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逢罕见大旱，灾情蔓延全川，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记者，正在巴蜀大地上采访。
田野开裂，千里荒凉，饿殍遍野……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着国民党《中央日报》对剑门关内饥荒的现场报道：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一片凄凉，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18万人，饿死者约1000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外国记者看见，旷野里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到枯树上摘叶充饥；一群孩子饿死荒野，无人殓尸……
汽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落到县城。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一丝不挂，骨瘦如柴……
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记者关于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照片，仍为之震撼。
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杂志，写信说：“兵连祸结，田地废耕，饥荒成了人祸下的必然现象……到了七月七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的重镇，这种发展确实始料不及……”
徐宗懋先生急于找到关于这一场饥荒的准确记录，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而后来有学者花大力气查阅了大量地方志及报刊旧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大饥荒之惨烈程度，远非徐宗懋先生提供的那几张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兵灾……连年不断。
加上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四川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1936年春夏，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传至刘湘手里：久旱不雨、田土开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粮尽食绝、盗食死尸……
省民政厅长甘绩镛和账灾委员会官员，慌慌张张向省主席刘湘报告灾情：“甫公，川省共有148县、3屯、1设治局，现受灾者即有125县、3屯、1局。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3700余万人！”
刘湘愁眉苦脸地问：“大灾中究竟饿死了多少人？”
甘绩镛小心翼翼回答：“很难精确统计……”
他拿出几张报纸，对刘湘说：“这是1936年4月23日的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中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
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
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又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刘湘惊骇地问：“典夔（甘绩镛号典夔）,饿死了这么多人嗦？”
甘绩镛叹了口气：“那还不算凶的。川北南江县是重灾区，据报黄洋乡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那里田地开裂沟渠干涸，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
刘湘瞪大眼睛，有些发呆了……
他沉默良久，两手捧头轻声问道：“那、那现在灾民吃啥子吊命嘛？”
甘绩镛回答：“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野草，早吃得干干净净，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
刘湘闭着眼，听甘绩镛继续汇报：“草根树皮都没有了，饥民只好吞食俗叫‘观音土’的白泥巴。
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泥将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泥，发生械斗死伤事件。
各地均报，灾民吃白泥巴常因屙不出来，腹胀而死！”
甘绩镛又翻出一张公文，继续说：“饿死路旁的饥民到处可见，有个叫石懋修的乡人对县长哭诉：‘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割得血淋淋的被人吃了。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衫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眼深凹，活像鬼怪，看一眼都令人胆战心惊……”
省府的秘书长邓汉祥站在刘湘身旁，听了长叹：“这、这简直是一幅活生生的《饥民图》，难怪《中央日报》等报纸形容川省灾区是‘阎罗国’了！”
结语
也只有深入了解抗战前夕四川大饥荒的惨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灾难深重的四川民众，为以后的抗战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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