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领域，不能自缚手脚

（首发公众号“大树乡谈”）

权威当然不能盲从，但科学需要尊重。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典型的比如转基因，今天要谈的可能令有的读者不太舒服，但还请耐下心来，思考下到底该怎么做。

1980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保罗·伯格因重组DNA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获得了“重组DNA之父”的美誉，这项技术直白说就是“转基因技术”，在获奖9年前，他完成了两种微生物之间的首次转基因试验。

生物学将生物分为“界、门、纲、目、科、属、种”，分类的基础之一就是生殖隔离，类别相差越远，自然杂交的可能性就越低，即使能够成功也会留下很多缺陷，比如先天性疾病又或者无法继续繁殖。典型的同为“马科”但不同属的马跟驴，杂交产生的后代骡子就丧失了繁殖能力；同为“猫科”的狮子跟老虎的后代狮虎兽，免疫力低寿命短。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举上面的例子是为了证明即使在自然条件下，仍然可以实现跨属种的杂交，植物会更容易些，但超过“科”可能性就很低了，自然条件下很难打破。

这就是“转基因技术”的威力，能够超越自然限制，打破物种之间的生殖隔离，让类别相差很远的两个物种也能实现基因转移。比如我们特别熟悉的转基因大豆，就是把“管花目”的矮牵牛的抗草甘膦基因转移到“豆目”的大豆基因中，从而获得了抗草甘膦大豆，于是农民不用再像过去那样使用多种除草剂，可以直接使用草甘膦一种除草剂就能迅速杀灭各种杂草，而且这种转基因大豆更加高产、出油率更高。

副作用是这类转基因作物无法留种，就需要不断购买良种，也引起了一些恐慌和误解。

比如认为转基因不自然，认为转基因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阴谋，乃至于认为吃了转基因食品会改变人的基因等等，转基因被妖魔化了。

这些担忧有的也有道理。

在转基因技术刚诞生的上世纪70年代，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就特别担心利用转基因技术改造微生物，将可能合成具有致命毒性的全新微生物，将对人类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为此各国曾经暂停过转基因的研究，转而先完善科技伦理，对技术的应用进行限制。

1975年第二次阿斯洛马会议之后，科学界对转基因技术达成了一致，次年美国和欧洲等国出台了相关科研规则，转基因技术得以飞速应用，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果。

比如现在普遍用于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很多孩子使用的生长素，抑制肿瘤的干扰素，各种免疫球蛋白等等拯救亿万生命的关键药物，都是利用转基因技术改造细菌获得的，更不要说广泛使用的疫苗，比如乙肝疫苗、丙肝疫苗、百日咳疫苗等等都已经在应用转基因技术，还有过去几年特别熟悉的mRNA新冠疫苗。

但诡异的是，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现实中也已经大规模普遍应用的技术，偏偏被舆论严重丑化，甚至是敌视，以至于很多采用转基因技术的根本不敢去谈，很多食品也一定用最大最显眼的字体标明“非转基因”。

但从科学的角度，转基因的危害是在进行跨物种繁殖才体现出来，最大的风险是科学家不受限制的危险使用，要说吃是最不用担心的，任何食物到了人体内，都要分解成各种小分子才能吸收。

恐惧吃了转基因食物，就会被转基因，这就像吃了猪肉担心长出来猪肉一样荒唐。

但现实不讲逻辑，恐慌不讲道理。

当然，考虑到人类仍然是由一个个国家构成，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倘若粮食安全的命脉种子被其他国家或者其他不受控制的集团掌控，这是极为危险的。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了，转基因良种对传统种子形成了挤压，当普遍种植之后，从生产的源头就被农业跨国巨头垄断，不得不受制于人。

在种种原因下，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对转基因采取了极为严格的管理，然而转基因的利用从未停止，经过40多年的积淀，又出现了新的跨越：基因编辑。

在这里以农作物为核心概括下育种技术的演进。

从人类开始耕种起，就进入了凭借经验育种的阶段，典型的比如小麦玉米水果蔬菜等，最初产量极低，口感也极差，经过几百年、几千人人类不断的选择，才有了一百多年前高产的作物，支撑如清代中国人口暴增。

自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根据豌豆杂交实验总结出分离和独立分配两大遗传学基本规律，人类育种就进入了以杂交为核心的育种新阶段，我们熟悉的杂交水稻就是典型代表。

但杂交仍然受到自然限制，关键是太慢了。直到1971年人类实现DNA重组，终于迈入了人为选择的设计育种阶段，以人的目的去人为改变物种，满足人的需求，但DNA重组或者说转基因仍然不过是序曲，借助转基因技术，人类对基因的认知突飞猛进。

在深厚的技术积累下，2012年基因编辑技术诞生了，并在8年后的2020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正如转基因诞生之后一样，在过去10年间，大量全新物种纷纷诞生，水稻、玉米、小麦、棉花等都有很多新品种诞生，中国科学院高彩霞团队也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研发了新的小麦突变体，对白粉病（小麦三大病害之一）有极大抗性，且没有任何产量缺陷。

但我们在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上有些束手束脚，仍然将基因编辑技术视同为转基因技术进行严格管理。而早在2018年FDA已经撤销对基因编辑作物的严格管控，并鼓励基因编辑植物的种植试验，2020年更进一步放开到关注新性状而不是来自于何种技术。

但这并不能阻止一些胆大妄为的行为。2018年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在人体生殖细胞上，犯了科技伦理和人类伦理的大忌，引起了全球一边倒的讨伐，他本人也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技术是把双刃剑，就如核武器是人类能掌握最具有毁灭性的武器，却又是人类迈向宇宙的关键。基因技术也是人类走向未来必须要掌握的，怎么利用科技伦理和科研规则，约束负面、放大正面，这就是管控所要做的。

农业育种上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

解决中国的食物安全问题，一靠内部提高生产效率，二靠充分利用国际市场。

但国内一定是根本，如果国内食物自给率达不到一定高度，比如70%，以中国庞大的食物需求，很容易受制于人。昨天《一定要走出去》提到，近些年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四大粮商的做法，从贸易端入手尝试打造全球产业链，与这些历史悠久的巨型跨国集团争夺世界资源。

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的现实，在国内想要搞某个商品的区域网络都极为困难，何况在全世界顶着一种老巨头的压力打造全球网络，这需要投入巨量资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

从当前现实看，粮食、能源、矿物等国际大宗商品，多数掌握在一些历史极为悠久的资本手中，可以用“Old Money”来形容，依托中国强大的国力，近些年我们奋起直追，取得了很多成果，极大维护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但我们还需要时间。

无论从任何角度，提高国内生产效率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良种是关键的关键，越往后越重要。

综合评估过去全世界以及中国农作物增产的贡献，良种和化肥各占四成，而其他基建生态保护投入则占两成。

以中国为例，上世纪七十年代大规模引进并投产的化肥工业，巨大提升了中国粮食产量，到1987年全国化肥产量高达1700多万吨，到1990年就超过前苏联成为世界最大氮肥生产国，2005年磷肥产量超过美国登顶世界第一。

以至于化肥滥用成为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从2015年开始组织实施了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2021年批复的《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也将科学使用化肥农药纳入。

以中国强大的化工生产能力，化肥、农药、基建等对农业仍然可以带来提升，但增速能力已经有限了，真正能够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的唯有良种，而且迫切需要提升。

按照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隐含条件就是要延缓中国食物自给率的下降，根据近些年需求和供给变化情况，如果客观情况不断发生大的变化，从主粮到蛋白质、乳类等等的缺口会越来越大，这将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进口，中国食物自给率很有可能跌落到70%以下。

这是很危险的，引进良种确实可以立竿见影提高粮食单位产量，但这不就更受制于人吗？

归根到底还是要发展我们自己的育种产业，就离不开先进技术的充分应用。

种子就是农业的芯片，良种就是先进制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粮食单产增速缓慢，比如玉米从2001年的313公斤/亩仅仅提高到2020年的421公斤每亩，其中玉米育种对单产提升的贡献高达45%，但这一单产水平仍然仅为世界先进水平的60%。

通过传统的杂交也可以慢慢提高产量，但太漫长了，玉米一年成熟一次，10年才能做10次杂交，随着育种的深入，杂交出更好品种的难度越来越大，而通过基因编辑，理论上只要投入够大，完全可以免除自然生长的限制。

如果再加上数字技术，实现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融合发展，还可以迈入智慧育种的新时代，数字、基因都是能够极大提高效率的工具，良种的培育效率可想而知。

跟数字技术领域问题类似，育种领域也没有形成一个有利于科研的良好生态，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较为严重。

目前仅仅农作物领域，不算畜牧业和渔业，中国就有超过7千家种业公司，但其中能搞研发的不过一百多家，销售额占前十的加起来的总销售额也不到全国市场的20%。世界前二的拜耳和科迪华两家，2020年在全球种子市场中的占比分别高达20%和16.8%，之前提到的中国化工并购的先正达名列第三占比掉到6.9%。

无论是在全球打造产业链还是搞良种研发，都需要大量投入，尤其是育种进入以基因编辑为代表的设计育种阶段，还引入了数字技术，对于人才和设备、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力量不足显然难以支撑良种研发，就只能搞冒牌、贴牌。

目前国内种子品牌实在太多了，单说玉米就有三四千种，种植户怎么选？每年新通过审定的仅三大主粮新品种就高达3700个，但其中有实质性突破的寥寥无几，基本就是某个品牌的适地性改造，到目前为止推广面积前五的基本还是老品种。

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刘春明就认为国内种业存在“低水平重复”，在劣币驱逐良币，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企业和科研单位研发积极性严重不足，不愿意长期研发真正的新品种，近些年国内品种产量水平、抗病水平每年增幅仅在1%到2%之间。

国家正在行动。2021年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22年一号文指出“要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2023年一号文强调“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就是瞄准了关键卡点。

在政策的鼓励支持下，一大批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去年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公布了270家农作物、畜禽、水产种业企业及专业化平台企业（机构）阵型名单。

这270家是从全国遴选出来的，69家来自7000多家农作物种业企业，86家来自8000多家畜禽种业企业，121家来自19000多家水产种业企业。

目的就是要培育一批“领头雁”，带出一个雁阵。

在这个过程中，改变整个社会对先进技术的偏见，避免中国自主育种自缚手脚极为重要。

或许可以把芯片产业的例子拿到育种来，对于竞争对手正在大力投入的领域，我们岂能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