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关学思想的地域性与普遍性——刘学智《关学思想史》读思记

摘要：《关学思想史》是关学研究领域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改变了关学“有学无史”的学术境况。对于关学的研究，有必要跳出地域性的局限，而从哲学或思想的普遍性维度来予以考察。在历史上，以张载为宗主的关学曾对普遍性问题作出了杰出的思想贡献，在张载之后，关中学者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思考，这些思考的成果在《关学思想史》一书中多有体现。有鉴于此，我们应该从普遍性与地域性相结合的视角来看待关学及关学思想史，而不是仅仅囿于地域或门户之见来予以认知。 关键词：《关学思想史》;关学;地域性;普遍性;世界性;

2020年，值关学宗师张载诞辰1 000周年之际，刘学智增订出版了《关学思想史》1一书。在2015年初版的基础上，刘学智对该书做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并深化了他在关学思想史上的相关研究，对历经近千年变迁的关学思想发展做了进一步梳理与总结。《关学思想史》一书，是关学研究领域中第一部具有思想通史性质的著作，改变了关学“有学无史”的学术境况，对于新时期关学思想研究具有引领性意义，是关学思想研究发展历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该书贯穿宋元明清至近代的学术史，涉及30多位重要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对于理解和把握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核心区——关中地区——的千年思想文化发展历程来说，也具有极高的价值。进而言之，从“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视角看，揭示关学思想发展脉络，对我们理解近千年来的中国思想史特别是理学思想发展历程同样具有重要的线索性意义。从细节上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后所附关学思想的“小识”,提纲挈领，用词考究，精妙有加，这在相关同类著述中较为少见，值得反复玩味。该书增订版近55万字，体系宏大，脉络清晰，考辨细致，概括精当，既注重思想史的梳理，又注重哲学思想的阐发，堪称近年来盛行之地域思想史书写的典范之作。

在“小识”中，刘学智指出，“关学自张载立宗开派，迄清末殆八百余年。”2这一论断对于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之发展做了时限的判定，这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关学”,从张载到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思想与学术范式发生现代转折之际，不绝如缕，一直延续至近现代。这也充分说明了在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版图上，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关学”是一个切实的思想史实在。以下结合《关学思想史》一书的阅读，谈谈对“关学”及其“思想史”的认识。

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关学”是一个以关中地域作为限定词的地域性思想流派。既然有了地域性作为限制和标识，那么以“思想单位”的视域来看，就遇到一个如何对待这一以地域命名的思想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该用一般性思想的个别表现来看待，还是以某种独立于一般性思想之外的形态来对待之。金岳霖曾说：“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3金岳霖敏锐地发现，以“中国”命名的“哲学史”天然地带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中国哲学是世界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独立于世界哲学之外的学问?金岳霖认为，把“中国哲学”作为与普遍哲学没有关联的学问，“恐怕不易办到”。4换言之，要在普遍哲学的视域下来认知具有地方性色彩的哲学传统，只有这样，地方性的思想才更具有普遍性的生命力。

关学虽然以地域命名，但与同把“中国哲学”作为隔绝于普遍性之外的学问“不易办到”一样，把“关学”作为一种纯粹地域性质的学问实际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就其思考的内容和指向而言，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从普遍性角度来理解某种具有地域性的思想学说，而不是过分执着于其地域性，以地域性自居而不是以地域性自限。就此而言，对于某种标识为地域性的思想，只有证明了其自身的普遍性价值，才能在此基础上来说明其反映和表达普遍性的个性特质，普遍性是其特殊性意义的基本前提。不具备普遍性的前提，其方法、路径上独特性论证就容易流入细枝末节中去。正是如此，《关学思想史》的写作，更多的是从普遍性哲学问题出发来揭示关中学者的思想认识，将其汇入普遍性问题之流中来体现关中学者的独特回应，展现关中学者对人类普遍性问题的思考及其流变。从该书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关学思想的发展是与宋明理学的兴起和流变密切相连的，理学所探讨的普遍性问题在关学学者这里基本都有所回应，正是这样，关学不惟是地方性学说和文化，而是普遍性哲学问题在关中地区的地域投射。

2015年，陈来曾在方光华、刘学智两位总主编的《关学文库》发布会上作书面发言，他指出：“儒学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用传统的表述可谓是‘理一而分殊’,统一性同时表达为各地的不同发展，而地域性是在统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别，没有跳出了儒学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话语，也不可能有离开全国文化总体性思潮涵盖的地方儒学。不过，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还不甚发达的时代，终究是不能忽视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现在什么层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区的不同发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传统之影响，而不是各地的经济—政治结构的不同。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地域性的因素，而在于如何理解和认识、掌握地域性因素对思想学术的作用。”5诚如陈来所言，在儒学普遍性的前提下，由于关中的地域性特征和学脉传承的历史性因素，关学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一定有其独特的表征，与其他地方有所差异，呈现出普遍性背景下的独特性。这一独特性对于普遍思想的表达、传递和论证起到了别具一格的作用，正是这样，我们才在思想上高标其地域性特质。

何谓关学的特质?关于这一问题，可能研究关学的学者都会有不同的概括和表达。刘学智对关学特别是张载的精神气质做了分析，并用“关学宗风”来概括之，即所谓“躬行礼教、笃实践履、崇尚气节、求自然之真。”6这里的“关学宗风”,主要倾向于对思想家的思想信念及人格品质予以刻画，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即使是关学思想家个体所处的时代及精神特质有其特殊所在，而他们关注的问题及其解答也还是具有普遍性的色彩，故而呈现出了诸如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等能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有所反映的精神气质。

关学思想家的这种特质，当然有关中地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关中社会朴实敦厚的民俗与民风的长期浸润。王阳明曾对其关中弟子南大吉(元善)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诚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矣。”7这说明，起码在王阳明的中晚明时代，对关中士人的特点就能做宽泛意义上的特质性区分，虽然王阳明此信内容有“客气话”的成分在，但也能传递出人们倾向于将关学做一地域上的标识。不过，从根本上说，这些精神特质也是很多其他以地域宣称的儒家学派乃至人类理智精神所共同具有的，换句话说，有些精神本身不是关中地区的独占性标志，甚至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精神标志，而是人类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意味的某些价值内容在中国关中学者身上的反映。或者说，是关中学者将人类精神一些崇高特质坚持得较为彻底和实在，展现的较为突出，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未如关中之盛”的意思。关学是发生在关中地域的中国思想，虽然有其一定的独特之处，但毕竟还是普遍性思想集中反映在一个地区性学术共同体成员中，就此而言，拘守门户之见、标榜门户之异就不必过于执着。后人研究地域性学派时，尤其要警惕囿于地域、门派来做严格的划界，以门户之见来限制学说思想的深入讨论、阐发。

最为重要的是，关学学派的学者尤其是其开创者张载，提出了很多在哲学史、思想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普遍性命题，这就是使得关学思想更具普遍性的意义。张载对虚气关系所做的宇宙论与本体论发挥，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论述，以及对见闻之知、德性之知的所作的区分，对民胞物与之共同体理想的筹划等，对于世界的理解、人性的把握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都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对儒家哲学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李泽厚认为，张载是“真正为宋明理学奠定基础的”,提出了“宋明理学的基本命题和基本原则”。8张载哲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从一个地域文化角度提出的，而是从整个宇宙、人生的角度出发的，关乎普遍性的“性与天道”。张载的门人范育认为：“子张子独以命世之宏才，旷古之绝识，参之以博闻强记之学，质之以稽天穷地之思，与尧、舜、孔、孟合德乎数千载之间。悯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泯然其将灭也，故为此言与浮屠老子辩，夫岂好异乎哉，盖不得已而已也。”9范育强调，张载正是从天地之理、圣人之道出发，来建构起与佛老虚无本体对抗的宇宙论、本体论体系，体现了一种最为根本的普遍性关怀，而非某种个人的地域性情怀。后人虽以关学开创人来看待张载，这并不是因为其开创了某种地域性文化，而是普遍性思想在关中学人那里得到了推进，人类普遍性问题由张载而获得一种可能性的回应。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宋明理学的濂、洛、关、闽之学，虽以地方性命名，但无一不是普遍性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历史地来看，传统思想家之所以能够载入思想的史册，正是因为他们关注了普遍性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解答，推进了人类思想发展。由此可见，我们研究思想史，不能仅仅限于某种地域性文化来认识思想家，更应该从普遍性的角度来思考思想家的世界性意义。

今天讨论“关学”,如果我们顺着关学创始人张载的思路来再次观察世界和反省自身，就必须有更加恢弘的视野，就不能拘泥于地方性的特殊性来强调自身与人类普遍文明之间的隔离，有必要以世界的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看待世界，而非局限于特殊的“地方”观念来思考世界。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的命运具有一致性，横渠四句中提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从人类整体命运的角度来呈现哲学家的普遍性关怀。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今天的“往圣”是世界意义的“往圣”,不仅仅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中国传统，而是包括人类思想史上出现的一切伟大思想和人物。

近年来，一些地方性文化的研究陷入了对于思想文化名人的归属权争夺，或者是对于地方文化及其意义的无限拔高，表现出了地方主义的倾向。如果单以所谓“地方性”视野来拒斥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性问题，无疑不符合“道”之通达性要求，更不符合张载在“横渠四句”和《西铭》中表达的普遍性情怀。因此，具有普遍意义之关学的新发展，一定是超越单一的思想传统，在开放的视域里，避免限定于自身的文化传统，运用人类的多元智慧来思考和审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研究关学，乃至重建关学，出版各类关学研究论著，总汇传统关学，阐扬传统的关学精神，绝不是为了沉迷于地方性传统而自得自足，而是要将关中学者的思考汇入到普遍性的思想问题及其解决之道中去，以关学作为思想资源之一去关注新的时代问题。

刘学智在《关学思想史》一再提到“破除门户之见”,主张关学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正是上述思想普遍性的体现。我们期待，以《关学思想史》这一具有“关学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为契机，关学思想的研究及其传承将更为深化，从而对回应思想中的普遍性问题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国际儒学(中英文)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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