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永远的”“未来之国”？

刘军/文

2023年元旦，巴西劳工党领袖、曾两度出任巴西总统的卢拉宣誓就职，第三次就任巴西总统。上届总统博尔索纳罗败选后引发的右翼势力骚乱，终于尘埃落定。巴西的民主制度又一次经受了考验，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过渡。国际观察家对于卢拉胜选后的巴西政治、经济发展充满期待。我们结合巴西政治、经济、社会研究的部分经典著作，对巴西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做一个概览。

一

二战期间，流亡巴西的奥利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写了《巴西：未来之国》一书，对巴西的未来发展潜力大加赞扬。但是，巴西此后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及波折，又使很多评论者为其加上了“永远的”这一调侃的反语。

斯蒂芬·茨威格是一名和平主义者，欧洲大同是他的梦想。1934年，维也纳事件爆发，茨威格被迫逃离奥地利，流亡英国；随后又迁居美国，并于1940年前往巴西。欧洲战争引发的焦虑和失望，恶化了他原有的精神问题，茨威格与夫人一起于1942年1月22日在巴西佩德罗波利斯自杀。

《巴西：未来之国》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著
樊星 /译
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1941年，茨威格对欧洲文明已经完全绝望，而在巴西，他似乎看到了新的可能、新的未来。在该书中，茨威格强调的不仅是巴西的未来，更是整个世界的明日图景。在茨威格眼中，欧洲社会早已分崩离析，而巴西却寄托了他对人类文明的全部希望。这个“未来”并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甚至不是指科技、艺术等考究的文化形式，因为文明发达的欧洲社会也难逃两次世界大战的厄运。茨威格所说的“未来”，指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

茨威格在书中充满敬意地赞扬了巴西历史上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从航海大发现时代开始，主宰巴西命运的就是一个个顽强坚毅的历史人物。从诺布莱加、安谢塔等耶稣会士到十九世纪的佩德罗二世，身上都环绕着人道主义的光环。耶稣会士为土著居民向国王请命，坚决捍卫他们的各项权益；佩德罗二世积极废除奴隶制度，自愿放弃王位流亡欧洲。巴西数次不流血的政体转换，众多种族之间的自由融合，还有底层人民乐观善良的天性，在茨威格看来，都蕴含足以疗救“现代欧洲文明之病”的“未来的希望”。

茨威格为了写作此书，曾徜徉在里约街头，独自登上贫民窟，也曾亲自参观咖啡种植、金矿开采，还到过遥远的累西腓与巴伊亚，参加过那里的宗教活动。他对巴西的思考并无刻意的美化、矫饰。

巴西作家阿弗兰尼奥·贝朔托（1876—1947）为茨威格的这部著作写了一篇深情的导言。他写道，他要向茨威格致谢；茨威格是巴西人的客人，却最终留在了里约热内卢。他是“我们的土地与人民的情人”。茨威格这部伟大的作品，包含着现时的爱和未来的憧憬，是最受欢迎的巴西“画卷”。而茨威格本人，却连一次握手或者一句感谢都不需要：“不求回报的爱，超越文明的爱，土著人的爱：如今，他的情人将会了解，会为如此深沉的爱而不知所措，可他却早已远去。”

贝朔托满怀激情地强调，在所有关于巴西的书中，没有一本能与《巴西：未来之国》相媲美。

二

巴西学者卢纳和美国学者克莱因合著的《巴西经济社会史》，是一部完整的巴西现代经济、社会史。该著全面阐述了自1889年巴西帝国终结至2014年巴西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展现了巴西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后发工业化国家的艰难波折的历程。

《巴西经济社会史》
[巴西]弗朗西斯科·维达尔·卢纳 [美]赫伯特·S.克莱因 /著
王飞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自1889年帝国终结，巴西历经旧共和国时期（1889-1930年）、瓦加斯时期（1930-1945年）、民主形成和军政府时期（1945-1985年）和民主巩固时期（1985年至今），逐渐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经济、社会转型，从仅有轻工业和低人力资本的传统农业社会，发展成为现代工业社会。

两位作者指出，纵观巴西现代化的历史，其发展并不均衡，经常落后于同类国家，在突然变得严峻的国际形势下苦苦挣扎。巴西从最初一个农民和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欠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城市化的现代社会。现在，巴西是一个近乎全民识字的社会，大多数人住在现代城市，在科学生产和高等教育方面，是全球领先的国家之一。尽管与亚洲国家相比，巴西的技术进步能力稍弱，但巴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国。通过积极地将劳动力纳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扩大基础服务，大规模的转移支付等手段，巴西在国家卫生和养老体系的普及方面，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另外，巴西在减贫，尤其是减少赤贫方面稳步前进，贫困率和赤贫率都降到了历史低点。巴西在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等方面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但是过去二十年间，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显著提高，不平等程度实现了历史性的下降。

该著指出，1988年巴西民主制度的回归，带来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及制度的变革，创造了一个有着稳固基础的民主国家。新的民主政府很快就着手解散军政府建立的具有镇压性的政府机构，开启了一个长期的分权过程，提高了民众的民主参与，并致力于民主稳定和人权保护。所有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写入了1988年的新宪法，新宪法成为建立完善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的基本宪章。

但是，军政府之后的新政权继承了不稳定的经济状况。强行工业化的代价在无休止的通货膨胀中充分显现出来。涉及货币改革、价格控制或价格冻结的改革方案，无法遏制困扰巴西几十年的高企的通货膨胀。高通胀在经济中造成了很多扭曲，给人们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穷人们要缴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

20世纪90年代，巴西推行了两项重要的发展举措，最终使经济得到了控制，但也导致了工业政策和工业活动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科尔洛时期开始的经济开放，得到了卡多佐政府的全力支持。由于巴西经济达到了高度复杂性和纵向一体化，经济加速对接全球化进程，导致了经济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巨大变化，业务广泛集中，外资在经济中的参与度提高。二是雷亚尔计划，这个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计划成功控制了巴西自1940年代后期以来失控的通货膨胀，使广大民众特别是穷人的收入更加稳定，大大增加了对消费品的需求。

雷亚尔计划成功实现了价格稳定，与之相伴的是新货币雷亚尔长期升值，巴西开放且全球化的经济受到高汇率的不利影响，造成巴西工业在与外部世界竞争时肩负着额外的负担。总的来看，雷亚尔计划实施对巴西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稳定性促进了正规劳动力市场的扩张、工资的增长、重要福利政策的维持和扩大、以及从住房抵押贷款到汽车贷款等各种消费信贷的大幅扩张。同时，这些变化也伴随着收入高度不平等程度的下降。

巴西更强大的新联邦政府坚定地致力于扩大所有公民的医疗和养老金福利，越来越多的工人通过正规劳动力市场加入社会保障体系，老人可以获得养老金，不在养老金体系内的人也能受益于有条件的转移支付。这些项目非常有效，到2010年代，巴西在历史上首次消灭了赤贫和饥饿，中等收入阶层爆发式增长，基尼系数在巴西这个曾经的最不平等国家终于开始下降。

巴西城市化程度极高，城市化率可以比肩主要发达国家。联邦政府的项目尽管存在低效率和阻滞，但总体来看，影响是积极的。巴西绝大多数人口受过小学和中等教育，完全融入了市场经济。医疗、教育和财富方面的地区差异逐步消失，巴西在朝着一个地区统一发展的模式前进。卢纳和克莱因最后总结说，在一次又一次自由有效的选举中，巴西从中产阶级政党过渡到工人阶级政党，军队完全被民选政府控制，由此成为民主的典范。

巴西仍有一些根本问题有待于解决，包括改革税制、重组政党，改变军政府遗留下来的扭曲的众议院代表形式。同时，巴西还需要彻底改革效率低下的司法制度和养老金体系。港口、机场、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也需要“补课”；还需要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私营部门的生产力。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两位作者还是由衷地写道，人们还是会对自1980年以来巴西发生的重大变化感到惊叹，对巴西人感觉到“未来终于到来时所表现出的非凡团结”感到惊叹。

三

美国学者维尔纳•巴尔（Werner Baer）所著的《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是研究巴西经济的经典著作，2013年出版了英文版第七版。石油工业出版社2014年翻译出版了中文版。巴尔是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经济学教授，研究领域集中于拉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在巴西研究方面声誉卓著。

该著全景式地叙述了巴西自殖民时期至罗塞夫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历程，并集中讨论了巴西的对外贸易与外国投资、公共部门及其私有化、区域不平等、农业发展、环保问题、医疗保健、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集中化悖论”以及人力资本/教育等经济专题。

《巴西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七版）》
[美]维尔纳·贝尔 /著
罗飞飞 /译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年7月

巴尔在该著中文版序言中言简意赅地指出，回顾巴西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经验可以认识到，巴西的工业化经验，建立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基础上。巴西经济属于内向型经济，有很高的贸易壁垒，跨国企业、民族企业，私营部门、国有部门，均被卷入其中。进口替代工业化最初为巴西经济带来了高增长率和重大的结构变化，但最终却形成了一个高成本、低效率的工业体，长期而言不可持续，所以巴西也被迫在20世纪末开始削弱贸易壁垒，走向开放型经济。巴尔将巴西的经济体系概括为“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具有区别于西欧混合经济形态的独特特征。

巴尔在该书的结语部分总结说，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巴西已经解决了一部分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长期困扰巴西的通货膨胀痼疾已经消失，政府管理着客观的初级预算盈余，其央行遵循着坚定的通胀目标制政策，贸易收支保持着顺差，政府的大部分外债都已偿清，雷亚尔也成为不断升值的强势货币。

同时，巴西由来已久的收入过度集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从其不断下降的基尼系数来看也在好转。很多观察家都将这一成果归功于卢拉当选总统后实施的各种社会计划，尤其是“家庭补助金计划”，政府按月向贫困家庭发放现金，条件是家中子女必须上学。这一计划是发展中国家中规模最大的、有条件的现金资助计划，极大地缓解了巴西贫困家庭的困境。

但是，巴尔在该著中也质疑了该计划降低巴西经济分配不平等的力度。一方面，基尼系数在1997年就应开始下降，巴西分配问题的改善可能要归结为1990年代中期通过雷亚尔计划开始施行的价格稳定政策和1995年开始施行的提高实际最低工资政策的合力；另一方面，家庭补助金计划的总开支只占到GDP的1%，而公共部门的债务清偿开支占GDP的7.4%。考虑到政府债务的债权人属于高收入群体，公共部门的财政计划并未改善收入分配问题，反而加剧了这一痼疾。巴尔认为需要进一步平衡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关系，采取更大政策力度，降低巴西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等的程度。

巴尔还进一步指出，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巴西的经济表现并非上佳。巴西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年均实际增长率仅为2.25%，相较于巴西现代化早期的增长率，以及一些亚洲国家21世纪头十年10%-15%的年增长率而言，其经济还相当低迷。此外，巴西的投资占GDP的份额在16%-19%之间波动，相较于亚洲国家25%-35%的投资率也显得不足，其中最滞后的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巴尔认为，“永远不变”的巴西，需要进一步的变化和改革。巴西经济今后面对的挑战，就是要将平等程度提升到与先进工业国相近的水平，同时实现更高的投资率和增长率。未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应出现在服务业领域，人力资本是其中主要的投入，因此，巴西在加强制造业和实业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增强人力资本储备，提高教育领域的资源分配，改造教育体系的结构，让大众享有普遍受教育的机会。

刘军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北京大学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学、研究机构研究员和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哲学与思想史等领域，在相关领域著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