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回忆录，推动了这个国家性同意年龄立法

“我宁愿无知，也不想要看过世界的背面。”

这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令无数读者心碎的一句话。

近几年来，从都美竹和吴亦凡、李星星和鲍毓明案件，到频繁曝出的高校性骚扰、性侵害案件，房思琪式的悲剧一再上演，有太多年轻的女孩和男孩被迫看到了“世界的背面”，并将带着伤口度过余生。

法国作家瓦内莎·斯普林格拉也曾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员。

十三岁时，她细腻敏感、天真叛逆，对文学有着独特的感知力——正是这些独属于青春期的珍贵特质，让她不幸成为一位年长她三十多岁的男作家选中的狩猎对象。她被他引诱、操纵，陷入了一段畸形的关系中，这段经历成了她日后许多年难以摆脱的痛苦回忆。

在事情过去三十年后，瓦内莎·斯普林格拉撰写了《同意》，以冷静、精确而坦诚的文字讲述了这段经历（她在书中以V自称）。这是一部关于创伤、痊愈与勇气的回忆录。通过直面童年阴影、勇敢地袒露内心世界，斯普林格拉反思了不对等权力关系带来的伤害，也借由叙述与语言的力量，向伤害她的人发起了有力的一击。

“这么多年来，我如笼中困兽一般，脑海里满是谋杀和复仇的戏码。终于有一天，我望见了出路。它清清楚楚地摆在我面前，那便是让猎人掉进他自己的陷阱：将一切都写进这本书里。”

是的，我同意了，那年我十四岁

13岁那年，在一次晚宴中，女孩V遇到了50岁的作家G。

他才思敏捷，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引经据典；更关键的是，他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落在她身上，给予了她前所未有的关注。

那时，V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她住在低矮的阁楼里，忙着工作和应酬。她从未得到过来自父亲的爱护与关怀，这使她养成了独立早熟的性格，厌恶和同龄人相处。她常常独自一个人待着，把自己埋进书堆里打发时间。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

没想到，就在那次晚宴后不久，V收到了来自G的一封激情澎湃的情书，信中宣称他迫不及待想再次见到她，这让原本自卑的女孩感到受宠若惊。她不敢回信。

而G却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更加频繁地给她写信。终于，V鼓起勇气回信。他们开始互相写信交流感情，开始“共谋式”的秘密约会。

相处中，G表现出的学识如此广博，使得V对他的崇拜与日俱增。他给她讲古代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的性启蒙义务，告诉她爱伦坡的妻子结婚时不过13岁，言之凿凿地为历史上陷入性丑闻的艺术家们辩护……这一切都让V相信，那时的她，一个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女孩，有权利和自由去爱任何她想爱的人。

更何况，她的存在能够成就艺术。

V克服了最初的犹疑，因为她“不想被当成不经世事的小姑娘”。就这样，她掉入了这个精心布置的陷阱。

电影《不能说的游戏》

14岁那年，V把自己的身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G。

在V接近15岁时，G开始控制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皮肤到身材，从饮食到信仰，甚至在她写作文时，都要剥夺她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毕竟，作家，他才是。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V开始怀疑他们之间的“爱情”。她读到了G过去出版的几本书，在书中，G毫不避讳地炫耀他与年轻女孩们的风流韵事，并展示了许多他在征战情场时收到的信——这些信与V写的也没什么不同。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与这些不谙世事的女孩们一样，被G当作了灵感缪斯。年龄、阅历、名声、才华……种种优势使得G一次又一次轻而易举地达成了占有和精神控制，而她以为的爱情，不过是对方的文学素材，支撑他源源不断地进行创作。

至此，曾经的浪漫冒险变成了噩梦，而她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逃离这场噩梦编织的牢笼。

作家G出席法国Apostrophes节目

直到1990年，作家G做客法国脱口秀节目时，仍然毫不避讳地畅谈他新书中描写的对年轻男女的性征服情节。

他曾在作品《未满十六岁》中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当你抱过、亲过、爱过、占有过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其他一切都显得沉闷、沉重、平淡。”

正如《同意》中V意识到的那样，“他爱的只是我身上那转瞬即逝的、暂时的片刻：我的少女时代。”

“爱情不分年龄，可问题并不在这里”

曾经，在一些人眼里，女性往往不在性行为情境中采取主动，所以沉默就意味着同意，而推拒可能还会被认为是“欲拒还迎”。

近年来，法律知识的普及让更多人意识到，“说不就意味着不”，没有模糊的空间。

罗翔在一席的演讲

随着越来越多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犯案件的曝光，对“性同意”的进一步探讨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心理而采取的沉默，是强势者对弱势者表达的漠视，是在不对等关系中说“不”的艰难。

在《同意》中，斯普林格拉也写道：“选中那些孤独、敏感、缺乏家庭关怀的女孩时，G就清楚地知道她们不可能威胁到他的名声。因为沉默便意味着同意。”

然而，同意便意味着真正的“同意”吗？在书中，斯普林格拉以亲身经历展露了性同意中更加复杂的一面：在一个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的“同意”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当双方因为在年龄与社会声望等层面相差极大而处于极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时，“同意”是可能的吗？

斯普林格拉复现了一段不对等关系下的错位视角：一方是接近50岁、享有盛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一方是只有13岁、对生活的残酷与险恶一无所知的女孩。当前者开启狩猎模式、展现出近乎施舍般的怜爱，后者几乎无所遁逃。

一切都是以看起来最无害的方式开启的。在G最初给V写信时，她没有回应，这在他看来是一种鼓励般的沉默；在他邀请她到家里“享用下午茶”时，她犹豫了，这在他看来无外乎少女的扭捏；而当关系进展到他解开她的衣带的这一步，好像事已至此，水到渠成，没有强迫，何来反抗？

对V来说，他们之间是自然萌发的情愫，无异于世间少男少女间存在的那种。却不知，她于他，不过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的战利品。每一个在她看来顺理成章的举动，都是精心设计的蚕食。

当斯普林格拉回望这段关系，终于意识到，“爱情不分年龄，可问题并不在这里”。

他们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次崇高的、打破世俗伦理的例外，而只是一次单方面的掠夺。

G将少女们的青春，作为他满足性欲和文学野心的养料。先是以爱之名占据她们的身体，再以文学之名将她们作为素材写进小说，让一次诱奸变成一个爱情故事，借此名利双收。

类似的掠夺，他早已进行过成百上千次。

“只需要一个声音，

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

对于性，社会上依旧存在着强烈的禁忌感。当性侵事件被曝光，许多人仍旧觉得这是受害者的错误和污点。

年少的斯普林格拉也曾拷问自己过无数次，当她回望过往，勇敢地袒露伤痕后，最终意识到：“问题的根本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应该接受拷问的不是我，而是他。”

《同意》的出版，让文学作为武器指向其自身。斯普林格拉也终于从他人笔下的“她”，变回了掌握话语权的“我”。

《同意》作者 [法] 瓦内莎·斯普林格拉

《同意》不只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它打破的是整个社会的共谋和时代的默许。

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法国社会，虽然有法律规定，但人们对针对儿童的性犯罪普遍视而不见。法国知识界流行着对“完全的自由”的鼓吹，很多左派报刊和公共知识分子试图以道德解放和性革命的名义来捍卫所有人享受身体愉悦的权利。

1977年，《世界报》和《解放报》曾刊出一封公开信，主张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行为无罪化。这封信得到了很多杰出知识分子的支持和签名，包括罗兰·巴特、德勒兹、波伏娃、萨特……

《解放报》发出公开信，捍卫成年人与儿童的性关系

请愿书上也有G的签名，而直到2013年，他才承认他是这封信的发起者和起草者，并且声称他征集签名时只遭到了一小部分人的拒绝。

三十年后，当时刊登了这些争议内容的报刊一个接一个地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当追求自由、反抗一切对欲望的禁锢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极少有人停下来反思这个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伤害。只有当历史的激情退却，人们才得以看清：若自由不加限制，必定会造成强者对弱者的剥夺。

如今，《同意》的出版引发了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检察官开始对G展开调查，他与三家出版社的合作被终止，终身津贴被取消。

在83岁时，G终于对他过去的部分恋童行为表达愧疚。“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必须转过头去，抵制诱惑。”但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白：“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犯罪……”

他还说，他不会想读《同意》这本书，因为这毁了他关于“一个持久而壮丽的爱情故事”的记忆。

不过，没有人再关心他对这段关系遮羞布般的定义，人们关心的是更加现实的问题。随着《同意》的出版，法国社会掀起了关于“性同意”的讨论浪潮。在舆论的推动下，2021年，法国立法将性同意年龄设定为15岁，弥补了此前法律上的空白。

不仅在法国国内，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29种语言，带着这股讨论和变革的浪潮，被推向全球。

斯普林格拉的文字为无数有着相似痛苦际遇的弱势者创造了联结，让她们借由阅读与表达，摆脱扼住咽喉的创伤回忆，唤起她们心底的愤怒与反抗。

一位读者在网站上留下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代表我们所有人感谢作者：那些被强奸的年轻女孩，那些‘荡妇’，那些不敢发声的人，那些发声却受到阻碍的人，那些不知所措的人，幸存下来的人，没能幸存的人，被污名化的人，被自恋的变态者摧毁的人，认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的人。我再一次发自内心地感谢她。”

《同意》在亚马逊获得了4.5分高分，好评如潮。

这本书获得了ELLE杂志读者大奖非虚构奖、

让-雅克·卢梭自传奖，

斯普林格拉也因此收获了《图书周刊》

“年度作家”称号。

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声音，就能打破沉默的共谋。正如《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评价：“无论从哪一种维度来看，她的书都是一次胜利。”

这次胜利，无疑也会在未来鼓舞着无数女孩们，接力传递勇气与力量。

撰文：sherry、茶叶蛋

编辑：凉影

排版：辞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