬千辛万苦，找到一个愿意来中国的矿师，到9月份又起变故，说是“因家务不能来”。（《广州大典》总第343册）12日，张之洞致电洪钧：“琼、惠等府现兴矿工，请代订精于铜铁矿师二人，务须上等，议定月薪、年限及盘费，能速订速来尤感。”也即他已准备下单订购炼铁设备，但采矿工程师尚未物色到，急急忙忙，托完刘瑞芬，觉得不保险，又托洪钧帮助物色。
驻德公使洪钧有自己的见解，不会对张之洞言听计从。从来往电报看，洪钧对近代矿业、工业的了解，比张之洞高明许多。对寻找上等矿师问题，洪钧回答：“上等矿师皆享月俸，非有经久重利，未肯远适。”欧洲上等采矿工程师均有优厚待遇，除非确信能得到长期的高回报，不会随便到远东来。
需要补充的是，欧洲人多不能适应广东炎热气候，加上热带传染性不时流行，当日两广地区的传教士及其亲属死亡率、染病率极高。为了高薪而不幸送命，或落个终生残疾，得不偿失，这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难行得通的重要原因。这年秋天洪钧帮张之洞在德国找到的副矿师“行至新加坡身故”，就是例子。
对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洪钧毫不客气地一口反对：“粤中铜、锡矿可开，铁矿不可开。购机设厂，需款甚钜，尚请熟筹。”（《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4册）洪钧对广东矿藏情况了解较深，坚决认定粤中“铁矿不可开”。此处“不可开”之意，是缺乏大型富铁矿，小型的贫铁矿不能适应需求。洪钧进一步警告说，购买机器设备设立炼铁厂，总投资金额甚钜，要张之洞慎重考虑再说，实际上是否定了在广东开设炼铁厂的计划。广东的富铁矿，要到1939年，侵华日军在海南石碌发现。即使当时张之洞手下找到石碌铁矿，从海南腹地矿区到广州的运费也不低。
英国方面宣布涨价后，张之洞曾打算转向德国订购，八月廿三日致电洪钧：“请定镕铁大炉二座，日出生铁一百吨，并炼熟铁、炼钢各炉，压板、抽条兼制铁路各机器，一切配全，能拆开分运，经行山路至内地者尤好，价若干、几月造成、需用洋匠几人、薪工若干，望悉查示。款已筹备，此系详筹必办之事，务恳速议见复。”（《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后因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妥，从德国引进设备的计划没有再提。
英厂涨价
张之洞洽购炼铁设备，与纱厂、枪炮厂一样，都由驻英公使刘瑞芬具体操办，张之洞坐镇广州，用电报发纵指示，刘瑞芬则不辞辛苦，与厂家作唇燥舌焦的艰苦谈判。不过，由于汇丰银行汇兑定金时出现延误，英国厂家重新报价时突然加价。
1889年4月9日，张之洞同时致电刘瑞芬、洪钧：“粤多铁矿，质美价廉，惟开采煎炼未得法，故销路甚隘。请查开铁矿机器全副需价若干，将生铁炼熟铁，将铁炼钢，兼制造钢板、钢条、铁板、铁条及洋铁针并一切通用钢铁料件需用机器，约价几何。粤拟设炼铁厂，请详询示复。”
刘瑞芬凡张之洞托办之事，二话不说，先做了再说，不持异议，即或有疑问，也是以温和之语出之。洪钧却不会稍加辞色，对张之洞的做法，有时直接否定：“开矿机价自十万马至五六十万不等，须相地而施；炼铁机器亦须知日炼若干，无从悬揣，总以矿师测验为首务。现正物色良师，未敢草率报命。”（《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丛书》第二辑第8册）“无从悬揣”四字，体现了洪钧的科学精神。
就在奉调湖广前一天（8月7日），张之洞发电刘瑞芬催督：“铁机请速定，尚未奉示复，盼切之至。立等具奏，即定迅复。”原来，开设铁厂的资金，是向广东全省“官吏绅商”勒捐而来，必须尽早向朝廷出奏成为定案，若一直未能奉旨允准，这笔钱就没有“合法”身份。张之洞自吹自擂，总说自己在粤省筹款“取之中饱”，兵工厂投资、铁厂投资是全省各级官员“凑捐”，说“取之中饱”有点不公平，贪官对这点勒捐经费当然无所谓，苦的是真正的清官。所谓“绅商”，笔者猜测主要是官商身份的盐商之类。
8月14日，刘瑞芬奉命与英厂谛塞德公司（Tees-side Engine Company of Middlesbrough，张之洞电报档作“谐塞德”，可能是译电错误））签订“镕铁大炉”合同。9月5日，张之洞收到刘瑞芬回电：“炼铁机炉，该厂因过期多日未付定银，现工料各价腾涨，前议已作罢论。”（《近代史所藏清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65册）当张之洞要求与该厂再议时，9月6日刘瑞芬答复“此时颇费唇舌，业与该厂说绝，现难再议”。
英厂突然涨价，刘瑞芬与之理论，几乎翻脸。张之洞铁厂专款筹集告成，势难中止。最终，经刘瑞芬与英厂再次谈判，仍以原价成交，签订合同。突然涨价以及刘瑞芬所言“业与该厂说绝”，背后有无李瀚章操纵，殊难判断。李瀚章无意把炼铁设备留在广东，并不表明他反对兴办近代工业，而是深知张之洞此举鲁莽冒失，铁厂投资是个“无底洞”。
9月，张之洞奏上《筹设炼铁厂折》，报告朝廷：从英国公司引进炼铁设备连同配件等，总价款八万三千五百镑（折合白银约39.5万两），厂址“择定于省城珠江南岸之凤凰岗地方，水运便利，地势平广”。此地原是广州八旗水师营把守的凤凰岗炮台所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水运便利”倒是实情，后来日商在此建成大阪码头与仓库。

广州凤凰岗示意地图

就在上奏的同一天，张之洞致电湖广总督奎斌，称：“大冶向来出铁，近来民间有无开采，出产多少，请详询曾任大冶、兴国一带州县，或遣妥人密查，万勿宣播。切祷。”这封电报表明，张之洞从自己的渠道得到情报，湖北大冶有大铁矿，由盛宣怀勘探发现，但谆嘱奎斌“遣妥人密查，万勿宣播”，显然不想惊动盛宣怀、李鸿章。后来，盛宣怀主动向海军衙门报告大冶铁矿可用，张之洞从广州到武昌上任，中途在上海停留了10天。张之洞在上海向盛宣怀当面了解大冶铁矿详情，两人达成一致意见。
曾考虑把铁厂设在山西
张之洞炼铁，只是出于以下认识：中国有铁矿；中国每年进口洋铁数额巨大，必须自己炼铁以资抵制：日后建设铁路需用钢轨，应采用国产产品。应该说，张之洞“动机是好的”，只是实际操作中，准备工作太粗，不按市场规律行事，朝令夕改，以致铁厂规划十分混乱。在给海军衙门的报告中，张之洞豪言：“中国铁虽不精，断无各省之铁无一处可炼之理；晋铁如万不能炼，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闽铁、黔铁、楚铁、陕铁，皆通水运，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这种中国“何物不有”的观念十分陈旧，也可见出他对铁厂的选址毫不措意，奏折里面说的广州凤凰岗，只不过随意一说。
8月23日，张之洞动了将炼铁厂改设山西的念头，打电报给刘瑞芬：“炼铁炉机能经行山路、运至山西省等处否？或能拆开分运尤好。最大之件约重若干？”10月8日，又致电洪钧：
晋省煤铁富甲天下，开采煎炼必需机器。而山路崎岖，重机难运，拟先辟路，略为铺平，并用活铁路运送，事尚不难。惟笨重之件终难畅行。闻各种机器锅炉有专备陆运者，汽机可分拆，炉管可分置。假如此锅炉重万斤，分作五炉，则只二千斤，其力仍可相敌。他件仿此。飞轮则分四块，重件俱加车轮，俾便陆行。总须日炼出生熟铁一百吨者，漾电即指此种。务恳速查见复。（《广州大典》总第343册）
以张之洞之意，广东既然铁矿难找，不如将铁厂设在铁矿丰富的山西。至于炼铁的大型设备，山西当时尚无铁路，也不通行轮船，现存简易道路过于狭窄，路面硬化不够，不能负重，张之洞的想法是：把锅炉切为5段，分段运输，到了厂区再行拼装。
张之洞离粤时，派山西候补道陈占鳌前往山西，目的是探寻设厂山西的可行性。1889年11月底，张之洞离前夕，奏调蔡锡勇、陈占鳌、沈嵩龄、凌兆熊、赵凤昌、薛培榕6人赴鄂。（汉版《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306-307页）其中，蔡锡勇、凌兆熊、赵凤昌是心腹；沈嵩龄为两广电报局总办；薛培榕为广东钱局提调，富有近代工业管理经验，希望他能挑起铁厂建设重担，但薛氏被李瀚章留在广东。张之洞奏调陈占鳌，本是为铁厂移设山西做准备，张氏让他直接前往晋省落实煤铁矿，并无随行到武昌，计划落空后陈占鳌继续留在山西。离粤之前，张之洞对于铁厂究竟设在何处，仍在不断游移之中，广东、山西、湖北都在他考虑范围之内。
刘瑞芬与“督抚同城”问题
刘瑞芬负责落实张之洞的“订单”，任劳任怨，不会像洪钧那样提出尖锐的异议。是刘瑞芬不懂近代工业吗？非也。刘瑞芬从管理淮军枪械起家，在采购西方军械方面十分内行，其官运亨通肇源于此。到英国以后，刘经常考察各类工厂，帮张之洞引进广东钱局（造币厂）设备与工程师非常成功，显示他对近代工业非常了解。刘瑞芬对张之洞的铁厂计划不提异议，并不等于内心认同，而是长期在官场历练，异常乖巧，懂得讨好实力人物。驻外公使三年一任，只是暂居，回国后的安排更加重要。
1889年初，朝廷授刘瑞芬为广东巡抚，张之洞特致电祝贺曰“同舟大喜”。4个月后张之洞让刘瑞芬帮忙订购铁机，刘氏认为自己将与张之洞共事，督抚同城，必须处理好这个关系，不能跟张之洞“顶牛”。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朝廷选择继任驻英公使时有反复，最后派定薛福成，薛又迟迟其行，刘瑞芬不得不延期回国。等他1890年冬到广州接篆时，两广总督已换成李瀚章。如果他能预见到李瀚章很快接替张之洞，可能会像洪钧一样大力反对，把这笔巨款留在广东。刘瑞芬为安徽贵池人，跟随李鸿章办洋务起家，他内心当然向着李瀚章。刘瑞芬这种善于逢迎的官员，所在多有，独责他一人也不公平。

刘瑞芬

清代官制，有些出于自觉设计，有些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但日久已成习惯，不好变动。增设容易撤销难，朝廷不轻易撤销一个职位，原因在于，这个“萝卜坑”是很多官员升迁的希望。张之洞在京时，曾任“司经局洗马”，这个官职当然不是负责冲洗马匹，而是历史上太子属官的名称，负责管理图籍；清代既不设“太子”，“司经局洗马”就成了赘疣，唯一的用处，是作为翰林的“升阶”，一些翰林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一番，再继续升迁。
晚清有四个地方存在“督抚同城”问题，分别是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职权交叉，强势总督凌烁巡抚，侵夺巡抚职权；有个性的巡抚，通常与总督不合，容易被总督奏参罢职。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就举过一个例子，广东巡抚蒋益澧在左宗棠手下战功卓著，但年轻气盛；总督瑞麟是慈禧族人，满人中的红员，老于官场，对蒋的举措不满，将蒋排挤出局。张之洞总督两广初期，不满巡抚倪文蔚，让朝廷将倪文蔚调开，张氏自兼巡抚。1887年初，吴大澂授广东巡抚，应该是考虑到两人多年好友，较好相处。谁知，才一年半功夫，朝廷调吴大澂治河，广东巡抚又是张之洞兼署。刘瑞芬在驻英公使任上表现“柔顺”，深得张之洞欢心，这可能是他得以放广东巡抚的原因之一。戊戌变法时，光绪帝裁撤广东、云南、湖北三省巡抚（福建巡抚已实际撤销），以总督行巡抚事，政变后慈禧又恢复旧制。其实“督抚同城”情况下，巡抚就是赘疣，早该裁撤。
馀论
政治生涯顺风顺水的人物，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张之洞协调各省军队与法国作战，取得中越边境陆战胜利，让他自信心爆棚，以为筹划近代工业也像指挥作战，先立下必胜信念，取长补短，突破一点，满盘皆活。兴办近代工业，首先是经济行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尚未探明广东有丰富铁矿可用的情况下，贸然花费巨资从英国购买设备，是十分鲁莽的行为。张氏幸运之处在于，盛宣怀早前受李鸿章之命在湖北探矿，已发现了大冶铁矿，他刚好在此时移督湖广，顺水推舟把设备运到湖北。无论汉阳铁厂遭受多少批评，毕竟依托大冶铁矿建了起来，高炉能冒烟；若铁厂设备运到广州凤凰岗，然后发现“无米下锅”，处境就更加尴尬。

汉阳铁厂局部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是以洪钧的观念批评张之洞，并非“事后诸葛亮”。当时懂近代工业的人员虽不多也不少，只是懂行的人往往不处于决策地位，张之洞手下如薛培榕、广东制造局总办温子绍就很懂行。张之洞手握大权、急于建功，他的一意孤行，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那就是慈禧与醇亲王奕譞的纵容，容许他花钱如流水。张之洞非湘非淮，年富力强，朝廷希望用他来制约湘、淮两系的势力。经济上的巨大浪费，往往有政治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