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稿｜毛公和他们的時代（毛泽东远祖那些事儿）：西周编·前言上

西周编·前言

本来，此书名称是准备拟用日文的，写作《毛公と彼らの時代》，副标为：毛泽东远祖那些事儿。小范围征求了下意见，反对的居多，认为写毛泽东远祖的那些历史，书名用日语，会招致大家反感，不会被大家接受。意见都很好，故改为今名。

有人可能会惊讶地问，为何书名会想到写成日文呢？这说起来，还是颇有点来历的。

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甲骨卜辞文字的发现震惊了世界。首位发现和收集者，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著书立说，八国联军已逼近北京城，当时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对局势彻底失望了，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

刘铁云是作过一些研究的，在《自序》中，曾尝试释读了几条卜辞。他所认的40多字中，有34字是对的。其对甲骨文属“卜之繇辞”、“殷人之确据”的鉴定也是最早的创见。说其为甲骨学的“开山者”，并非过誉之词。虽然后续他没再作进一步研究，但刘鹗率先考释文字的地位应予肯定。

《铁云藏龟》出版后，就被朴学大家孙诒让看到且惊喜异常：“蒙治古文大篆之学四十年，所见彝器款识逾二千种，大抵皆出周以后，…每憾未获见真商时文字。顷始得此册，不意衰季睹兹奇迹，爱翫不已”，遂奋笔疾书，于1904年底写成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曾以手稿寄赠罗振玉、刘铁云和端方等多人，惜生前并未出版发行，直到去世后快十周年（1917年），才由罗振玉在日本代为出版。

同时期，我国近邻日本汉学界的有识之士也闻风而动，其中的佼佼者要数林泰辅。林先生是日本千叶县人氏，名直养，字浩卿，号进斋，通称泰辅。甲骨文发现之初，即被名噪一时的国内大学者如章太炎、康有为等断然否定，认为是虚空之事。章氏不但有诸如“《周礼》有衅龟之典，未闻铭勒”、“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坏”等学术否定，更有冷嘲热讽之言，贬斥刘、罗为“非贞信之人”。日本汉学界多数人亦持怀疑态度（认为是逐利之徒的伪造），而林氏却独感特殊兴趣。

因书籍流布到日本需要时间，林泰辅大致比孙诒让晚了两三年才看到《铁云藏龟》此书，但马上着手试作了考证。后续几年中又购得甲骨六百片继续加以研究。1918年林氏还曾亲赴安阳调查和搜购文物，因经费筹措窘迫曾将自己的《关于支那古代史上文字的源流》书稿抵归于同僚“诸桥辙次”。

1909年林泰辅在日本《史学杂志》率先发表了《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现之龟甲牛骨》一文，此乃日本人有关甲骨方面的最早著述，甚为有名，日后也为林氏赢得了“日本甲骨文字研究先驱”这一冠名。

林泰辅在其甲骨论文发表后，请内行的田中庆太郎（日本学者型中国古籍书商）赴中国期间将刊物当面转交给了罗振玉。之所以如此郑重，一方面是因上一年罗振玉赴日考察期间，和林泰辅有过初次会面，在甲骨文上有过学术交流。从二人往来信件看，当时罗氏可能有些轻看了林泰辅，在交谈中或许有过不当之言。

另一方面，林氏此举确实有自我得意，炫耀其领先成果的况味（当时孙怡让的《契文举例》并未出版）——这其中可能也纠缠了一些中日两国学者之间交流往来的恩怨因素。

内藤湖南(原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中国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提出的“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等理论，被称为“内藤史学”或“内藤假说”，在当时的世界汉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至今仍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内藤湖南作为日本“中国学”的代表人物，其创立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本是基于学术讨论研究形成的思想结晶，有一定的价值和科学性。但不可避免地被人加以利用，其本人后期亦滑入到“坤舆再造”是日本应担负起的“天职”这一类鼓吹中。

自宋朝灭亡、元朝远征日本失败和清朝灭明之后，部分日本人认为东方的文化精粹已移到本国，不承认中华大地是“中国”。内藤的学说无疑助长了日人的优越感，且导致某些日人野心膨胀，蔑称中国为“支那”盛行，妄图以“天命转移说”来取代中国。

当时的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就曾放言：“支那文明的调查研究，非敢望于方今支那学者”，“验诸支那书史，稽诸泰西人的研究，我邦人推为独擅。”远藤隆吉也说，以欧美人“探究渊源，分疏流派，条理贯通，评骘绵密”的方法，“以治支那之学者”，“当今之时，舍邦人谁能当之。”这代表了当时多数日人在汉学研究上的嚣张气焰。

罗振玉虽然是个亲日派，但本质上还是很爱国的。日人不断从我国搜罗古籍器物以去，他就不断去甄录回来。在文化学术上，对日人的“用心不纯”有所警惕，和日本学界交往若友实敌。对中土文物流入日本、中国历史须由日本人来解释，他均心存痛心。他培植王国维作学术研究，也是有这方面的用意，有勿令他人著我先鞭之愿。

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结，在看到林氏论文后，罗振玉确实震憾，颇受刺激。论新学、西学，当时中国的全面落后自不待言，但在祖宗文字源头研究上也让日本人领先，这让他忍无可忍，知耻而后勇，发愤而作《殷商贞卜文字考》，据其自序可知一二：

“予乃以退食余晷，尽发所藏拓墨，又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兽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并询知发见之地乃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爰本是三者，以三阅月之力为考一卷，凡林君之所未达，至是一一剖析明白，乃亟写寄林君，且以诒当世考古之士。”（《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

罗氏给罗泰辅的回信中，既有“近日沉溺于此考将匝月”的重视，也有“凡尊考之疑窦，一一得以瞭然判决…兹约略敬陈，先生闻之当为称快也”的释怀，言外之意是，也让对方尝尝被震惊之囧，被超越之痛。

而林泰辅和日本学术界诸人也因为看到《殷商贞卜文字考》和附信，才真正对罗振玉刮目相看，将此信郑重迅速发表于学术刊物，称该信为《北京大学校长罗振玉关于殷代遗物新发掘的通信》（注：罗振玉当时职务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农科监督、兼学部参事，此系日人误称。）

罗振玉以此力作，不但一举超越日本先驱学者，并且一发不可遏止，其后更上层楼的系列著作随之井喷而出，如《殷墟书契》《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佚书》《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等。此文也奠定了他在甲骨四堂的地位。

不料罗振玉与林泰辅的来往通信刊出后，惹恼了避难日本的章太炎，并给他提供了一个指桑骂槐、扫荡中日学林的扬名机会。林泰辅的挑战与罗振玉“一剑封喉”这段学术佳话，自然是为国人争得了荣耀，章太炎焉能不知。章太炎要批判的，是近代以来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且担忧“四方承学者不识短长，以为道艺废灭，学在四夷；差之顷武，而行迷以卒世，则旧法自此斁。”

罗振玉致林泰辅的信，给了章太炎借题发挥的由头，在《学林》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公开信中批评道：“阮伯元、戴子高诸君，徒以一二祕籍逸在东隅，若视其国为天府”，“顷世学者不谕其意，以东国彊梁，貤美于其学术，得懱戳小善，辄引之为驰声誉，自孙仲容诸大儒，犹不脱是，况其稍负下者？”这些文字清晰表明了太炎先生念念不忘汉文化的主客、本位意识。

现在的普通人已很少知晓（专业学者应了解），清末民国时期很多学者痛心国学沦丧，奋起守卫国粹的那些往事。1929年陈寅恪曾作诗赠言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傅斯年当年也曾有过誓言，“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些内情的。

痛恨日本人的章太炎先生，在给《与罗振玉书》公开信中一路横扫，点卯般地痛骂近代日本学者，如重野安绎、三岛毅、星野恒、服部宇之吉、白鸟库吉、森槐南（即森大来）等，唯独对于林泰辅笔下稍微留情，且以为罗振玉学问远不及林泰辅：“足下学术虽未周挟，自视过于林泰辅辈，固当绝远。”

白鸟库吉是那珂通世的高足，他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是当时强震般的史界新说。白鸟将在中国经史中有明确记载的尧舜禹虚无化，是在替日本殖民扩张张目，目的就是试图消解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打击民族的自信心，为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然而，林泰辅这位向来与世无争的老儒生忽然于此时拍案而起，与白鸟展开了连续四次大论战，翼护儒家学说。日本传统汉学界对于这件事情评价极高：“（林泰辅）以专门考证之学，一举摧破白鸟氏学说。以经学家而言，其气概凛然，不容侵犯。”

看来林泰辅还是值得中国人敬重的一位正直的日本学者。1915年，林泰辅写成名著《周公及其时代》，获得了“帝国学士院恩赐奖”，有书赠送王国维。不轻许人的王国维看后亲笔回信，并高度赞扬：“嗣读大著《周公及其时代》一书，深佩研钻之博与论断之精，与考定《周官》及《礼经》二书编撰时代尤徵卓识，诚不朽之盛事也。”

民国十五年，钱宾四（钱穆）先生还在无锡第三师范任教时，一直在自习日文，偶见林泰辅所著《周公与其时代》一书，“考述周公及其时代之相关史实；以为其所辨订虽时有未臻完密之处，然要当为研究周公之一专门著作。”在感佩之馀，摘译了林书第一编和第二编的部分章节，重新分篇而成《周公》一书。

钱穆先生自己在《弁言》中明确写明是“课徒之遐，因为摘译，以付梓书”，属“译作”。而今日所见出版该书的，皆写为“钱穆著”。这算是给钱先生添彩还是摸黑呢？日人（或林泰辅后人）见了会作如何想？由此亦可见国人学问之疏。

学者说周公，自然是指周公旦。孔子思慕周公，晚年有“久矣！不复梦见周公”之叹，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后世每以周、孔并称。钱穆简省林氏书名为《周公》，貌似约文至极，反不如林氏之自命名。就如后人谈“仲尼之道”，不能不涉及子思、孟子等对孔学的承继和发扬，以及所处时代对其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源自周文化，是毫无疑义的。周文化发轫始于殷末周初，也是对的，但并不是如林钱二人认识的那样，以为周公“系其时代之最好代表人物”。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难道周公逝世后，周文化就定型不变了吗？显然是不科学的。

王恩田教授就曾指出，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存在重大缺陷。王以为的周初周公所创“嫡长子继承制”并不存在，周公所立之法乃是“一继一及”，参看鲁国在西周时期的继承史实能明确看出此点。

哲很赞同王恩田的此创见，可惜的是，他亦未能理清西周王室去“一及”后的“子继法”迄自何时，受何人影响和决定。通过对西周时期毛氏先祖历史的追溯挖掘，博考详查，我以为，改变周公之法的正是绥立周夷王的毛公歆和师询等人。

毛公歆就是出土的毛公鼎器主，铭中王称 “父歆”。郭沫若先生旧定作宣王器，哲以为不然。通过对出土之伯屖父、宰屖父相关铜铭的系联研究，我认为，毛公鼎器主歆和“伯屖父、宰屖父”是同一人，是历经“懿孝夷厉”四朝的王室重臣，也是夷厉之际的最高执政太宰。以师询鼎铭文历日作参订，毛公鼎可定为周夷王元年器。

毛公歆是周文王太姒幼子毛叔郑（季载）之裔孙，在他那个时代，毛公家族势力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强悍，可谓是“肃肃王命，毛氏将之；邦国若否，毛氏明之。”毛公歆不仅统领“卿事僚、太史僚”，还兼管公族和三有司、小子、师氏、虎臣，以及王之近臣。且周王还授予毛公掌管政令发布的最终决定权，不经毛公审核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发布。

毛公鼎出土于清道光二十三年，其后辗转被陈介祺收购秘藏，轻易不示人。陈介祺病故后，1902年其后人卖出此鼎，归两江总督端方所有。陈介祺生前就有毛公鼎拓本流传，王国维、林泰辅、钱穆，乃至章太炎、罗振玉等人并非不知，况且之前班簋铭文亦流布，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忽视了对毛公家族史实的调查研究，却孜孜于对周公一人的考察，以图探究出中国古代之文化渊源，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后文待续）

来源：先秦史暨毛氏文化｜编辑：萧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