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以刀为笔，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却受威胁，36岁饮弹自尽

2004年11月9日，美国加州，36岁的张纯如驾车离开了家。

她的车辆一路驶出了城区，直到来到一处寂静、空旷的路边。两侧的道路荒无人烟，月光冷冷地照在地上，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2点。

车子缓缓停下，却始终没有人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四下静默。突然，一声沉闷的枪响传来，巨大的后坐力让车身发出微颤……

同一时间，在远隔几十公里的家中，张纯如的丈夫发现了一封遗书：

“我走在街上被人跟踪，无法面对将来的痛苦与折磨。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死在开阔的海洋中。”

“请原谅我。”

看信后，丈夫布雷特低声啜泣，他似乎早已预见了妻子的结局，尚在咿呀学语的儿子不懂父亲的痛苦，仍在挥舞着小手，喊着“ma ma……”

作为一名享誉世界的畅销书作家，张纯如用文字描述过无数次死亡，只是这次，杀死她的子弹，并不是署名Iris Chang的手枪，而是“来自67年前的南京”。

而她的命运，也早已与这座当时被西方世界禁言的城市，息息相关。

1968年出生于美国的张纯如，与南京大屠杀本没有任何关系。

她是华人后裔，父母都是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后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虽然从小吃汉堡、说英语长大，但张纯如的血脉里，流淌着对中国天然的亲近。

这都要归功于她的父母。他们从小就教育张纯如：“我们是被迫离开中国的”。

原来，31年前，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城，大肆屠杀、凌虐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超过30万人无辜丧命。为了躲避战乱，他们不得不远渡重洋。

所以，张纯如从小就记得一个数字“19371213”，这是南京大屠杀开始的日子。

等她渐渐懂事，张纯如更能理解父母的痛苦：故国难回。心中有对侵略者的恨，还有对受害者们感同身受的悲痛，以及自己无法为他们做点什么的无力感。

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信息，直到父母将自己的故事全部讲完。

她决定去更大的地方寻找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可即使是普林斯顿市的公共图书馆，也找不到一星半点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她努力查找没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在其他人眼中，就像一个“异类”。

张纯如被弄糊涂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件人类历史上罄竹难书的罪恶事件，竟遭到这般“冷遇”？

她的困惑在美国高中历史课上得到了解答，人们激烈地讨论着奥斯维辛给犹太人带去的灾难，可几乎没有一个人记得，或提起骇人至极的“南京大屠杀”。

曾经，有一位历史学家估算，如果把南京死难者的手连接起来，足有200英里长，相当于从南京到杭州。流的鲜血达1200吨，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

可是，这段浸满鲜血的历史，竟然被一些西方学者轻飘飘地“隐去”了。

张纯如越深入了解，便越发心惊，那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刽子手们，至今仍不肯承认事实真相，对受害者们连一丝歉意也没有。

她的心狠狠地绞在一起，抽搐着，像被插入一根刺般难受。

张纯如常常在工作间隙中想到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

她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为美联社和《芝加哥论坛报》供稿，固定的新闻套路让她筋疲力尽，等到放假回家，看到父母头上新添的白发，她不禁胆战心惊。

“如果父母也老去了，自己会不会是世上最后一个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

于是，她拼尽全力寻找南京大屠杀的史实材料，结果却收效甚微。面对西方社会的避而不谈，张纯如只能将目光投向14000公里之外，大西洋彼岸的中国。

她的心中生出一种隐隐的期盼，这里的同胞必然和她一样，怀着怕这段历史消逝的忧思。

1995年，27岁的张纯如从报社辞职，开始为撰写《南京大屠杀》寻访中国。

这段旅程注定不轻松，短短25天时间，她每天在被称作“火炉”的南京工作10个小时以上，搜集整理资料只是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找到还活着的受害者。

她穿着临时从旅馆借来的雨靴，在泥泞的乡村小路间穿梭，曲深里巷里面，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见到了满面风霜的幸存者们。

但是，当看到他们脸上死一般的寂静时，张纯如的心沉了下去。

她不忍将他们再次拉入几十年前的噩梦中，可又不得不硬着心肠，靠着对还原真相的信念支撑着自己，问出一个又一个让人落泪的问题：

“你还记得当年发生的事吗？”“你的胳膊是如何受伤的？”“他们强暴你了吗？”……

听到这些问题，他们才又有了反应，恐惧着、啜泣着，重新像一个活生生的人。

张纯如好像亲眼看到了，新婚的妻子被当成畜生般对待；刺刀挑起了母亲腹中的胎儿；一颗头颅被安放在木墩上；还有无数平民被推向屠场，浇上汽油，燃烧……

这些超越人类认知的事情，就真实地发生在面前的人们身上。

历史的断壁残垣中，人就像一粒尘埃般渺小，但生命怎么能承受这么多的痛苦与绝望？光听一点点讲述就觉得受不了的往事，是他们亲身经历的人生。

张纯如的眼泪浸湿了笔记，整整两大本，没有剩下一处空隙。

丈夫布雷特常说，张纯如把自己卷进去了，卷进这场人类浩劫中。

从南京带回来的资料，堆满了房间，十来个受害者的采访资料被放在最上面，张纯如每每拿起，都要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直面这人间惨剧的冰山一角。

南京大屠杀变成了她的梦魇，回忆、照片、人像，每一个都提醒着她:“快点记录”。

她没日没夜地对着电脑码字，感受受害者曾经经历的痛苦，在历史真相一次次挑战良知底线的折磨中，迅速地衰老下去。

哭泣、对着白墙发呆，还有无时无刻不在的心悸，死死地缠着她，不眠不休。

这个过程实在过于漫长，张纯如只觉得，每码一个字，就像从心底剜出一根刺，上面沾满了血，直到敲下最后一个句号，心彻底空了。

厚厚一沓的手稿，被寄到了出版社，《南京大屠杀》终于问世了。

15万字的内容，字字泣血，揭露了西方一直以来“隐去”的真相，在满是人权谎言的西方历史中，撕开了一道口子。

她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人是如何有计划地实施了入侵，又在何时何地实施了何种暴行，包括强暴、虐待、凌辱中国平民，直至杀害他们。

这样宏大而具体的叙事，在历史书籍中很少见，很容易引发读者共鸣。

果然，在出版后的第二天，《南京大屠杀》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并长居10周之久，无数的人蜂拥进书店，只为一睹这本书的真容。

还有很多人驻足在《南京大屠杀》的巨幅海报前，发出“Jesus（上帝保佑）”的感叹。

他们拍着胸脯，庆幸这样的厄运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同时又对书中的人们产生莫大的同情，南京大屠杀不再是张纯如一个人的事，而成为了所有读者共同关心的事。

这种改变让张纯如稍感安慰，她早已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站着三十万同胞。

“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所以，这当中的一切不适、痛苦，她都能够忍受，并下定决心，要继续战斗下去。

张纯如对未来的估计没有错，从把稿子交出去的那一刻起，敌人就接踵而至。

他们在网上给她泼脏水，造谣她是个“骗子”，称《南京大屠杀》一整本书都是骗局，更有好事者跑到张纯如的线下签售会上闹事。

这一切没有吓倒张纯如，她无比诚恳地告诉自己的读者：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个时间，我也会是其中的一具尸体，一具无名的尸体。”

而对于狠戾的挑事者，她勇敢地说道：“我没有听到‘道歉’的字眼。”

即使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公开对她发表声讨，她也不肯后退半步。

在她心里，对敌人的软弱，便是对死去的三十万同胞的背叛，是不能给受害者们讨回公道的失信。

她的心装满了死去人们的哀嚎与冤楚，沉重到让她喘不过气来。

和布雷特结婚的第11年，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克里斯托弗。可就在不久之后，儿子降临的欢喜变成了对未知的恐惧，一封装有两枚子弹的信件寄到了她的家中，寄件人匿名。

张纯如第一次感受到了害怕。

她不仅是个作家，更是个妻子、母亲，而现在，那些因为《南京大屠杀》爆火，而准备采取行动的刽子手们将枪口对准了她的家人，让她闭嘴。

她被冰封的内心，再次受到了重重一击，只是这次，足以致命。

2004年11月9日，她吻别了克里斯托弗，趁着丈夫布雷特酣睡时，悄悄驱车驶离了家。

她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方，只是副驾驶上的冰冷的手枪提醒着她，一切都将结束了。

睡梦中的克里斯托弗粉嘟嘟的小手张着，仿佛是知道了妈妈的选择，在做最后的道别。

张纯如死后，整个华人圈都被震动了。

无数的人猜测她是受到了威胁，甚至遭到了杀害，可是，加州的警方只在张纯如的车里找到她的DNA组织，而她的致命伤正是来自车里的手枪。

丈夫布雷特在得知张纯如出事的消息后，始终不肯接受现实。

2019年，张纯如公园在美国圣荷西市揭幕，参与赞助的有社会各界人士，在她的纪念碑上，铭刻着“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等字样。

同年，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人们怀抱《南京大屠杀》一书，在张纯如的雕塑前静默、肃立，“请英雄回家”。

而这一切，张纯如都已看不到，唯有遗像中，她的笑容温暖而坚定，仿佛对“善”必将战胜“恶”充满信心。

如她所愿，《南京大屠杀》一书，在西方掀起了一场历史革命，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承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而那些死去的，或者等了半辈子的人们，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人间正道，虽迟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