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研读：民族间和平交往与交融是汉契交往的历史基础

古代史研读：民族间和平交往与交融是汉契交往的历史基础——在历史长河中，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双方相互接触交往也并非仅通过战争。从经济结构上来看，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之间具有互补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双方不得不处于一种共生关系之中，这是双方能够开展和平交聘交往的深层次原因。游牧民族与汉民族自古以来就发展了多样的和平交流方式，因此宋辽交聘并不是宋辽的凭空构想，在历史上就是有章可循，有史可依的。

羁縻

所谓羁縻，《史记·司马相如·索隐》说“案：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羁縻制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和民族观，将少数民族人民视作牛马，而把少数民族上层充作牵牛拴马的“络头”和“牛缰”，通过这些民族上层使一些尚未能够实行直接统治和管理的少数民族，实现制度认同和社会整合，达到皇权一统理念与现实的统一。

在具体处理民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也会根据当事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使用不同的法律，

如《唐律疏议》其卷六《名例》中有一个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唐代这种不同民族按不同法律治理的精神，对辽代也有重要影响，在辽代即形成了二元法律体制，以契丹固有的习惯法治理契丹等游牧民族，以《唐律》治理汉族等农业民族。

交聘

当理想的世界秩序不能实现的时候，中国与外族之间不得不勉强发展各种形式的实质关系，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是其中一种。在先秦时期，诸侯之间就存在着“交”“聘”之关系，“交”为“结交”“交往”之意，如论语开篇的“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说文》中“聘”为“访问”之意，

可见“交聘”一词自先秦时期就意味着“交聘”对象之间有着“友好”“和平”交流访问的关系。此外，“和亲”制度也十分典型。

如汉朝与匈奴实行和亲外，唐朝时期，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又将金城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五世孙赤德祖赞，唐蕃间长久以舅甥相称，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又与吐蕃签订了“唐蕃会盟”，并立“唐蕃会盟碑”，碑文刻“乃与唐主文武孝德皇帝舅甥和叶社稷如一统，结此千秋万世福乐大和盟约”。

“汉契一体”的形成过程

宋辽交聘制度下“汉契一体”形成过程研究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有着悠久的交往互动历史，自中华文明起源之时就与之相伴相生，随着华夷势力的不断消长和变化，出现了“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民族大交融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直至唐朝达到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高峰。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汉雄风，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一统六合，汉代“九州同贯”，开启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代表的四夷进入中原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冲突，同时也迎来了空前的民族交流与交融。

东晋末年，大量的非汉民族“逐鹿中原”，在中原建立政权，视己与中原汉族同为炎黄子孙，北魏鲜卑更是主动“汉化”迁都洛阳，力图成为中华正统并实现一统，开始打破“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为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大规模交融奠定了基础。

隋唐在华夷融合的基础上重建华夏汉族政权，杨隋和李唐甚至被称为“胡化了的汉族政治集团”，基本能够做到胡汉共朝、华夷一体。

文帝朝逐渐形成了“君臣一体”的思想，对民族关系起到了重要的聚合作用。

可谓是一种“大一统”思想的表达，也为少数民族政权所认同，隋朝“混一戎夏”“君臣一体”为唐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正统论”也有了极大的发展，如王通等儒学大家崇尚德治，认为“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

唐朝时期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兴盛的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先进发达的大帝国，唐王朝四围与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关系错综复杂，但唐朝统治者主要选择了继承隋文帝的民族统治政策与思想，到唐太宗李世民时臻于完善，唐太宗朝也继承了“大一统”的民族观，在“华夷之辨”的处理上提出了“夷狄亦人耳，四夷可使如一家”“爱之如一”。

此外，实践中还制定了羁縻州府统治政策、德化政策、和亲政策及武力征讨政策

，如对于侵扰唐土的突厥，唐太宗就利用“以夷制夷”“武力征服”等策略，并以“德治”“教化”思想安置来降的突厥人，此举不仅赢得了突厥对唐王朝的信任与臣服，也为其他民族所信服。

唐时就有大贺氏契丹内附朝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还接受了唐朝的行政统治，尽管期间发生了反唐斗争，但契丹与唐基本保持着和好相处的关系，开元十年（722年）、开元十四年（726年）以及天宝四年（745年）还与契丹和亲，持续发展了友好关系。

总之，唐朝统治者成为统一多民族唐帝国的缔造者，成为各族共主，唐王朝也形成四夷接受华夏汉族君主为“天可汗”“天至尊”的万国来朝局面，众多民族汇集长安，构成有唐一代的“唐室大有胡气”的文化景观。

唐朝对境内生活的各民族延续“礼别华夷”、“用夏变夷”的思想与实践，“韩愈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思想可谓影响十分深远，还有陈黯的“华心说”也成为“礼别华夷”的明证。

在现实中，大量任用少数民族官员，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华夷不分，胡汉共朝”的局面。

边吏、儒士也在边地传播儒学和大唐文化，可谓自上而下地推行“用夏变夷”，潜移默化之中，“华夷一体”，胡汉一家既成为唐朝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成为唐王朝真实存在的现象。甚至在“安史之乱”中，回鹘也成为了镇压叛乱的盟军，游牧民族与汉族的一体化进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华夷有别”的思想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即使是爱民如一的太宗也会认为四夷之人其实是中原之枝叶，中原可吸收其精华滋养中原之根，而不应为枝叶扰中原之根本，尤其是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每日愈下，统治集团的思想也逐渐涣散，相较于盛唐之时一派祥和的“华夷一家”思想，此时期“华夷对立”“夷夏之防”的思想明显已重新抬头。

安史之乱后，许多人将唐朝动荡衰落之灾归结于少数民族，提倡“置边防遏戎狄”，另外古文运动的出现，韩愈强烈渴望复兴儒学

，撰写《原道》对“道统”的论说都是置于反夷狄佛老之法的背景中，即通过这样构建儒家的历史系谱，重建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方式，表达对夷狄的不满与划清界限，强调“华夷之辨”，也试图重新找回国家的政治权威。

可见唐朝的“华夷一体”思想是要是建立在以中原王朝为天下之中的大一统格局中，并非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一旦自己的政权地位受到威胁，便马上抛弃“华夷一家”的思想，也罔顾“华夷一体”的现实基础，大举“尊王攘夷”的大旗，压制批驳戎夷之人，如元稹、白居易等，本身也具有少数民族血统，但却口口声声强调“夷夏大防”。

自然这样的做法与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后世之人。

隋唐时期对待四夷之人兼具二元思想看似矛盾，但实际是建立在华强夷弱的政治格局，以及华夷不平等即“华尊夷卑”的逻辑思维之上。因此，对于北宋来说，宋继承唐朝，这样矛盾的思想也依旧存在，更何况更现实的问题是宋朝军事抗衡不及辽，更加剧了宋朝的“分裂”心态，当然相较于之前的朝代，唐朝已成为民族大交融的新高地。

民族观念比以往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加开明，胡汉一家、“华夷一体”已不断实现，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唐王朝社会平常之事，唐民族大交融的思想与现实自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宋辽，即使宋朝统治集团“华夷有别”，“夷夏之防”的思想凸显的背景下，北宋“新儒学”——

理学思潮兴起，儒家民族观并未倒退回唐之前的动乱时期，反而迎来了飞跃发展。

总之，历史上“夷夏”之间的多元外交关系形成了一种“隐型”的和平外交传统，虽不如一元的“显型”朝贡传统为人注意，但是多元外交关系的惯例却一直为后代有此需要时来模仿。尽管汉民族撰写的史书中多为汉民族至上，强调和凸显四方来贡之民族关系，但实际上的民族关系是多元的，在汉民族强势的儒家文化与强大的话语权面前是隐性存在的，多元的民族关系显然为宋辽“对等”交聘提供了借鉴。

对于同样承继唐制以及唐文化的辽朝，经由唐朝的民族大交融，民族关系进一步整合

，即使之后经历了五代时期混乱动荡的阶段，“胡汉”语境也有逐渐消解之势，民族色彩逐渐淡薄而政治色彩愈益凸显，正如邓小南所提到的人们意识中印象更深的是“政权”的更替而非统治民族的更迭，时人更倾向于淡化处理业已卷进中原地区的外来民族背景。

石敬瑭将幽云之地割让给契丹，甚至向契丹统治者称儿称臣，这一格局，也事实上构成了宋辽双方交涉的基础。总之，民族间和平交往与交融为契丹逐鹿中原，增强“中国认同”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