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外语热”，英语现在阶段100分合适吗？

经历过考试升学的朋友，在专业课程之外，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个“拦路虎”——外语，普遍来说是英语。

但我们只要不是从事特殊的岗位，以及专门做学术研究，需要援引国外的资料的话，英语在我们生活中，起到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英语听力考试，图片出自网络

或许，就是基于这个事实，全国人大代表庹庆明：建议高考外语降至100分。

如果要追问，这个建议是否合理，要先搞清楚，外语占的权重为何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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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也有“外语热”

提到学习外语，很多人能想到晚清“开眼看世界”时期，但其实早在古代，就有这样的风气。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被鲜卑族统治过很长时间。

北齐皇族高氏虽然以出自渤海高氏这样的世家大族，来给自己贴金，但都知道，他们和鲜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太武帝拓跋焘，图源自网络

高欢在汉人士大夫面前，可以讲流利的汉语；在鲜卑族武将面前，又能用鲜卑语沟通。

这成了一种社会趋势，如果你是双语种人才，你的仕途肯定顺利许多。

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为中国“家训”类书的始祖，有许多反映时尚世风的内容，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史料，其中便提到过当时的“鲜卑语热”。

该书记载: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日:“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教子》)

在南朝，虽然保留了汉人为主体的统治，但也兴起了“外语热”。

主要是因为玄学名士喜欢清谈，佛学的进入又给这些名士提供了谈资。

《乌龙闯情关》中的早期和尚，图源自网络

对佛学的接纳，首先要学习梵语，正是梵语的大规模学习，“声明学”的引入才使得汉语建立起了音韵学,发现了四声、声母等规律。

而研习梵语的悉昙类知识被一些士大夫和文人们作为一种新知新学加以模仿和效法,就他们看来梵语是一种新时尚。

《世说新语》记载了丞相王导说梵语、行梵礼。“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槃!兰槃!’”

《书圣王羲之》中的王导，出自网络

连士大夫都学习梵语，更不用说中国的僧人。

玄奘大师西行以前，就做了充足的准备，“广就诸蕃，遍学书语”。

掌握了基本的语言，玄奘大师才开始了西行，在天竺的岁月中，玄奘大师肯定在修习佛学的时候，会接触更为广泛的梵语。

《大唐玄奘》剧照，源自网络

等玄奘大师回到唐朝后，为了翻译佛教典籍，在教授徒弟佛法的同时，梵语教学也是绕不过的环节。

加上武则天兴佛的大背景，当时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文人学者都以能识梵字、能梵音为豪。

王维有一首诗得题序真切得反映了这个现象：“苑舍人咸能书梵字，兼达梵音，皆曲尽其妙 ，戏为之赠 。”

王维本人字摩诘 ，连起来就是维摩诘(Vimaiakrti)。

02

近代的“外语热”

不难看出，“外语热”脱离不了功利性的选择。

以北齐来说，如果兼修汉语与鲜卑语，很容易跻身上流社会。

还有就是学术交流，如佛教的东传。

这二者再共同促进“外语热”成为一种社会潮流，近代中国的“外语热”也符合这个趋势。

晚清英语教学，源自网络

鸦片战争前，有不少人意识到了外语的重要性。

清末十三行的首富伍秉鉴能用“汉化英语”与英美客商交流，北方恰克图也有“一条舌头没饭吃，两条舌头混饭吃，三条舌头有饭吃”之说。

但在庙堂层面，翻译国外资料仍以西方传教士口述、中方人员润色为主，在对外谈判中，误译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国门被打开，大量的外商进入中国，对于本土通晓外语人才的需求激增。

吴趼人的小说《发财秘诀》中，书中的人物后悔花两年时间读中国书，想要发财就得学习外语，道出了当时外语学习与丰厚报酬之间的关系。

《黄飞鸿》系列电影中的“牙擦苏”，源自网络

洋务运动的兴起，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也使得官方助推“外语热”。

最初，无论是设备还是技术，命脉都掌握在西方顾问手中。

为了建立现代模式的海关制度，洋人赫德甚至成了清王朝的一品大员。

但这些人，在给中国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免不了有“骑墙”的行为。

清王朝意识到了破除语言障碍的重要性，于是建立起了新式学堂，教授外语。

京师大学堂，源自网络

由于近代化进程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外语人才的地位发证了根本的改变 ，甚至《申报》上 出现 “能说几句洋话，即为不世奇才，内则公卿，外则督抚，无不倒屐相迎，皆倚为左右手 ”。

在民间和官方的共同作用下，学习外语成为民族兴起的重要良方。

“癸卯学制”明确说 ：“英、法、俄、德日语，应于高等学堂中习其一二种 ，不能待至大学堂始习。”

能否进入大学堂，那自然要看你的外语基础是否牢固。

但这时候的外语学习，基本上没有限定为英语，而是多元化。

晚清留日学生，源自网络

尤其在甲午海战后，除了留学英美（如胡适先生），有不少有志青年东渡日本（如鲁迅先生），日语的学习也曾经主导过潮流。

后来军阀割据，和每个列强的联系紧密程度不同，自然推崇的外语也有所不同。

不过，英语始终是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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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外语热”

如果说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外语热”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潮流，那么建国后的一度时间，俄语成为主流则是自上而下形成的结果。

众所周知，建国后的形势严峻，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与我们交流频繁，这时候自然要学习俄语。

那些年的俄语课本，源自网络

但中苏交恶后，俄语教学也陷入停滞，这一时期，由于周总理的坚持，英语教学倒是被有限地保留了下来。

改革开放后，在重拾英语教学之前，社会变革已经悄然发生。

当时上海理发馆里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百货商店新式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

可各路媒体却措辞严厉：“如果我们忽视这种超自由化的倾向，它很快会变成时代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将会落空。”

《庐山恋》中的张瑜，第一个以牛仔裤出镜的中国人，源自网络

他们还认为，中国要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技术，但决不仿效它的腐朽生活方式。

所谓“腐朽生活方式”，无非是牛仔裤、流行音乐、男士蓄须或留长发，以及女裤前装拉链。

得知北京正筹备开可口可乐工厂时，某老领导质疑道：“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

第一个喝可口可乐的中国人，源自网络

除了观念上的阻力，还有工具上的困境，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外语，不具备国际交流能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外语教学被涂抹上政治色彩，其阴影仍徘徊在人们心中。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他自身的垂范效应，打消了疑虑。

1979年，应卡特总统邀请，邓小平出访美国。二人共进行了5次会谈，邓小平对卡特说：“我们不害怕你们的思想意识，你们也不必害怕我们的。”

1983年，邓小平在给景山中学题字时，写道“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外语教学从此走上发展的高速路。

1986年，邓小平接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告别时，他首次用英语说：“Good-bye。”现场翻译没反应过来，以为是温伯格说的，忙附到邓小平的耳边翻译道：“再见。”

在不同场合，邓小平都展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以及向世界学习的态度，而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就掌握在英语国家。

邓爷爷观看学生计算机课程，源自网络

这样，英语在升学考试中的比重就加大了，也有了后来的英语培训班，托福、雅思这些考试。

英语部分词汇也以耳熟能详的汉语形式出现，如沙发，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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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无论何时，只要存在民族、国家、不同文明交流的情况，就会兴起“外语热”。

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用世界化的眼光去看待外语学习，就会得出中国世界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外语学习的浪潮，这是历史的趋势，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住的。

图源自网络

英语成为主流，有现实因素。如果未来先进的科学和人文知识都是中国人铸就的，那全世界都学汉语了，“外语热”自然就降温了。

至于代表所说的实用价值不高，那高中数学、微积分不也是如此，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初中数学足矣，那数学是不是也可以降低分值？

代表认为，不利于城乡教育公平，高考中外语分值越大对落后地区，特别是农村学生越不利。

图源自网络

但“穷文富武”的趋势尤其会放大农村孩子在音体美这些特长课程的弱势。换句话说，英语相较于进入升学考试的音体美课程，在折腾孩子的程度上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降低英语分值，不如提高语文分值，也不如将音体美中的音乐、美术再次清除出考试科目。

不要为了建议而建议，听风就是雨，搞那么多大新闻干嘛。

参考资料：

杨婷《中国历史上 的“外语热” 》

唐山《1979年，“外语热”重归中国》

本文创作团队

作者 | 赵希夷

策划 | 赵希夷

编辑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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