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野战军战评总结：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双堆集战役，为了歼灭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战役过程中，刘邓首长下了最大的决心，动员部队：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中国的胜利，这代价是值得的！

中原野战军9纵司令员秦基伟回忆：

“战役结束后，当地政府发动群众清理战场，埋一人发高粱5斤，埋一马发高粱24斤。9纵攻击的张围子村只是一个小村庄，张围子村附近的群众，共得政府发粮万余斤。”

1949年1月11日，中原野战军给中央的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中野自10月下旬至歼黄维，作了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一般部队都很积极，问题很少，在战斗中从上到下均颇顽强。

一纵歼181师，三纵攻宿县均能迅速解决战斗。歼黄维时各部均下了最大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消灭黄维的意志一直贯彻到下面。

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然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但是在总攻的时候，中野各纵伤亡达二万余人，气已不足，结果使用了华野两个纵队才解决战斗。

而在中野各纵中，四纵、九纵及六纵比较充实，伤亡虽大（四纵9000余，连同淮海第一阶段约11000余，九纵6000余，六纵5000余）尚能一直攻到底，战功亦较大。

三纵在淮海战前仅16000人，攻宿县伤亡1500人，打黄维又伤亡4500余人；

一纵战前三个旅、九个团仅17000人，打181师伤亡1500人，打黄维又伤亡3000人，故在最后均已丧失攻击能力。

二纵及十一纵，在战前均仅一万二三千人，就更难担负艰巨任务。

战后各纵一致感觉中野不充实，以不能独歼黄维，增加华野过大负担为憾。

同时这次还暴露了中野现有火力，打这样的仗实嫌太弱，幸弹药充足，补给及时，特别是战场范围不大，我能交换集中使用，且有华野一部分火器加入，才勉强应付过去。

歼黄维后，部队虽伤亡较大，干部伤亡比例更大，但士气甚好，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攻坚作战方面过了一个重要的关，这是一个极大的收获。”

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双堆集这一仗打得有多么残酷！

1948年12月4日，委员长越过刘峙和杜聿明，直接严令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集中力量北进，不惜一切代价救出黄维兵团。

委员长唯恐这二人不肯出力，还让自己的二公子，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蒋纬国，亲率战车2团赶到曹老集、鲍集前线，配合李延年兵团行动。

李延年将此事报给了杜聿明，杜聿明悲叹一声：“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依令照办吧！”

李延年说道：“我看，围是解不了的了，这也只是尽人力以听天命罢了！”

同日，在中原野战军指挥部作战室里，刘伯承司令员将桌上的茶杯、砚台、电报纸摆成三堆，他对与会的各纵队首长讲道：

“这就像我们面临的三股敌人，军委电令我们吃掉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围住南下的杜聿明集团，阻住北上的李延年兵团。

这叫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

要保证挟着的掉不了，看着的跑不了，就必须吃掉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再歼灭杜聿明、李延年。

能否一鼓作气歼灭黄维的12兵团，这是淮海战役承前启后的关键。”

中原野战军从11月28日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至12月6日发起总攻前，双方的搏杀就已经打得十分惨烈了。

从11月30日开始，陈赓的4纵就对双堆集以北的沈庄、李围子连续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整整打了4天4夜，仍然未能拿下这两处外围阵地。

战后，陈赓在战役总结中这样写道：

“国军阵地布防比较严密，火力运用合理。我进行火力准备时，敌人火器及部队进入隐蔽部躲避。待我火力停止射击或延伸射击时敌再进入阵地实行射击，常以数挺机枪封锁我突击路口。

攻击沈庄、李围子，部队在400公尺的平坦开阔地向敌冲锋，部队伤亡很大。

当我突击队进至敌鹿砦附近时，各火器一齐开火，用短促交叉的火力逆袭杀伤我突击部队于其阵地前。其火焰喷射器亦向我突击队喷火，致我部遭其严重杀伤。

敌14军命令各部与阵地共存亡，否则以军事连坐法惩办。其部在严酷的军纪监督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顽强。

敌士兵逐沟逐堡顽抗，不敢轻易放弃阵地。即使逃走，其他阵地的守军一律不许其进村。被9纵击溃的一个连逃到旁边的张围子村，守军却对他们开枪阻拦，这个连只好停在野外，直到被歼灭。”

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战役总结中，这样写道：

“敌人在最初阶段上，连、排、班长对士兵的控制较严，打的也较为顽强，政治攻势在这时成效很小。

每一据点的攻破，几乎极大部分敌军官兵非伤即亡，活捉的很少，这些又增加了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

11月27日，中原野战军9纵27旅在攻击小张庄战斗中失利，攻击部队回撤时，3名战士遭到敌军火力压制，既攻不上去，也退不下来。

这3名战士急中生智，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中，伏在地上开始挖坑。先挖出卧射掩体，再挖成跪射掩体，最后竟然挖成了立射掩体。

3个人再将各自的掩体挖通，居然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天黑以后借着夜幕的掩护，安全地撤了下来。

9纵司令员秦基伟从中受到启发，当夜就命令部队，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近迫作业。

每个连的连长，拖着一个石灰袋子，在最前面匍匐前进，战士们顺着石灰袋子画出的白线开始挖土掘壕，各连连长按着该连的攻击路线把白线画到哪，后面的战士就把壕沟挖到哪。

黎明时分，各连都按着自己的攻击路线，挖成了通向国军阵地的交通壕。

攻击开始后，部队突然跃出壕沟，很快就突破了敌军防线，9纵顺利夺取了小张庄，歼灭了敌人的一个团。

9纵的土工近迫战术，马上就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得到了推广。野司将这个新战法归纳总结为：依托壕堑前进，沿着交通沟发展，掩护连续爆破，先剥皮后挖心。

黄维兵团扼守双堆集外围的部队，在中原野战军土工迫近战术的打击下，各个外围据点不断被突破，整个防御体系受到了致命打击。

敌18军军长杨伯涛回忆：

“解放军没有硬拼，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沟壕战术。一道道的交通壕如长龙似的直伸我军阵地边缘。然后利用夜暗，调集兵力进入冲锋准备位置，在炮兵火力配合下，一声号令，发起猛烈的冲锋，当者很难幸免。

这样使我军拥有火力的优势，无从发挥。在人力方面，我军是被动挨打，士气低落，而且战斗伤亡一个就少了一个，没有补充，远不如解放军拥有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源源补充。这在第12兵团是致命的劣势。”

重火力不足，这是中原野战军出大别山之后就一直存在的问题。部队开动脑筋，用空汽油桶改装成发射筒，内置炸药包，筒底装上发火装置，一点火，炸药包飞出百米外落地爆炸。

一个炸药包可以炸毁一个地堡，并震塌附近的工事。这样的土制大炮，中原野战军造出了数百个。

国军官兵称其为“没良心炮”。

1949年1月3日，中原野战军致军委的《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总结》的电报中写道：

“因我炮火较弱，我们曾大量地使用了土造的炸药发射筒，收效极大。这种武器须要制式化起来，大量制造，携带亦极方便。”

中原野战军夜里进行土工近迫作业，白天实施攻击战斗，像剥洋葱一样，将黄维兵团的防线一层层地撕开，包围圈逐渐缩小。

但连续的作战，中原野战军各部队的伤亡也很大，打得十分疲劳，攻击力已接近极限，始终无法突破双堆集黄维兵团的核心防线。

4纵的几次攻击都无功而返，陈赓和谢富治把旅长们都叫到了一线，就在最前沿的壕沟里，旅长们一个个被训得脸皮发青。

谢富治讲道：

“这回，4纵就是要豁上老本，大不了全打光了，也要让兄弟部队踩着我们4纵的尸身，攻下双堆集。”

就在中原野战军各部队都准备豁上老本，和黄维兵团做最后的殊死一搏之际，华东野战军的增援部队到了，成钧的7纵、周志坚的13纵，及时赶来参战，加强了中原野战军攻击双堆集的力量。

1948年12月6日下午16时，总攻黄维兵团的战斗打响了，战役部署如下：

以中原野战军陈赓的4纵、秦基伟的9纵、豫皖苏独立旅，以及华东野战军特纵炮兵一部组成的东集团，由4纵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东地区进攻。

以中原野战军杨勇的1纵、陈锡联的3纵、华东野战军周志坚的13纵和华野特纵炮兵组成的西集团，由3纵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西地区攻击。

以中原野战军王近山的6纵、华东野战军成钧的7纵和陕南军区12旅组成南集团，由6纵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向双堆集以南地区攻击。

此时，困守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12万人的粮食、2000头骡马的草料、上百门重炮、上千挺机枪、数万支步枪、冲锋枪，每天消耗的弹药，都在百吨以上。

各部出发时所携带的粮弹物资，被围的这十多天里，早已消耗殆尽，所有补给全靠飞机空投。

黄维在双堆集修了一条简易跑道，勉强可供小型飞机起降。

12月5日，兵团副司令胡琏从南京飞来，带来了南京方面的指示：只有突围才是唯一的出路。

黄维思虑再三，同意放弃双堆集率部突围，但是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要空军空投足够的粮弹物资，二要有援军的接应掩护。

胡琏当日飞回南京汇报，9日，胡琏又飞返双堆集，告诉黄维，南京满足他所提出的这两个要求。

可这时的黄维又变卦了，黄维觉得突围没有把握，如若放弃了双堆集坚固工事，突围途中更容易被解放军歼灭。

就在黄维蛇鼠两端，犹犹豫豫之间，新修的那条简易跑道被华东野战军特纵的重炮部队炸毁了，这下子，胡琏也跑不掉了，只得陪着黄维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当初十二兵团组建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兵团司令官一定是胡琏。但国军内部派系多多，矛盾重重，一个兵团司令，牵动着国军高层的各种利益关系。

时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不喜欢胡琏，坚决不同意由胡琏担任十二兵团司令官。参谋总长陈诚，则趁机把自己的亲信黄维推荐给了委员长。

久疏战阵，一直在武汉新制军官学校担任校长的黄维，被任命为十二兵团司令官的时候，全军上下一片哗然。

胡琏本人撂挑子不干了，18军军长杨伯涛也称病住院。黄维本来也不想当这个司令官，几番推辞无效后，上任时就表示，这次来当司令官只是过渡，几个月就走，到时候司令官还是胡琏来当。

十二兵团组建伊始，内部就矛盾重重。

12月6日，中野、华野对双堆集发起总攻，黄维十二兵团的军心，首先就被出身杂牌的吴绍周的85军动摇了。

12月10日，防守双堆集外围小王庄的85军23师师长黄子华，率师部及所属3000余人向我军投诚。双堆集东南方向的防线，就此由小王庄撕开了一个缺口。

当日，胡琏、杨伯涛在18军军部刚吃完饭离开，华野特纵从小王庄射来的一发炮弹就落在了饭桌上，正在收拾碗筷的几个卫兵被当场炸死，残臂断腿把胡琏、杨伯涛弄得几天都吃不下饭。

战至12月9日，淮海战役总前委报告军委：

“截至现在，我6、7、8三日攻击，已使敌防御体系开始残破，如陈谢集团能于三四天内将双堆集东北之杨围子、杨庄地区攻占，则黄维兵团直属队即完全暴露，尔后作战当更易奏效。敌现集于上千的地堡网内，故我只能稳步钳击，只要交通壕迫近，加上密集炮火，必能成功。”

12月10日，陈赓指挥东集团猛攻双堆集东北的杨围子，这里是14军军长熊绶春的军部。

激战9个小时，4纵13旅38团终于攻入了14军军部，38团的10个连长，3个牺牲，7个重伤。

14军中将军长熊绶春带着几个随从冲出掩蔽部逃命，随后死于乱军之中。14军少将参谋长梁岱，干脆就呆在掩蔽部里不动，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14军余部四散逃亡，被4纵分割包围，逐一在野外歼灭。

熊绶春的尸体被我军找到后，陈赓安排部队买来了一口棺木将他埋葬，坟前还立了“第14军军长熊绶春之墓”的木牌。

14军少将参谋长梁岱被押到了后方收容所，接收的干部认识他呀，问他，怎么又是你？你不是上尉书记官吗？怎么才十几天就成了少将参谋长啦？

梁岱说道，惭愧，惭愧，上次不敢承认，这次我就主动坦白了吧！

原来，早在11月27日的浍河南岸战斗中，梁岱就被我军俘虏了。当时因为战事紧张，甄别俘虏时被梁岱蒙混过关，他自称是上尉书记官，一直都从事文职工作，连枪都没放过，后来就被我军释放了。

梁岱坦白了身份，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每天都有白米饭和猪肉吃，还保留了原先的一个卫兵。但只过了几天，这个卫兵就跟梁岱道别了，说道，我要参加解放军去了，你自己照顾自己吧！

两次被俘，乱军之中两次大难不死，淮海战役中，国军最幸运的将领非梁岱莫属。

12月10日，陈赓的4纵在杨围子歼灭14军的时候，中原野战军王近山的6纵和华东野战军成钧的7纵，正在攻击由18军驻守的大王庄。

杨伯涛的18军，可比熊绶春的14军强多了。

中野、华野的两个纵队从白天打到晚上，终于以夜战、近战、白刃战夺下了大王庄。但第二天一大早，18军就用重炮轰击大王庄一个小时，然后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坦克掩护下进行反扑。

18军攻入大王庄3次，被我军打退了3次。战至黄昏时，中野6纵，华野7纵都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就连炊事员和首长的警卫员都提枪上阵了，这才守住了大王庄阵地。

鉴于18军强悍的战斗力，实在是太难啃，中原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审时度势，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打去了电话，要求华东野战军再抽调部队驰援双堆集，加强南集团攻击杨伯涛18军的战斗力。

粟裕当即回复：

“我们决定抽调三纵、苏北兵团十一纵及鲁中南纵队，外加一部炮兵，即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作战，统由陈士榘同志率领南来，请分配其作战任务。”

（注：王秉璋的第11纵队本身就是中原野战军的部队，一直配属华野苏北兵团作战。）

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和中野王秉璋的11纵，以及炮兵部队的到来，再加之前就已经在双堆集作战的成钧的7纵、周志坚的13纵，此时华野一共有4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的炮兵部队集结在双堆集，成为了彻底歼灭黄维兵团的主要力量。

1948年12月12日，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布《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指出黄维及其部属“再作绝望的抵抗，不但没有丝毫出路，只能在人民解放军的强烈炮火下完全毁灭”。

《促黄维立即投降书》要求黄维“应爱惜部属的生命，立即放下武器，不让你的官兵作无谓的牺牲”。

但是，黄维、胡琏、杨伯涛拒绝投降。

18军的炮兵部队占住了大王庄后面，双堆集东南方向的制高点尖谷堆，居高临下向我军驻守大王庄的中野6纵、华野7纵进行重炮轰击。

12月12日黄昏，华野7纵司令员成钧向总前委报告：18军炮兵阵地发射毒气弹。

后经核实，所谓的“毒气弹”其实是瓦斯弹，能催泪，使眼睛红肿，暂时丧失视力。

12月14日，华野孙继先的3纵，以其攻坚能力最强的8师，拨归中野6纵王近山指挥，进入大王庄阵地，准备对18军展开攻击。

当日黄昏，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集中了华野4个纵队的全部炮兵火力，轰击双堆集核心阵地，几百门重炮以及土制“没良心炮”发射的炮弹和炸药包倾泻在18军的阵地上。

一个小时的炮火轰击后，中野6纵、华野3纵对双堆集东北的18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这个工事由胡琏的骨干部队114师54团守备，该团号称“威武团”。

我军攻坚部队是中野6纵49团1营、华野3纵23团1营，中野1营和华野1营分别是著名的“襄阳营”和“洛阳营”，这两支英雄部队，肩并肩向前突击，顺利地歼灭了敌18军114师54团这个“威武团”。

与此同时，华野7纵21师和中野6纵47团在8门榴弹炮支援下，攻上了18军位于尖谷堆山上的炮兵阵地，歼灭其一个炮兵营和一个工兵连，并挡住了18军数次反扑，牢牢控制住了这个至高点。

我军炮兵部队随即移驻尖谷堆，黄维兵团的司令部、炮兵阵地、快速纵队的车辆和临时机场完全暴露在我军炮火的攻击范围内，顷刻之间就被炸得人仰马翻。

黄维急令杨伯涛将18军的所有汽车、坦克、大炮，统统移到兵团部周围，200多辆卡车紧紧围着黄维的指挥部排列起来，堆上泥土沙石，构筑了一道环形防御工事。

黄维还把兵团部的警卫营600余名官兵调给18军充当战斗部队，并组织各部溃兵千余人补充18军，就连伤员，只要还能站得起来的人都用上了。

杨伯涛颁布军令，敢退却者，无论师长、团长、营长，不问理由，一律枪决。

就这样又坚持了一天，12月15日，黄维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召来了兵团副司令胡琏、第10军军长覃道善、第18军军长杨伯涛、85军军长吴绍周，命令各部队破坏重武器和电台，抛弃伤员，于当日黄昏分路突围。

黄维、胡琏、吴绍周各自钻进一辆坦克，在11师和战车营的掩护下从双堆集西边打开缺口冲了出去。

胡琏的坦克走在最前面，途中过一座浮桥，胡琏顺利过去了，但浮桥却被压坏了。

黄维的坦克无法过桥，只得改道，但黄维的运气实在太糟，坦克途中又发生了故障，他只好弃车徒步，混杂在溃兵中逃跑，最后被解放军生擒。

胡琏逃到鲍集附近时，遇到了李延年兵团的部队，被护送到了蚌埠，侥幸成了漏网之鱼。

85军军长吴绍周的坦克跟在胡琏和黄维的坦克之后，见胡琏的坦克把浮桥压坏了，黄维改道走了，吴绍周干脆爬出坦克，在附近的一座小庙里坐下休息，等着解放军来俘虏。

18军军长杨伯涛倒是挺有军人的骨气，突围前，他看着黄维、胡琏俩人又是换装，又是化妆，杨伯涛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俩，用手指着黄维骂道，十几万国军毁在你的手上，你是国军的罪人，是共军的恩人！

但是，最后时刻，杨伯涛愣是没有勇气抵着自己脑袋开上一枪，他纵身跳进一条小河自杀。

河水很浅，深度仅及腰部，杨伯涛一咬牙便在河中蹲了下去，这才使得河水淹过头顶。

无奈12月的寒冬，河水冰冷刺骨，“连死都不怕”的杨伯涛实在忍受不了这份寒冷，只好又从河里爬上了岸。

刚好华东野战军13纵37师109团7连5班从这里经过，眼见冻得瑟瑟发抖，浑身湿透的这名军官肩上缀着一颗金星，战士们生怕这条“大鱼”被冻死了，赶紧架着他到俘虏营里去烤火取暖。

第10军军长覃道善也没能逃得出去，也在乱军中被我军俘获。

战至12月16日，黄维第十二兵团的4个军，加上一个快速纵队共十万余人，被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

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是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打得规模最大、最为艰苦的战役。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携手歼灭国军10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

但中原野战军也付出了重大伤亡，不含华东野战军的伤亡数字，中原野战军各纵队一共伤亡两万余人。

战斗中由于伤亡太大，中原野战军各部队都经过至少三次火线整编，各纵队战前的建制被拆得七零八落。

此役，中原野战军经受住了高强度、高烈度的战斗考验，各纵队的作战经验以及指挥员的战场指挥能力都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华东野战军也在双堆集战役中得到了极大的锻炼，粟裕在《双堆集歼灭黄维兵团野战村落攻坚战术经验教训初步总结》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战役期间，亦有部队发生气馁叫苦，如伤亡太大了、部队不充实了、不能再打了等情绪。后在军委电报重申战役决心，才将这种情绪克服下去。此役，华野参战的4个纵队（7纵、13纵、3纵、及鲁中南纵队）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在恶劣条件下的战斗意志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本文资料引自：

1、解放军出版社《秦基伟回忆录》，1996年版。

2、解放军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1996年版。

3、中国文史出版社《杨伯涛回忆录》，1996年版。

4、中国文史出版社《淮海战役亲历记》，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