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德·波伏瓦——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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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谁？

作者丨凯特·柯克帕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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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的想象里，波伏瓦和萨特被一个很模糊的词语捆绑在了一起：“爱”。而“爱”是波伏瓦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和认真审视的一个哲学概念，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波伏瓦一生的原因。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在21世纪，波伏瓦都没有被人们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去看待。一部分原因是波伏瓦在自传里讲述的第二个故事。1929年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的美第奇喷泉旁，波伏瓦终于下定决心同萨特分享她在自己的笔记中酝酿了很久的一个哲学灵感：多元的道德（pluralist ethics）。然而，萨特对这个想法“嗤之以鼻”，这一下子让波伏瓦对自己智识上的“真正能力”[1]产生了怀疑。在那个法国哲学星光闪耀的年代，波伏瓦无疑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那个夏天，年仅21岁的她成了有史以来通过竞争极为激烈的法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人。同萨特一样，那时崭露头角的哲学新秀莫里斯·梅洛-庞蒂也会找波伏瓦对话，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们也在生活里保持对话，并在出版物里对谈彼此的哲思。但即便如此，在后来的人生里，波伏瓦都坚称：“我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一个文学作家，萨特才是哲学家。”[2]

美第奇喷泉旁的这段对话让后人们不禁发问：写出了《第二性》的波伏瓦是否低估了她自己，抑或是故意隐藏自己的锋芒？为什么她要这样做？波伏瓦是一个令人敬畏的榜样：她有很多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她的所作所为更是为后来的女性开辟了新的道路。在女性主义的圈子里，波伏瓦被奉为一个理想榜样，“她的存在象征着可能性，作为一个女性，能够不顾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过一生，为了自己，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3]。然而，《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显然也没有做到。这本传记（《成为波伏瓦》）正是要讲述波伏瓦是如何在成见和偏见里苦苦挣扎并勇敢反击的。

仔细阅读过波伏瓦传记的人常常会怀疑，波伏瓦是否在自传里故意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不过，往往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毕竟，那个爱情契约的故事给我们呈现了一个誓要真相的女性形象，同时，《第二性》着力展现女性真实的境遇和遭逢。是否是因为公众的关注迫使波伏瓦放弃袒露真实的自我？如果不是，为什么她要隐藏起她哲学智识和个人生活里的重要部分，不让公众知道呢？为什么现在重新思考如何铭记她的人生尤为重要？

这些问题的答案，首先来源于我们接触到的关于波伏瓦的新材料。波伏瓦的自传在1958年到1972年间以四卷本的形式出版。她一生中也写就了很多其他作品，其中包括自传性的内容，比如1948年出版的西部美国游记，1957年出版的中国游记，1964年出版的关于母亲的回忆录，1981年出版的关于萨特的回忆录，以及1983年出版的萨特写给她的部分信件。[4]

波伏瓦在世的时候，在萨特和她的小圈子，也就是那个被称为“萨特家族”——或简称“大家族”——的圈子里，不少人都自认为他们很了解波伏瓦写自传的目的。他们认为波伏瓦写自传不过是为了塑造她自己和萨特的公众形象。很多人甚至认为波伏瓦这么做是出于嫉妒，认为她是想在萨特的罗曼史上独占鳌头，作为“本质的爱”被永远铭记。

↑萨特

然而在几十年后，1986年波伏瓦去世之后，她的日记和信件被公之于众，打破了小圈子里那些人一厢情愿的猜想。1983年波伏瓦出版了萨特写给她的信，因为曝光了他们关系的细节，波伏瓦失去了一些朋友。在波伏瓦去世后的第四年，她的战时日记以及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被出版了，很多人大吃一惊，发现原来波伏瓦不仅有过女同性恋关系，而且交往的恋人还是她之前的学生。她写给萨特的信件也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友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哲学交流上的，人们也发现波伏瓦对萨特的作品有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很多讨论。[5]

1997年，波伏瓦写给她的美国情人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出版。这些信件的出版让大众看到了一个他们意料之外的波伏瓦：一个温柔敏感的西蒙娜，饱含激情地给情人纳尔逊写情书，而且这些情书比之前写给萨特的要热情百倍。直到2004年，她与雅克-洛朗·博斯特的信件出版，人们这才发现，在波伏瓦与萨特爱情契约的第一个十年里，波伏瓦就与别的男子有过十分热烈的爱恋，而且直到她生命结束，他们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在大众原来的想象中，萨特才是那个站在波伏瓦和萨特浪漫情事顶峰上的神，但现在，他跌落了神坛。是萨特努力地让波伏瓦留在他哲学世界的中心，甚至公开承认她对他作品的重要影响。但是，评价波伏瓦的一生显然需要我们毫不留情地把萨特从那个中心位置移开。

↑克洛德·朗兹曼、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罗·萨特在吉萨

在过去的十年里，更多的新材料和文件不断面世，让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波伏瓦。波伏瓦学生时代的日记让我们得以一窥她在遇到萨特之前的哲学思考，以及她对他们俩关系的早期印象。这些材料让我们发现，波伏瓦真实的生活其实和她之前在回忆录里呈现给公众的相去甚远。但是这些日记是在2008年以法语出版的，因此只有学术小圈子里的研究者了解波伏瓦的这一段人生经历。2018年，研究者们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材料，包括波伏瓦写给她的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他们发现，朗兹曼是唯一一个被波伏瓦用法语中最亲昵的第二人称“tu”去称呼的人。[6]同年，波伏瓦的回忆录被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伽利玛出版社收录于七星文库中[7]，这个版本包括了波伏瓦之前从未出版过的日记和创作手记。除了这些新的法语出版物以外，最近几年，玛格丽特·西蒙斯和西尔维·勒·邦·波伏瓦也一直在编辑一套波伏瓦系列丛书，她们搜集、翻译、出版和再版了很多波伏瓦早期的作品，不仅包括波伏瓦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哲学散文，还有给《时尚》（Vogu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撰写的杂志文章。

根据这些新材料，我们发现，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中隐去了很多内容。当然，这些省略背后不无原因。在如今这个充斥着各种媒体的网络时代，我们很难想象波伏瓦出版自传给当时的隐私惯例带来了多大的挑战。她的四本回忆录（如果算上她在母亲和萨特去世后写的两本回忆录，一共是六本回忆录）已经让她的读者对她的生活十分了解。而且波伏瓦并没有承诺说要交代所有细节。实际上，她明确地告诉了读者，在自传里她有意地模糊了一些事情。[8]

从最新发现的材料，也就是波伏瓦的日记和给情人克洛德·朗兹曼的信件里，我们可以发现，波伏瓦在回忆录里模糊和隐去的不仅仅是她的情人们，还有她早期关于爱情的哲学思考，以及她的哲学创作对萨特的影响。波伏瓦一生曾遭到不少人质疑，质疑她的学术能力和原创性。其中有人猜测，波伏瓦的书都是萨特帮她写的。更有甚者，指控说波伏瓦的长篇巨著《第二性》不过是拙劣地照搬了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中的两个假设，然后借此发挥出来的；也有人谴责她盲目地把萨特的作品奉为圭臬[9]。虽然后来波伏瓦在她的一些作品里明确地反击了这些不实的指控，但这种怀疑和指控在她生前死后从未消停过。波伏瓦去世时，有一篇讣告说她只不过是萨特思想的普及者，另一篇更是贬低她“完全没有能力做哲学性的原创思考”[10]。

也许今天的读者会很愕然，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竟然会被谴责没有原创性。但是很遗憾的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很多女性创作者都会面对这种指控，而且很多时候她们甚至内化了这种自我贬低和轻视。波伏瓦当然是有她自己的原创哲学思考的，而且其中一些和萨特的哲学论述很相像。波伏瓦曾有一次用萨特的署名发表了她自己的文章，当时萨特很忙，都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萨特也承认，他那备受舆论好评的首部作品《恶心》（Nausea），之所以以小说形式而不是抽象的哲学大部头形式呈现，实际上是波伏瓦帮他出的主意。在萨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波伏瓦一直帮他阅读手稿，提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波伏瓦写作和出版了不少哲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她也批判了萨特，甚至最终改变了他的想法。在波伏瓦后来的作品中，她回应了那些污蔑她没有能力的指控，严正声明其实早在遇到萨特之前，她就有关于存在与虚无的哲学思考，只不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不一样。当然了，萨特还是继续以独立署名的方式出版了《存在与虚无》这本书。实际上，很多人称为“萨特式”的思想其实并不完全是萨特自己独创的。但可惜的是，波伏瓦所做的关于她的哲学创作独立性和原创性的辩解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是有意无意地被无视了。

这就引出了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审视波伏瓦的一生这个问题的第二个答案。传记往往能够向我们透露出一个社会真正在乎和重视的是什么。去了解另一个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其实能够让我们对自己的时代和价值观有更多的认识。在《第二性》中，波伏瓦批判了很多关于女性气质的谬论。她指出女性气质其实是男性对女性的恐惧的投射和幻想。[11]很多谬论的产生，是因为男性无法把女性当作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去对待。波伏瓦告诉我们，女性同样是有自我意识的人，她们能够为自己做决定，能够为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创造。她们想要以自己本来的样子去爱人和被爱，因此当他人用物化的眼光去看待她们的时候，女性会感到痛苦。在波伏瓦遇到萨特之前的一年，她和自己的父亲有过一段关于爱情的争执。18岁的波伏瓦在日记中写道：“关于爱情，我憎恨几样东西。”[12]其中一点便是，人们从来没有要求男性像女性一样把爱情当作自己的毕生理想。波伏瓦在一种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她接受到的教育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要学会“像爱你自己一样地去爱你的邻居”。但在波伏瓦的经验中，她发现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寥寥无几。在她的观察里，人们似乎总是要么过度自恋，要么不自爱，波伏瓦从书籍和真实生活里都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道德范例。

波伏瓦后来的情感生活有没有让她感到同样失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波伏瓦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一生要以哲学为伴，不断反思，用她的哲学思考去指导生活，自由地过一生。为了实现这一点，她尝试进行不同形式的文学创作，同萨特保持终生的对话。在大众的想象里，波伏瓦和萨特被一个很模糊的词语捆绑在了一起：“爱”。而“爱”是波伏瓦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和认真审视的一个哲学概念，也是我们现在要重新审视波伏瓦一生的原因。

重新审视波伏瓦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波伏瓦对于人们描述她人生的方式感到不满。她拒绝了传统婚姻，却被大众误会成了另一种情欲纠葛的老套情节。甚至在她去世后，很多人还是用“女人想要什么”是一回事，但“女人真正能做到什么”却是另一回事这种思路，来臆断她的一生。在他们的想象里，波伏瓦不仅沦为了萨特的爱情猎物，在智识上也对他甘拜下风。

↑波伏瓦在家里

在他们俩的关系里，波伏瓦之所以被看作受害者，是因为人们仍然坚信所有的女人打心底还是想要一个男人能够一辈子只爱她。萨特和波伏瓦做了五十多年的传奇伴侣，在这期间，萨特无数次打着“偶然的爱情”的名义，去公开追求各种女性，拈花惹草。然而相比之下，波伏瓦就显得小巫见大巫，她的回忆录里只记载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偶然的爱情关系，而且都在她50岁出头的时候切断了联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其实波伏瓦是故意在回忆录里隐去了其他的情人，但很多人都认为，是萨特巧妙地哄骗波伏瓦进入了这段不对等的关系里。他们相信，尽管波伏瓦和萨特一直没有结婚，但实际上萨特还是玩着已婚男人最熟悉的桥段：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有时候，波伏瓦的生活被描述成父权制的牺牲品，当然，这种看法影射的其实是，一个老去的知识女性远没有一个同样老去的知识男性有魅力。也有人认为，波伏瓦上当完全是因为她的愚蠢。她教过的学生比安卡·朗布兰是这样评价她的：波伏瓦拒绝婚姻和家庭，实际上是“亲手种下了她日后不幸的种子”。[13]路易丝·梅纳德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波伏瓦是一个可敬的女性，但她也不是千年寒冰。尽管她有不少风流韵事，但她的文字却让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如果能够独占萨特，她愿意不惜代价放弃一切。”

对比之下，波伏瓦学生时期的日记向我们呈现了故事的另一面。认识萨特之后的几周，波伏瓦感到很高兴能邂逅这样一个人，于是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灵、我的身体，但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收获了一个无可比拟的朋友。身体和心灵的伙伴，别人也可以做，但思想的朋友只有他，不可替代。”[14]在后来给纳尔逊·阿尔格伦的信件里，她向阿尔格伦解释道，萨特于她，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友谊。因为萨特并不是很在意性生活。波伏瓦坦言：“萨特到哪儿都是一个温暖、活泼的男人，但在床上他不是。尽管我之前没有什么经验，但我跟他相处之后不久就感受到了这一点。而且渐渐地，我觉得继续跟他做情人不仅没用，甚至是不礼貌的。”[15]

这个所谓的“20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会不会其实只是一段友情故事？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波伏瓦同样被描绘成了萨特的手下败将、父权制的受害者，以及她个人失败的产物。波伏瓦究竟有没有自己内化厌女症情结？她是不是对自己的哲学能力没有信心？很多人认为波伏瓦终其一生，只不过是“普及宣传”了萨特的思想。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比喻来说，波伏瓦就好像一面反射放大镜，拥有“诱人的魔力，能够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他真实大小的两倍”。[16]更糟的是，有人指责波伏瓦就这样满足于做一个反射镜的角色。

我们很难判断波伏瓦这样的“从属”地位到底应该归咎于波伏瓦和萨特，还是我们文化里针对女性的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和偏见。甚至在今天，我们也常常从个人或家庭的人际关系角度去描述女性，而不是把她们当作专业人士去看待；在描述女性时，我们用的被动语态多于主动语态，各种消极负面的性别差异也渗透进我们的语言中。举个例子，“尽管身为女人，波伏瓦却可以像男人一样思考”。此外，在传播女性言论时，人们常常用转述和概括，而不是直接引用。

当代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出版物一直把波伏瓦定义为萨特背后的女人，甚至会用一些不堪入耳的表述：

1947年2月22日，《纽约客》

“萨特身旁的女知识分子”；“你见过的最美的存在主义者”

1958年，威廉·巴雷特（哲学家）
“那个女人，他的朋友，就是写了女性抗议的书的那个”[17]

1974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女性学者，萨特的信徒”

1986年，伦敦《泰晤士报》
“在政治和哲学思考中，她都追随他的指引”[18]

1987年，《小拉鲁斯》
“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的信徒和伴侣，一个热情的女性主义者”

1990年，戴尔德丽·贝尔，波伏瓦首本传记的作者
萨特的“伴侣”，她“应用、传播、澄清、支持、践行”了他的“哲学、美学、道德和政治思想”[19]

2001年，《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萨特的性奴？”[20]

因为许多波伏瓦自己的言论直到最近才被公布，所以很多有见地的评论者在此之前也都把她看作一个臣服在萨特光环下的被动角色。有人形容波伏瓦是“一个深柜里的哲学家”，分析说她是因为发现学识渊博和性别诱惑不可兼得，于是不愿承认自己有哲学思考的能力，甘愿沦为萨特的附属品。[21]托莉·莫伊分析波伏瓦的爱情时写道，与萨特的关系是波伏瓦生命里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甚至她一贯的批判精神在这儿都失灵了。[22]贝尔·胡克斯认为“波伏瓦被动地接受了萨特挪用她的哲学灵感而不承认出处的做法”。[23]但在波伏瓦心里，尤其是在与萨特相处的早期阶段，她对萨特是怀有批判态度的。她也为自己的哲学思考原创性辩解过。当然，这些批判和辩解都是波伏瓦在后半生看到人们总是误解萨特对她的影响，给出很多不实的指控和一边倒的论调之后，才逐渐强烈起来。

↑1939年8月，波伏瓦和萨特在瑞昂莱潘

除了被刻画成一个受剥削的受害者之外，波伏瓦也被描绘成一个陷害他人的坏女人。波伏瓦去世后，她在“二战”期间写给萨特的信件和她自己的日记相继出版。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得以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期，波伏瓦曾经和三位年轻女子有过性爱关系，而且她们都是波伏瓦曾经的学生。她们中有人后来也成了萨特的性伴侣。于是有人认为波伏瓦是故意把比她年轻很多的女子作为猎物，引诱她们进入不平等的关系中。波伏瓦真的是特地为萨特去诱骗这些年轻女性的吗？这对制定了传奇契约的伴侣显然都追求绝对的真相，并对彼此坦诚，这也是公众神化他们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当他们的“三人行”细节曝光后，人们感到无比吃惊和恶心，波伏瓦和萨特的形象也轰然倒塌：“这两个言之凿凿地鼓吹要讲真话的人，竟然一直在对一群情绪不稳定的年轻女孩子满嘴谎言。”[24]

但萨特和波伏瓦因这件事招致的鄙视和唾弃，又一次不在一个量级上。也许是因为波伏瓦是个女性，也许是因为她后来写就了《第二性》，人们接受不了她做出这般行为。2009年，波伏瓦的《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在英语国家出版，有个评论者觉得恶心至极，于是以“谎言与虚无”为题写了一篇评论，讽刺波伏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谎话连篇[25]。在有些读者的眼里，波伏瓦成了一个只顾她自己的自私者，她创作小说也只不过是因为虚荣心作祟。1991年，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在英语国家出版的时候，理查德·赫勒评价波伏瓦是个“索然无味”的女人，感慨她的信件让人失望透顶，她自己却自我陶醉[26]。

当有些读者读到波伏瓦是如何描述这些女性的时候，也许会忍不住从此放弃她。波伏瓦的一个女性情人，也是一个跟她保持了一辈子友谊的女性，后来在波伏瓦给萨特的信出版之后也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写道，尽管几十年已经过去了，但读到波伏瓦那时候的信，看到波伏瓦那样描述自己，她感觉自己被利用，被背叛了。 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我们该如何去理解这个集赞美和污名于一身的女性？这个因为私人生活和感情纠葛贬低其他女性的波伏瓦，和那个在作品中呐喊应当把女性当作有自主意识的自由人类个体去尊重的作家，是同一个人吗？我们暂且将此按下不表。因为波伏瓦，“性别歧视”（sexism）这个词才被加入法语词典中。[27]她也被托莉·莫伊和贝尔·胡克斯这样重要的女性主义者深深崇拜。贝尔·胡克斯甚至这样描述波伏瓦：“唯一的女性知识分子、思想家兼作家，她用我梦想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到了极致。”[28]

现如今，我们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波伏瓦已经不在人世，但她被很多女性主义者拿来做证明自己观点的万灵药，并且屡试不爽。而波伏瓦会不会同意这些观点显然是不得而知了。西蒙娜·德·波伏瓦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的图腾，以及一个后女权时代的消费品。有人这样总结，波伏瓦已经成了“她自己的一个商标，她被变成了一个品牌”。[29]但波伏瓦这个品牌的形象却是以变幻无常而臭名远扬。一些女性主义者赞叹她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但波伏瓦对人们爱情理想的批判却在她那个时代触犯了众怒，因而遭到了报复性的贬低和侮辱。1949年5月，波伏瓦在一家期刊上发表了《第二性》里的一个选段。在这段节选里，波伏瓦论证说，女性其实并不想挑起两性之间的战争，她们只是想要从男人那里获得欲望的同时也能得到尊重。当时著名的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讥讽地评论道：“这是讨论严肃哲学和文学的地方，西蒙娜·德·波伏瓦夫人来讨论这种话题真的合适吗？”[30]

注释：

[1] 见波伏瓦《端方淑女》（Memoirs of a Dutiful Daughter, London: Penguin, 2001. p. 344.）。

[2] Simone de Beauvoir, Margaret A. Simons and Jane Marie Todd, ‘Two Interviews with Simone de Beauvoir’, Hypatia 3(3) (1989): 13.

[3] Alice Schwarzer, Simone de Beauvoir Today: conversations 1972—1982,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4, p. 13.

[4] 本段中提到所有的出版日期均指法语首版。

[5] 玛格丽特·西蒙斯发现波伏瓦写给萨特的信的英语译文也没有改善这个问题译文删除了法语原文里三分之一的内容。从1939年11月到12月有38处提到波伏瓦的小说《女宾》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参见 Simons, Margaret A., ‘Introduction’, to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ed. Margaret Simons with Marybeth Timmerman and Mary Beth M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 5.）

[6] 这些信件可以在耶鲁大学的拜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Book & Manuscript Library）查阅到。

[7] 作为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社，伽利玛自1931年起编订“七星文库”（La Pléiade），出版对法国影响卓著的世界作家的作品。

[8] 见波伏瓦《盛年》（The Prime of Life, London: Penguin, 1965. p. 8.）。

[9] Robert D. Cottrell, Simone de Beauvoir,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1975, p. 95.

[10] ‘Elle est incapable d'inventer, de s'oublier.’ P. de Boisdeffre, ‘LA REVUELITTERAIRE:
Deux morts exemplaires, un même refus: Jean Genet et Simonede Beauvoir’, Revue des deux
mondes (1986): pp. 414—28.
[11] 见波伏瓦《第二性》（The Second Sex, London: Vintage, 2009. p. 166.）。
[12] 见波伏瓦《一个哲学学生的日记：第一卷 1926—1927》（Diary of a Philosophy Student: Volume I, 1926—192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Date: 77, 21 August 1926.）。
[13] Bianca Lamblin, A Disgraceful Affair, trans. Julie Plovnick,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6 [Fr. 1993], p. 161.
[14] 见波伏瓦《青年笔记》（Cahiers de jeunesse, Paris: Gallimard, 2008. p. 758, Date: 2, 3, 4 September 1929, ‘l'ami incomparable de ma pensée’[italics added].）。
[15] 见波伏瓦《越洋情书》（A Transatlantic Love Affair: Letters to Nelson Algren,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 208.）。
[16] Virginia Woolf, A Room of One's Own, in A Room of One's Own/Three Guinea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2000, p. 32.
[17] William Barrett,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Doubleday,
1958, pp. 231—2.
[18] ‘Simone De Beauvoir’, The Times [London, England] 15 April 1986: 18.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 Online 24 March 2018.
[19] Deirdre Bair, Simone de Beauvoir: A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0, p. 514.
[20]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rivate/sartres-sex-slave/
[21] Toril Moi, Simone de Beauvoir: The Making of an Intellectual Woman,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44—5.
[22] Moi, Simone de Beauvoir, p. 39.
[23] Bell Hooks, ‘True Philosophers: Beauvoir and bell’, in Shannon M. Mussett and William S. Wilkerson (eds), Beauvoir and Western Thought from Plato to Butler, Albany, NY: SUNY Press, 2012, p. 232.
[24] Hazel Rowley, Tête-à-tête: The Lives and Loves of Simone de Beauvoir and Jean Paul Sartre, London: Vintage, 2007, p. 13.
[25] Elizabeth Bachner, ‘Lying and Nothingness: Struggling with Simone de Beauvoir's Wartime Diary, 1939—41’, Bookslut, November 2008.
[26] Richard Heller, ‘The Self-centred Love of Madame Yak-yak’, The Mail on Sunday, 1 December 1991, 35.
[27] The 1978 edition of le Petit Robert. 见序言 ‘Everyday Sexism’, Notes. 引自波伏瓦《女性主义书写》（Feminist Writing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5. p. 241.）。
[28] Bell Hooks, ‘Beauvoir and bell’, p. 231.
[29] Sarah Churchwell, The Many Lives of Marilyn Monroe, New York: Picador, 2005, p. 33.
[30] François Mauriac, ‘Demande d’enquête’, Le figaro (1949), 30 May. 见 Ingrid Galster, Le Deuxième Sexe de Simone de Beauvoir,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Paris-Sorbonne, 2004, p. 21. 波伏瓦在《时势的力量》（Force of Circumstance, London: Penguin, 1987.）第197页有讨论对于这个章节的反应。

[英] 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著，刘海平｜译

文章选自《成为波伏瓦》，中信出版集团｜无界，2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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