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三大命案无人偿命，却合情又合法，原来司法也有“后门”

在《水浒传》里，对于人命案的描写不少，但正式经过司法审判的案件却不多，其中有三起命案较为突出，即杨志斩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和武松杀嫂。

但奇怪的是，杨志、宋江和武松都没有因此而偿命，这怎么能说得过去呢？实际作者在文中作了妥善处理。

根据小说情节，杨志杀牛二时，牛二是空手，而杨志却是持刀的，尽管两人发生了打斗，但杨志斗杀牛二完全是故意为之，所以，杨志的定罪为故意杀人罪。

再看宋江，阎婆惜手握宋江通匪书信，对宋江加以威胁，宋江为掩盖自己的罪名，于是情急之下杀了阎婆惜。所以，宋江也是犯了故意杀人罪。

到武松，那就更不用说了，杀潘金莲也好，西门庆也罢，都是有预谋的，也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这三人都是故意杀人罪，那为何在小说中都轻而易举就逃脱了死罪呢？

话说杀人偿命，这个观念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形成，为何在《水浒传》中却被忽略？难道作者为了满足好汉们上梁山的条件，连最基本的法律意识都不顾了吗？

其实不然，仔细阅读原文，我们会发现，实际这三人都不是以故意杀人罪来论处的，而是以“斗杀罪”论处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案情都被人为的篡改了。

先说杨志，他杀了泼皮牛二，这个牛二在镇上的口碑本来就很差，是为东京街上一害，老百姓也不敢惹他，杨志将他结果了，等于是为民除害。

"推司"——又称"鞫司"、"狱司",是审问案情的官员,但无权量刑。

百姓和推司都念及他的侠义，所以在杨志犯事后，百姓们自觉地为他上下打点，而牛二家又没苦主，于是推司就把“款状都改得轻了，只招做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

再说宋江，他本来就在县衙工作，和知县要好，再加上平日里乐善好施，名声好，可以说，不少人都在维护他。

所以，尽管后来他被抓，也在案情上做了处理。宋江自述：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

再说武松，他的案情篡改就更为离谱了。武松不论杀潘金莲，还是西门庆，都是故意为之。

但是县官念及武松是个侠义之人，将他的案情改编如下：

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妇人将灵床推倒。救护亡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

如上述，杨志、宋江和武松，三人原本都是故意杀人罪，但经案情篡改后，他们都以“斗杀罪”论处，确系事实。

那么，何为“斗杀罪”？难道“斗杀罪”就不用偿命吗？那倒也不是。

“斗杀罪”也就是斗殴杀人，宋律规定：

“诸斗殴杀人者，绞。以刃及故杀人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为人以兵刃逼己，因用兵刃拒而伤杀者，依斗法。”

上述的意思是说，斗殴杀人致对方死亡的，要处以绞刑；如果使用了刀具，故意杀人者，处以斩首；如果起于斗殴，后又使用兵器或刀具伤人致死的，仍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如果被人以兵器刀具相逼，当事人也使用了兵刃抵挡，最终致对方死亡的，仍依照斗杀处理，也是绞刑。

总而言之，不论是斗殴杀人，还是故意杀人，都是死罪，只不过前者处绞刑，后者是斩首。

即便在《水浒传》的成书时期明朝，也有明文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故杀者斩。

可见，明朝对于斗杀罪的惩处比宋朝还要严格，只要是斗殴杀人的，不管使用任何器械，甚至是徒手，都要处于绞刑。

既然如此，那杨志、宋江、武松，最后均以斗杀罪论处，他们怎么没被绞杀呢？

我们经常说法不容情，但并不代表法律没有人情味儿。“杀人偿命”固然是古今共识，但对于斗杀罪来说，一般都有“前因”，如果朝廷不顾前因，只管满足法律意义上的“杀人偿命”，那这样的判罚往往难以服众。

对于“前因”的存在，我们现代法律有“正当防卫”这一说，但古代没有，那怎么照顾到“前因”呢？

古代法律为了弥补这一漏洞，通常会在司法上采用一些救济措施。在宋元时代，主要采用“大赦”的办法，以此来赦免或减等处罚。当然，大赦之法也并非专门针对斗杀罪。

在宋朝时，全国性的大赦相对比较频繁，平均每18个月就会有一次，其他区域性的“曲赦”，针对特定对象的“特赦”也是经常性的。

凡朝廷因皇帝巡幸或某地发生重灾，颁布命令，赦免京畿或某一地区的罪犯，称曲赦。

元朝也大体延用了宋朝的办法，平均两年多也会发布一次大赦，符合条件的罪犯在享受大赦的待遇时，还要另外支付一笔“烧埋银”给受害者家属。

而到了明代，大赦的频率就降低了，平均五年多才会发布一次大赦，而且还改革了死罪的复审程序。

宋元时代，按照法律，主审官先判死刑，然后再逐层上报复审，一直汇总到朝廷，皇上亲自过目确认了，死刑罪名则算成立，这个过程大约要耗时一年多。

而在明代则规定，每年霜降之后，由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向皇帝发起奏请，待皇帝批准后，下旨召集在京的各路人马，如公侯伯爵、驸马、内阁学士、六部尚书及侍郎、五军都督等高级官员，在刑部尚书的主持下，于承天门外，对全国所有在押等侯秋后处决的囚犯进行会审，这一形式称之为“朝审”。

如果会审官员认为此案有可疑之处，或者死囚有可宽大处理的情节，即可奏请皇帝暂不处决，以便详加细审。

但是并非所有罪犯都适用于“朝审”，重大犯罪者则另规定为“决不待时”，也就是说，一经审结就要上报朝廷申请处决。

根据这一情形，明清在死罪后都会注明是斩、绞“立决”，还是斩、绞“监侯”，监侯就是等侯朝审。

对于斗杀罪，明代由绞刑改为了绞监侯。一般经过朝审后，原有被忽略的前因后果都会被正视，这样罪犯往往可以得到减等处理，改为充军之类的处罚，从而免于死罪。

由此看来，在宋元明时代，斗杀罪都有机会得到赦免或减等处罚。在小说中，对于这样的情形也有所体现。

比如杨志丢了花石纲，在逃跑途中得到了赦免，所以他才又想着官复原职。

再如，在宋江杀阎婆惜一案中，更是十分明确地展示出大赦带来的“优惠”。他在逃亡中遇到到了大赦，所以当公人去抓他时，他说：

“你们且不要闹。我的罪犯又不该死，今已赦宥，必已减等。且请二位都头进敝庄少叙三杯，明日一同见官。”

待六十日限满后，此案又被送至济州审断，经他再度打点，最后判处断杖刺配，原文描述如下：

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赦前恩宥之事，已成减罪。拟定得罪犯，将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

所以说，杨志、宋江和武松，三人都吃了人命官司，原本都是故意杀人罪，但经案情篡改后，他们都以斗杀罪论处，又考虑到“前因”，所以，最终他们都享有了赦免或减等处罚的权益。

只不过在小说中，作者对于这三起命案，并没有完全按照司法程序来记述，而是直接出了判罚结果，也因此，杨志、宋江和武松都逃脱了死罪。

但是，话又说回来，有些重罪并不在“大赦”之内，比如十恶，即：谋反、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以及强盗杀人，放火决水等严重危害统治秩序的罪名。

所以，后来宋江题反诗后，以谋反罪被判处了死刑 ，再也找不到减免的理由。而武松在鸳鸯楼杀了十几条人命后，也不可能再享受大赦，最后他们都走上了贼寇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于杨志斩杀牛二，宋江怒杀阎婆惜，以及武松杀嫂，这三起命案都无人偿命，在史料中确有据可依。作者通过运用法律知识，巧妙地对案件进行了处理，既推动了情节的发展，同时也展示出人物身上的江湖道义，提升了他们在读者心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