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李木生：月光在鲁迅的生命里（《钟山》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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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5 期

《济宁看点•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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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中的不眠者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鲁迅《夜颂》

鲁迅的一生，与夜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不仅生存于“风雨如磐暗故园”的长夜，“但他举起了投枪”，在绝望里反叛与搏击，以期为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留存一线希望。他还爱着这厚重而又弥阔的夜，要在漫长而又弥阔的夜里点起灯盏，照亮或唤醒沉睡的同胞。

夜是诚实的，让一切丢弃面具，显出本质与真相，于是在深的夜里，鲁迅看见了一切；夜又可以抹杀与掩盖、消弥与窒息，于是在长的夜里，鲁迅醒着，成为呐喊者与“守夜人”（王富仁语）。他的所有著作，包括书信、日记，大多写于中国的夜里。“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这是鲁迅诗中的夜。“枣树又要做小粉红花的梦”，是鲁迅散文诗《野草》中的秋夜，而从“我梦见自已在冰山间奔驰”，到“我梦见自已死在道路上”，这著名的《野草》七梦，更是全部展开于夜里。鲁迅小说中的夜，同样著名：狂人的故事，始于夜间；终于成为万流湖浮尸的陈士诚（《白光》），像一匹受伤的狼一样“长嚎”的孤独者魏连殳，都是在“深夜”中绝望地死去。而他的杂文，更是夜色苍茫，有《夜颂》《写于深夜里》《灯下漫笔》……

夜的黑暗又可以重现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让光天化日成为“黑暗的装饰”、“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夜颂》）。《夜颂》是鲁迅杂文集《准风月谈》的第一篇，写于1933年6月8日，“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文的最后说“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写于深夜里》，则忧愤交加地记录下了青年们在国民党治下的牢狱之灾，“有一个时候，有一个这样的国度。权力者压服了人民，但觉得他们倒都是强敌了，拼音字好像机关枪，木刻好像坦克车；取得了土地，但规定的车站上不能下车”。

爱夜的鲁迅，常在深的夜忘我执笔的鲁迅，当然与夜之魂的月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月亮与月光，是打开鲁迅心扉的一把钥匙，也是他精神世界的一面明镜。月夜，是鲁迅的终生伴侣；月光，则又散发着鲁迅的柔情、悲悯、爱之殇与彷徨时浓浓的惆怅，以及他的“温软、阴润、柔弱”（王彬彬语）。没有涯际的月夜，是鲁迅放笔纵横的宇宙；而如水的月光，则是鲁迅自由无羁的翅膀。

我有一本从孔子旧书网购得书《鲁迅的印象》，日本的增田涉著，封底黑框内有8个黑字，“内部资料，请勿外传”。此书的第24节是《鲁迅跟月亮和小孩》，开头便说佐藤春夫与他谈到鲁迅时说过，“鲁迅好像喜欢月亮和小孩子”，并回忆起鲁迅给为其治病的须藤医生说过的话：“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林贤治《人间鲁迅》早年版本的封面上，就印着他给须藤说过的这两句话。鲁迅病逝于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这天晚上，佐藤春夫便写下《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一文。文中说：“假若你读鲁迅作品时稍加注意，使你奇怪的是《阿Q正传》、《故乡》、《孤独者》等比较长的文章不消说，就是在像《社戏》等的小品中，在什么地方也一定表现着月光的描写与少年的生活。我想月光是东洋文学在世界上传统的光，少年是鲁迅本国里的将来的惟一希望……假若说月光是鲁迅的传统的爱，那少年便是对于将来的希望与爱。”虽然对于传统的理解也许有误，但一个“爱”字却是说到了关键处。

南京的月亮

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

——《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

1893年秋后，13岁的鲁迅遇到家族最大的灾难：祖父周福清因科考贿赂案被押赴杭州监禁，第二年1月31日，被光绪帝判为“斩监候”，“俟秋后处决”。周家开始了8年之久、一年一度的担惊受怕、以巨额家财请托免死的缓刑之苦，鲁迅也被迫躲于外婆家皇甫庄避难。1894年冬，父亲突然大吐血，为筹措昂贵的中医诊疗费，鲁迅常常出入当铺典当手饰衣物，家道更趋衰落。1896年10月12日，年仅37岁的父亲病逝，16岁的鲁迅肩起家庭主担。17岁代表家庭出席家族会议，会议欺其年少无人，企图做出损害其家庭利益的决定并强迫他签字承认，虽长辈“声色俱厉”，鲁迅始终没有屈服，只以报告祖父回应。

他绝不肯走破落的读书人家子弟常走的做幕友或成商人，而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在18岁的1898年考入南京“无需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18岁，一个人，开始了一生的逆行之旅。并不受新路的迷惑，用自已的眼睛鉴别，用自已的心脑衡量，因为水师学堂“乌烟瘴气”的黑暗，他只半年便转投并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正式开始了南京的4年学习生涯。

4年间，南京的月圆月缺，便柔软了他年轻的心，被他蘸作挂念与疼爱“诸弟”的笔墨。我便从他南京的月色里，真切地体会到：鲁迅是从爱开始的，爱是他的出发地又是他的落脚点，在那时的中国，冷的鲁迅又是最热的。

他人生第一篇文章、写于1898年《戛剑生杂记》，是写于新月初现古城的傍晚。戛剑生，剑锋寒光下，却是柔暖的心意：“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暝色逼人……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欲断的柔肠间，全是对于“老亲弱弟”的亲与爱、思与念。那位费尽所能才筹够8元旅资的母亲、流泪送行的“老亲”，更有急需抚育与引领的“弱弟”，而“涕不可仰”，当是天上的新月正照着绍兴家人的时候。何况当年12月20日，他的才6岁的四弟椿寿就早早地夭折，而二弟櫆寿、三弟松寿，更加地让他这个名樟寿的大哥，有了母爱般的慈悲。

周作人1900年4月14日日记载：“下午接金陵十八日函并洋四元，诗三首，系托同学带归也。”这三首诗便是大哥3月18日写下的《别诸弟》，有这样的诗句：“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1901年3月15日，周作人写出题为《送戛剑生往白，步“别诸弟三首”原韵》诗三首。与三首七绝同在日记中的，还有这样的话，“上午大哥收拾行李，傍晚同十八公、子恒叔启行往秣。余送大哥至舟，执手言别，中心黯然”。白、秣即白门、秣陵，皆为南京的古称。大哥二弟罕见的手足深情，更体现在大哥的再次唱和里，且让月光笼罩《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梦魂常向故乡驰，始信人间苦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诗里的眷恋，一如月光缱绻，而跋中深情，更让月华似酒：“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此次分别4个月后的1901年8月19日，鲁迅致绍兴家信告诉二弟，已禀过在江南水师学堂任教的叔祖椒生，让其投考江南水师学堂。一个月后，二弟便踵兄迹而至南京。此后即是兄弟二人同在南京求学、相偕游览名胜古迹、共同阅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达尔文《物竞论》的快乐时光。周作人1902年2月2日日记：“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一个多月后，兄弟同在一城的过程中断，3月24日，鲁迅乘日轮“大贞丸”号离南京经上海赴日本公费留学。4月4日，抵达日本横滨，开始了7年又4个月的留学岁月，而头上的那轮或圆或弯的月亮，则有了别样的滋味。

东瀛的月亮

月影朦胧，似曾相识

——《斯巴达之魂》

1902年4月至1909年8月，东京与仙台，在留学日本7年4个月的时日里，月光一点点潜进他孤独却又热血腾烫的心中，见证着这个中国青年建构起自已思想与文学的世界性格局，同时又将一个关于“革命”的理念，深深地扎根在他的生命里。鲁迅革命观的肇始与成熟，没有堂皇的理论，只是点滴在行动中，积少成多，涓流成河，是唤醒、批判与推翻——唤醒沉睡麻木的民众，批判老迈而又腐朽的旧文化，推翻满清的帝制统治。他不是振臂一呼的英雄，只是身体力行地做去。

许寿裳是鲁迅一生最好的朋友，经过无数的事变与风雨，始终忠贞不渝而又相知终生，1902年9月他们在东京的结识，是值得纪念的时光。不管是月夜长谈，还是白昼酌酒，都是各各尽皆捧出心来。鲁迅死去，许寿裳悲戚不已，他回忆起东京相识并于月光里相聚的情景，“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犹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传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至于症结……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济方法是革命”（《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那首《自题小像》诗，就是1903年赠给许寿裳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1903年6月15日，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译作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此时的《浙江潮》，正是许寿裳在主持。那时北方的沙俄正在作恶，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吞并我国的东三省。留日学生群情激愤，召开全体大会抗议，决定成立“抗俄义勇队”，并在《浙江潮》第4期刊登学生给清政府的请愿书，“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鲁迅自有鲁迅的抗俄方式，他迅速翻译（实则是另一种创作）了这段公元前480年古希腊斯巴达勇士抗击侵略军的爱国故事，与留学生请愿书相呼应。译作之文，如号角战鼓，淋漓着战斗的血性，古时异地的月光也便照拂着游子之心：“斯巴达鬼雄三百，则凭将军柏撒纽，以敌人颈血，一洗积年之殊怨。酸风夜鸣，薤露竞落，其窃告人生之脆者欤。初月相照，皎皎残尸，马迹之间，血痕犹湿，其悲蝶尔飞神之不灵者欤。斯巴达军人，各觅其同胞至高至贵之遗骸，运于高原，将行葬式。不图累累敌尸间，有凛然僵卧者，月影朦胧，似曾相识……”。

这种不屈难挠的血性，伴了鲁迅一生。

鲁迅学医与弃医从文的故事，最是广为人知。鲁迅的从文，可谓有点紧锣密鼓。光是1907年，他就在《河南》杂志发表数篇文言文论文，至今读来仍然有许多并不过时处。如《摩罗诗力说》绍介的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8位诗人，称誉他们为“精神界之战士”，那种“不克厥敌，战则不止”、“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不是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的吗？再如《文化偏至论》，其“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等等，不是仍然新鲜而有味道吗？这年的7月，“光复会”主要成员徐锡麟受极刑，秋瑾被杀于绍兴轩亭口。溯往怀今，鲁迅的那句问，依然震人心魄：“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晚年，死到临头，鲁迅还在记念章太炎革命者的价值：“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但为人们所忽略的，却是这些最初的文字，甚至是半白话半文言的文字，大多写于有月或无月的夜间。

而《域外小说集》两册，分别出版于1909年的3月和7月，是鲁迅与二弟共同翻译。还是许寿裳，这样评价：“他们所译偏于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尤其是弱小民族的作品，因为他们富于挣扎、反抗、怒吼的精神”（亡友鲁迅印象记·杂谈翻译）。而《<域外小说集>序言》，则写于月圆之夜的1909年2月5日（阴历一月十五），“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当年4月作《<劲草>译本序》，说“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故译称《劲草》云。”从《劲草》到《野草》，鲁迅还要走15个年头。

“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1909年的8月，鲁迅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涯。

北京的月亮（上）

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1912年9月25日日记

从鲁迅1912年5月5日下午七时抵达北京，到1926年8月26日四时二十五分离开北京去厦门，鲁迅已经在北京待了14年零3个月。而1918年4月2日写作《狂人日记》、并第一次以“鲁迅”之名发表于这年5月《新青年》月刊四卷五号，则是鲁迅北京前期与后期的分水岭，而他生命中的月亮，也便有了不同的模样。

前期北京的鲁迅，一直住在山会邑馆，亦即绍兴县馆、绍兴会馆。“山会”者，原是山阴、会稽两县人共有的会馆，最早是为了给全国各地进京赶考的举子提供食宿而兴建，宣统年间两县合并称作绍兴县，乃更名绍兴县馆。山会两县籍的李慈铭、蔡元培等200多名进士，以及更多的不第举人，赴京赶考多借住于此。当年，周树人的祖父周福清做京官时，也曾在此居住。鲁迅宿命般踵继前贤,发潜显幽，开始了寂寥而又孕育着时代新人的人生旅程，而落在这处荒凉幽静会馆中的月光，也便有了追古怀乡、睹今思变的味道。

1912年5月3日公布周树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员，8月25日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8月26日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尽管陈西滢等“正人君子”以“官僚”讽刺鲁迅，鲁迅却并不小看这个饭碗。不仅利用这个岗位勤勉地做了许多教育与文化的事情，还确实郑重地当作一个饭碗。谋得这个职位并不容易，从他致许寿裳的两封信可见其心迹一斑——1910年8月15日致许寿裳信，“今年秋故人分散尽矣，仆无所之……他处有可容足者不？仆不愿居越中也，留以年杪为度”；1911年7月31日致许寿堂信，“而家食即难，它处又无可设法，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自不可入，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饭碗稳定，便有了稳定的心境。而最能体现心情的月亮，第一次出现在鲁迅1912年7月27日的日记中，“晚与季市（许寿裳）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7月27日是农历六月十四日，月将圆，且是雨后，当是亮得显豁动人。一个月后的8月22日，月亮又出现在鲁迅的日记中，“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这是农历七月初十，初七初八合黑摸瞎，初十的月当会早早地出现在东方的夜空了。总是与老乡更兼好友的许寿裳一起夜游，而且是骑着骡子，让身心都沐浴在月光里。再一个月后，9月25日，恰逢中秋，日记中当然离不开那轮团圞之月了，“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一样的“寒光皎然”，故乡，故乡的月饼，还有故乡的母亲与弟弟，都让游子孤单的心上，涌起着不可名状的柔软。1912年10月4日，鲁迅曾接待季自求的探访，季同日日记这样记述印象：“访周豫才君于山会邑馆，遇之。其人静穆……斗室中一榻、一案、一椅。书架上列古书数种，尚足自乐者。”

此后，直至1917年9月30日“晴……钱玄同来……旧中秋也，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日记中又有14处谈及月亮与月色——“七时三十分观月食，约十分之一，人家多击铜盆以救之。此为南方所无，似较北人稍慧，然实非是，南人爱情漓尽，即月真为天狗所食，亦更不欲拯之，非妄信已涤尽也”，“阴，午后雨……夜风，见月”，“雪而时见日光……晚雪止，夜复降，已而月出”，“晴……夜微雨，旋即月见”，“微雨终日。闻董次长辞职。晚钱允斌来。夜月出”，“晴，风……午后雨，夜见月”，“雨雪杂下……午后雪止而风，夜见月”，“昙……夜季市来。大风，朗月”，“雨雪……夜月见”，“大风，霾……夜风定月出”，“雨雪……夜月出”，“雨。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晚晴星见”，“昙，风。旧历中秋也，休假……夜月出”。

月色之下，鲁迅思念最多的还是他的那个二弟。不止是商讨文化与文学之事，还有引导与教育，甚至包括家务经济。据统计，到周作人赴京时止，各人给对方的信已达300多封。1911年5月，鲁迅曾专门赴日本催周作人夫妇回国（周作人拖延于日本要学法文），“居半月而返，不访一友”（鲁迅语）。等到周作人夫妇回国，其一家的生活负担便又落在大哥的头上。看鲁迅的日记，有时会看到偶尔露出的无奈。如1916年7月18日，给周作人夫妇及羽太信子娘家写信至半夜，日记载“作札半夜，可闵！”而其时鲁迅正病着，7月21日日记有“夜下血”，三天后的24日又记“夜下血”。“用鲁迅自己的打算说，‘是让别人过得舒服些，自己没有幸福不要紧，看到别人得享幸福生活也是舒服的’”（许广平语）。1917年4月，鲁迅终于请托蔡元培为周作人在北大谋得教授职位，却又将所住补树书屋南头的一间多阳的房子让出来供周作人居住，而把北头的那间阴暗的房子留给自已。1917年4月1日日记载：“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5月周作人发烧，患麻疹，又是病着的鲁迅四处寻医，找北京城最好的医生，还请假在医院亲自陪护。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寂寞，正是鲁迅在绍兴会馆中的真实写照，而抄古碑与校辑古籍，就占去了他“饭碗”之余的几乎大部分时间。六七年间，他所校辑抄录的古籍就有《谢承后汉书》《谢沈后汉书》《虞预晋书》《云谷杂记》《易林》《石屏集》《嵇康集》《谢氏后汉书补遗》《沈下贤文集》《出三藏记》《法显传》《全三国文》《会稽郡故书杂集序》等。尤其《嵇康集》，更是怀着热爱反复校抄。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评说：“自民二（1913年）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鲁迅自已也在《<嵇康集>跋》里也满意道：“原钞颇多讹敚，经二三旧校，已可籀读。”甚至除夕之夜也会抄录不止，如1917年1月22日日记，就有这样的话：“旧历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寂寞里辑抄这些蒙尘的古籍，当然是冷寂如凉月一般。可是那于静寂中洒下的月光，又不无热忱，而这热忱正来自于对于现实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甚至反抗也一并蕴蓄其间，并与古人的心相通着。与那个被杀的嵇康相通的，不正是共同的“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吗？早在1911年1月2日给许寿裳的信中，鲁迅就有些愤怒地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绍兴会馆亦称“越中先贤祠”，馆内仰蕺堂供奉着汉朝以来越中先贤240人牌位。抄碑与辑校古籍的鲁迅，当会不止一次地想到明人王思任的那句名言：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他在赴京前夕，有《<越铎>出世辞》发表,署名黄棘，就有振聋聩耳的斗士之音：“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1913年10月10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就任大总统，鲁迅当天的日记这样记载，“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轻蔑之意跃然纸上。1914年，鲁迅曾4次至北京钱粮胡同谒见被袁囚禁的老师章太炎。去世之前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时候，鲁迅依然葆有着不改的初心：“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范爱农之死，曾给初到北京的鲁迅带来巨大的伤痛。1912年7月23日致二弟周作人信：“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是的，嵇康后继者的鲁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发言的时刻，且是震动中华的独特之言，就要开启了。

北京的月亮（下）

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

——《白光》

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月刊第4卷第5号发表鲁迅《狂人日记》，到1926年8月26日从北京启程去厦门，这8年零3个月，是鲁迅之所以为鲁迅的8年零3个月，也是鲁迅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他的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山与奠基的作品《呐喊》与《彷徨》，他的具有世界经典意味的中国现代文学散文诗的开山与奠基之作《野草》，以及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他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散文《灯下漫笔》《无花的蔷薇》《记念刘和珍君》《藤野先生》《范爱农》等，他的为中国现代文学杂文的开山与奠基性作品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他的为中国小说史开山与奠基之作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而他在这8年又3个月中的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二弟周作人的团圆与决裂，与许广平的恋爱与生死相依，“三·一八”惨案，女师大风潮，与章士钊的反复搏驳与摽缠，与甲寅派、现代评论派一群“正人君子”的持久论战，还有自已身体的两次大病，——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可以说，即便没有生命的最后10年，这个叫做鲁迅的人，仍然会是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第一人。而他的堪称波澜壮阔的最后10年的所有生命的轨迹，又都可以从这8年零3个月里，寻出端倪。而他在这8年又3个月里所遇所写的那些月夜与那些月光，也便有了格外的意境与回还悠长的味道。

自从那个丁巳年中秋“月色极佳”之后，钱玄同又接二连三地来到绍兴会馆会见鲁迅，光是鲁迅日记记载，三个月内竟有10次之多。虽然日记中再也难得见一次月亮，月亮却并没有隐去，而是更为意味深长地来到他的小说之中，而钱玄同的屡屡叩门，正是为催促那个伟大作品——《狂人日记》——地诞生。“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他们正办《新青年》……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呐喊>自序》）。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这片月光，是狂人的月光，冷冽如刃；而这个狂人，则是中国第一位敢于撕开层层的画皮，揭出真相的醒者。这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而这个国度中的人，吃人、被吃，“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再是有人讥其“粗糙”、“直白”、“模仿”，甚至装出容忍初创时难免幼稚的大度，都不能稍稍减弱或掩盖《狂人日记》的光芒。上下四千年，一言以蔽之：吃人。吃人的方法与理由，再是与时俱进甚至涂上梦幻的浪漫，但是有一个狂人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直直地站在月光下，用“吃人”二字概括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与现实。一切时装式万花筒般地蒙骗，一切今天天气哈哈哈地滑头，甚至一切刀枪锁链之下地威逼利诱，当然也包括“赵家的狗”不时地吠咬，都不能阻止狂人的判断与呐喊：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果戈理是写过《狂人日记》，也许鲁迅受到过他的启示，但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坦诚地说：“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鲁迅的狂人“忧愤深广”，是中国的“超人”，却又比尼采的超人更能脚踏在中国的大地上。一点点地检视鲁迅小说中的月光，我发现，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与场景，都与中国那时的当下，有着紧密的关联，甚至是血脉一样的息息相关。

这个狂人，不也是逆行一生的鲁迅自已吗？

《阿Q正传》是鲁迅另一个可入世界名著行列的小说。至始至终，没有月光，是一种灰暗阴冷，还有怜悯与绝望。但是鲁迅却隐隐地想到了月光，他说，“这一夜没有月，未庄在黑暗里很寂静，寂静到像羲皇时候一般太平……土谷祠里更漆黑……”。他是在整个黑暗中国的大背景下，刻画一个中国人的灵与肉，也是在刻画一个延续了四千年“吃人”、两千年专制统治下的民族精神。第二年，鲁迅曾写下《暴君的臣民》，用杂文说着同样的意思，“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1918年9月至1919年11月，鲁迅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随感录》27篇。《<热风>题记》这样回忆，“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所以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有这样的话：“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这就是那时的鲁迅。

有人曾说鲁迅“对民族品格的批评源于1840年以来的西方传教士……他的优秀小说在不知不觉中掩盖了民族性话语中包含的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论断，看似深刻新颖，实则与真正的鲁迅精神与鲁迅的思想、与真实的鲁迅，相去太远，甚至是背道而驰。首先是出发点上的根本区别：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滚烫的爱，是燃烧的火焰，可以照耀也可以焚毁。鲁迅当然受着世界思想宝库与文学宝库的影响，但绝不会限于“西方传教士”，德语的、日语的、俄语的、英语的，即便在上个世纪之初，他已经在广泛与大量地阅读与译介，既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又在充实与修正着自已。他的眼光，也当然具备着世界的眼光。但是，最为主要的，还在他是将自已的双脚，扎扎实实踩在中国的大地上，沐浴着中国的月光，并将自已的身心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高度上，去认清这个民族、这些国民、这个国度的文化传统以及统治者的本质与真相。他的判断，是基于对世界人类文明大势清醒认识之后的、对中国现实的独立地判断。“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正是他，用一个“阿Q”,发现、捕捉并用极为经济却又极其震撼的文学形象,树立起一个“国人的魂灵”来，告诉一代代的我们：瞧，这就是我们的模样，已经到了非改革非洗涤不足以走出绝境的最危险的时刻。

各式的潮流，就在鲁迅的身边流过，特别在作家、思想家世界性向左的时候，鲁迅还是鲁迅，他要通过自已的观察与思索，并从中国的真实存在出发，选择自已的路子并发出自已的声音。即便在他上海的10年，鲁迅也没有为潮流所裹挟，而是冷眼地观察，沉着地坚守着自已的判断。他有一个几乎坚守了一生的原则：反抗压迫者，为被侮辱与被压迫者发声。他后来在《<自选集>自序》中剖析道：“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 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小说《白光》则是整篇都沉浸在月光里，笼罩着悲剧的色彩，照彻着主角陈士成可悲可哀的一生。他的悲剧与孔乙己的悲剧，结局都用了一个死亡。丝丝缕缕的月光，铺就着也照见着一个中国读书人的毁灭之路：“独有月亮，却缓缓的出现在寒夜的空中……月亮对着陈士成注下寒冷的光波来，当初也不过像是一面新磨的铁镜罢了，而这镜却诡秘的照透了陈士成的全身，就在他身上映出铁的月亮的影……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着，周围便放出浩大闪烁的白光来”。连高峰都“朝笏一般黑魆魆的挺立”在月光中，“朝笏”二字，最广泛又最集中地概括着中国读书人两千年间被引诱被控制被规定的生命。这时的月光是寒透肌骨的，却又引诱着这个走投无路的读书人朝着月光下水中的“朝笏”投水而殁，“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确凿曾在水底里挣命，所以十个指甲里都满嵌着河底泥”。

与陈士成、孔乙己一样以惨死为结局的，还有一个真正的孤独者魏连殳。虽然都是读书人，都有死的悲剧，但类型却又有着重大的不同：陈士成与孔乙己，虽然都受着屈辱并必然地走入生之绝境，却是旧社会的没落者；而《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却是“革命”成功后的“新人”，有着“新人”的理想，曾经醒过，也曾经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可他依然难逃颓败与绝望，而证见他死亡的月光，也就有了另一种照耀，“我辞别连殳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着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是意味深长的，新的人却在“新”的社会里仍然走投无路，这个“新”的社会，其实正在走着旧的老路，或者在急剧地退败到旧的老路中去。鲁迅的结论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新的包装很容易滑入四千年惯性不止的泥潭，从而为世人敲响警钟：不管有着怎样翻新的名号，只要是又回到吃人的旧路上去，都应该踏倒它，从无路的地方走出新路来。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药》中的月亮，则照见着一个蘸血的馒头。到了《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则是那个补天的女娲，死在太阳与月亮之间：“天边的血红的云彩里有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流动的金球包在荒古的熔岩中；那一边，却是一个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但不知道谁是下去和谁是上来。这时候，伊的以自己用尽了自己一切的躯壳，便在这中间躺倒，而且不再呼吸了……上下四方是死灭以上的寂静。”就是那个在“爆竹声”、“团团飞舞的雪花”里一步步走入绝境的祥林嫂，那个陷入于“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的吕纬甫，还有那个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的子君，都让人隐隐地觉到了那“生铁一般的冷而且白的月亮”、“注下寒冷的光波来”。

当我们细心地潜入到《野草》的月光里，则又是一番爱恨交加的心情，鲁迅似乎正化为一艘船，于月光酿制的大海里，自由地徜徉。是确定的，又是游移的，有所指向，又自由无碍。他终于可以解放了自已，一任心性的笔墨在月光下恣肆地奔突不已又绽放不已。

《秋夜》写于1924年9月15日，这天是农历十七，刚过了中秋两天，月亮还在圆着，可是他们的家却已经破了。他几乎是被赶出了八道湾——这个自已新手建设起的家园，为此大病过后的鲁迅，是挣扎着走出了困境，并从而也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了自已。当《秋夜》落笔的时候，他已经在西三条胡同的新家安居了4个月。虽然“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五四”进入低潮，但“荷戟”的战士早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战斗。与章士钊、杨荫榆、陈西莹的斗争固然费神费力，关键是与二弟周作人决裂所引发的精神危急已经过去，他正在一个新的境界中完全自主地把握自已的生命，创造精神与文字的群山，也建造起自已爱情的森林。就在写作《秋夜》的7天前，鲁迅“自集《离骚》句为联，托乔大壮写文”，这就是“老虎尾巴墙上所挂的那幅著名的对联：“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鹕之先鸣。”有了精神上的坚定与安然，久疏月亮的日记中，又有了月光的照临——尽管1924年6月11日鲁迅几乎是气愤地记下这样的日记：“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但是5天之后的16日日记就有了月亮亲切的倩影，“小雨……午暴雨……下午霁。整顿书籍至夜。月极佳。”两个月后的7月18日日记，月亮再次出现：“昙。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月极佳，月甚朗，意味着心情晴朗与安好，这是他度过了精神与情感的危急，手中的“金不换”重新找到了奔腾的河道的标志。

《秋夜》之月，便“圆满”地登场：“枣树……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䀹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鬼䀹眼的天空越加非常之蓝，不安了，仿佛想离去人间，避开枣树，只将月亮剩下。然而月亮也暗暗地躲到东边去了。”这里的天空、月亮与枣树，并不如人们都在说的什么紧张的斗争以及什么美好与丑恶，我倒觉得既是一种大自然的客观存在，也是鲁迅自已心境地自然描述，旷阔而包容。就算是“刺”，也是刺的“圆满”而不是月亮。几天后的21日，鲁迅又写下《<俟堂专文杂集>题记》:“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打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忽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更有了就事论事的从容。

此后，月亮又多次出现在《野草》之中。《希望》“我的心分外地寂寞。……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颓败线的颤动》：“我呻吟着醒来，窗外满是如银的月色，离天明还很辽远似的。”这些月亮与各式的月光，我倒觉得宽泛地理解倒比非要具体所指更能体会文章的丰富。

此外，还有其他的月光，成为这个时期月亮的余绪。

1921年7月8日《晨报》散文《无题》中是“高雅人”的月亮，“阿！皎洁的明月，暗绿的森林，星星闪烁着他们晶莹的眼睛，夜色中显出几轮较白的圆纹是月见草的花朵……自然之美多少丰富啊！……然而我只听得高雅的人们这样说。我窗外没有花草，星月皎洁的时候，我正在和蚊子战斗，后来又睡着了”。1925年4月8日致许广平信，谈到女性的见月下泪，“我所谓‘女性’的文章，倒不专在‘唉，呀，哟’.....之多，就是在抒情文，则多用好看字样，多讲风景，多怀家庭，见秋花而心伤，对明月而泪下之类。”1925年7月3《莽原》周刊第11期《补白二》，是让月亮照出另一面的黑暗，“月球只一面对着太阳，那一面我们永远不得见。歌颂中国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隐匿了黑的一面”。另外，1924年3月15日，寄给常维钧《歌谣月刊》封面图案二枚，是鲁迅设计。因为《歌谣纪念增刊》辑录了有关月亮的歌谣，鲁迅便将封面设计为月夜的天蓝，一轮弯月与星星云彩就生活在这样的天空中，浪漫而又梦幻。同时，在1925年1月4日，鲁迅译裴多菲诗三首，则是异国的月亮:《坟墓里休息着……》“坟墓里休息着我的初恋的人儿/而我的苦痛就如月亮/当坟墓的夜中/新的爱从我这里起来了/太阳似的，而那月亮……/在太阳的威力下柔融”；《我的爱——并不是……》：我的爱并不是郁郁葱葱的林薮/有白鹄浮泛于闲静的鱼塘/而且以雪白的颈子点首/向了照耀在川水里的月亮的影光……”

至于《社戏》与《故乡》中的月亮，我们要在最后一章《绍兴的月亮》中专门谈及。

厦门的月亮

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

——《奔月》

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8日的厦门时期，对于鲁迅，虽只有短暂的4个月零14天，却是他生命中风浪最小，也相对平和宁谧的时期。日本时期、北京时期，广州时期与上海时期，他都经历过杀戮与血腥，唯独厦门时期“风平浪静”，可以安妥地固定在一所大学授课，寂寞地写一点文字，当然也能够全身心地思念恋人。碧海，蓝天，朗月，浪逸云闲，虽有与校长林文庆的各种冲突及种种的波折，虽有对于顾颉刚等的矛盾与不满，但是厦门时期的基调是月明心清。当他离开厦门、船已经行驶在海上的时候，天上的月亮也便代表着他厦门时期的心情，也就少有地染上了浪漫的色调——“海上的月色是这样皎洁;波面映出一大片银鳞，闪烁摇动;此外是碧玉一般的海水，看去仿佛很温柔。我不信这样的东西是会淹死人的。但是，请你放心，这是笑话，不要疑心我要跳海了，我还毫没有跳海的意思”（1927年1月16日夜《海上通信：致小峰》）。

结束了北京日渐拮据的经济状况（领着厦大400元的月薪），解除了上黑名单被缉捕的风险，关键是离开了那样一个已经铸成的家庭、人事、政治的局面，能与许广平一起挽手在“革命”的南方，当然是获得了从未遇到的自由与舒畅。4日晚到达厦门，5日便“下午循海滨归，拾贝壳一匊”，6日又“晚至海滨闲步”，8日竟得到“只佩服胡适陈源”的顾颉刚“赠宋濂《庄子辨》一本”。对于鲁迅，这是有些稀罕的闲情逸致。至于初来乍到、更因管理不善而遇到的种种不便与小的刺激，鲁迅竟以平和与积极的心态视之。14日致许广平信中这样说：“大约看惯了北京的听差的唯唯从命的，即易觉得南方人的倔强，其实是南方的阶级观念，没有北方之深，所以便是听差，也常有平等言动，现在我和他们的感情已经好起来了，觉得并不可恶。”这种健朗的心情，在他临别北京之前于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的谈话，已见锋头：“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再黑的夜，也无法将光吞尽，因为有星星与月亮，何况鲁迅这只猫头鹰般的夜客。

到厦门不久的9月21日，便是中秋月圆之时，鲁迅在日记与寄许广平的信中，都提到了月亮。尽管都是极短的“有月”，尽管对于自然的美景鲁迅“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但心情的晴朗却是正如天上的月亮洒着无尽的清辉，并让相互的思念借了中秋的圆月共生共长。一些琐琐细细的生活小事，什么烟已少吸酒已不喝，“饭是每餐一大碗(方底的碗，等于尖底碗的两碗)”， 包括晚吃金那霜一粒、走扶梯百余级“毫不费力”之类，鲁迅都汇报得详尽细致津津有味。许广平回信便油然涌起着恋爱中女性的柔软与慈护：“你知到〔道〕处处小心，不多吸烟，喝酒……这是乖弟弟，作〔做〕老兄的放心了。”他也会在月夜里向许广平细细地“诉苦”，说在北京时拚命地做，不吃饭、不睡觉，吃了药校对、作文，结出来的却都是苦果子等等；诉苦是为了表白：而今有了你这样的一个人爱着，“我自然足以自慰的，且因此增加我许多勇气”。

这是一个苦了大半生、为家庭为青年为社会拼命做事的人，理应得到一份可以滋润余生的爱。虽然他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伏处孤岛，又无刺激，竟什么意思也没有”，可有了这种安恬温馨的心情，也就一篇篇地诞生出别样的文字、厦门时期的文字——9月18日写出《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10月里一连写出《父亲的病》《琐记》《藤野先生》，11月18日写出《范爱农》，在夕阳之下捡拾朝花——月光中的夜来香。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底气十足的境况里，写出了57000余字的重要学术著作《汉文学史纲要》。

“今夜的月色还很好，在楼下徊徘了片时，因有风，遂回，已是十一点半了”，这是中秋之后第4天的夜晚。徘徊，当然是在月光里想念那个相知相亲的人，也要向亲人毫无遮掩地描述身边的一切，顾颉刚以及他所引荐的黄坚，那个当着林语堂的襄理、当年在女师大学潮中站在学生对立面、而今又在厦门大学“兴风作浪”的黄坚。一个月后，在致章廷谦的信里，鲁迅直白自已的失望：“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鲁迅迅速地萌生去意，当然有不屑与小人共事的原则，但最为主要的，还是与倡导尊孔读经的校长林文庆的龃龉与冲突。在广东中山大学执意邀请他前去文科挂帅的前提下，鲁迅在厦门大学的辞职就是必然的了。但他最难过的是林语堂这一关。

他与林语堂，虽不如与许寿裳，但也是真正的朋友。后来的分手与矛盾，其实是在性情、兴趣与追求的渐行渐远上，心底深处的情意始终在的，而且都有着对于对方的留恋与分手的惋惜，毕竟曾经是“五四”的战友，又在风雨中有过相互的顾惜与交集。鲁迅始终没有忘记是林语堂在他困难之时伸出的邀请之手，而辞职也就变得复杂与艰难起来。“我已决计将工作范围缩小，希图在短时日中，可以有点小成绩，不算来骗别人的钱”，“但为了玉堂好意请我，所以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致许广平信）。他在下功夫编著《汉文学史纲要》之前，曾给许广平说：“看这里旧有的讲义和别人的办法，我本只要随便地讲讲便够，但感林语堂的好意，我还想好好的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有一件事，特别让我感动，为了林语堂，鲁迅也可以压住雷霆之怒。林有个二哥也在厦门大学当着教授，鲁迅特别讨厌他“极讨人厌”的演说。有次恳亲会，林二哥又邀请鲁迅参加，“硬拉我去”。看在语堂的面子上，当然要去。谁料他又发表学说，“先感谢校长给我们吃点心，次说教员吃得多么好，住得多么舒服，薪水又这么多，应该大发良心，拼命做事。而校长之如此体贴我们，真如父母一样……我真就要跳起来，但立刻想到他是玉堂的哥哥，我一翻脸，玉堂必大为敌人所笑，我真是‘哑子吃苦瓜’，说不出的苦，火焰烧得我满脸发热。照这里的人看起来，出来反抗的该是我了，但我竟不动，而别一个教员起来驳斥他，闹得不欢而散。”

这也是鲁迅。看他向林文庆辞职，则又回到了我们常见的鲁迅，那个辞职书真是写得妙绝：“文庆先生足下：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周树人启一月十五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有了华盖罩头的鲁迅，却也并非一帆风顺：高长虹就给他留下了不深不浅的伤害的阴影。他的《奔月》，就是这种对于伤害的反应。“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信），而小说中逢蒙当然就有着高长虹的影子；而小说中下面这些话，又直接引用高长虹攻击鲁迅文中的原话，“去年就四十五岁了”、“若以老人自居，是思想的堕落”、“你真是白来了一百多回”、“即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你打了丧钟”、“有人说老爷还是一个战士”、“有时看去简直好像艺术家”等等。小说读起来似乎轻松从容，仔细想却有着鲁迅被深深伤害的内因：鲁迅终于模糊又清晰、游疑又确定地感到高长虹暗恋着许广平，见鲁迅与许恋爱起妒而写诗《给——》，将自已比作太阳，鲁迅比作黑夜，许比作月亮：“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夜是阴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阳……”

这种八卦式的消息，最早是韦素园点破给鲁迅。鲁迅直言其燃烧的“愤怒”，如果真是这样，他不能不愤怒。但他又是自信的，知道他与许广平的爱坚如磐石，太阳如何能夺走夜的月。所以小说也就有了一种坚定，羿射月时的形象，也映照着爱着的鲁迅的严正与威仪：“他一手拈弓，一手捏着三枝箭，都搭上去，拉了一个满弓，正对着月亮。身子是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这一瞬息，使人仿佛想见他当年射日的雄姿。”鲁迅是小说的圣手，即便是有所影射，也写得如临其景，那轮圆月，冷艳妙好——“幸而月亮却在天际渐渐吐出银白的清辉……圆的雪白的月亮照着前途，凉风吹脸，真是比大猎回来时还有趣……女辛用手一指，他跟着看去时，只见那边是一轮雪白的圆月，挂在空中，其中还隐约现出楼台，树木；当他还是孩子时候祖母讲给他听的月宫中的美景，他依稀记得起来了。他对着浮游在碧海里似的月亮，觉得自己的身子非常沉重……使女们发一声喊，大家都看见月亮只一抖，以为要掉下来了，——但却还是安然地悬着，发出和悦的更大的光辉，似乎毫无伤损。‘呔！’羿仰天大喝一声，看了片刻；然而月亮不理他。他前进三步，月亮便退了三步；他退三步，月亮却又照数前进了。”

矛盾的起因，是韦素园压下向培良稿子，高长虹为此公开攻击韦素园并向鲁迅投诉而起的纠纷，并臆测鲁迅偏袒韦素园进尔公开攻击鲁迅。“长虹因为他们压下了投稿，和我理论，而他们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以至鲁迅想中止《莽原》的出版。高长虹在此期间连续写下15篇攻击鲁迅的文章，重要的有《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等，主要是基于反权威的立场而反对鲁迅这个“思想权威”。对于这些，鲁迅似乎还可以容忍，只以一篇《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回答并揭露。鲁迅一直对高长虹有着很大的期待，并存深厚的爱护之心，高的第一本散文与诗的合集《心的探险》，就是由鲁迅选校并编入《乌合丛书》。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的文章中，曾记下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我去访他时，见他的神色不好，问起来，他并不介意的答道：昨夜校长虹的稿子，吐了血。”但是，关于他与许广平的爱，在鲁迅看来是神圣不可玷污的，越是在北京流言四起的时候，鲁迅不能不敏感有加。爱之切，也便失望愈烈，以至他在给韦素园的回信中这样决绝地说：“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因为《莽原》的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在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更进一步地表示，“如果是‘夜’，当然要有月亮，倘以此为错，是逆天而行也”！

关于太阳、黑夜与月亮的公案，我同意房向东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这是一场误会。也许高长虹根本没有对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有过这样强烈的嫉妒，或者干脆就没有真正单恋过许广平。1938年高长虹在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有了风波之后的平静，“其实，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飘周刊在上海出版以后，有过一番争执不过以后我们就都把它忘记了……我那时候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许广平）。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青年时代的狂想，人是必须加以原谅的，可是这种朴素的通信也许就造成鲁迅同我伤感情的……原因了。”

对于思想权威与思想专制的反对与批判，他们实际上有着相近甚至共同的认知——虽然在思想的深度与广度上，高长虹无法与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显然是相信了韦素园提供的“流言”，才最后断定“长虹原来是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致许广平信）。

1927年，已经在广州的鲁迅曾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狂飙》停刊了，他们说被我阴谋害死的，可笑。现在又要出一种不知什么。尚钺有信来，对于我的《奔月》，大不舒服，其实我那篇不过有时开一点小玩笑，而他们这么头痛，真是禁不起一点风波。”高长虹与鲁迅本不在一个等量级上，鲁迅只稍稍地出手，高便败下阵来，从此远离文学，并投入在经济的学习与研究里。性格即命运，高长虹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1930年离开中国远赴日本，再去德国、法国，8年流浪至1938年回到香港，再赴武汉、重庆，终于在四十年代初步行至延安。延安举行文艺座谈会，邀请他参加却被以研究经济学为由而拒绝，“他是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唯一的文艺家”，“高长虹对‘抢救运动’扩大化十分不满……据说，高长虹还曾写信向斯大林告状，又直言不讳地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自已的意见”（房向东《压稿风波·权威问题及太阳、月亮和夜》）。与鲁迅这样一场冲突，根本地改变了高长虹一生的走向，四九年前后被当作疯子而放进精神病院，用德语朗诵歌德的诗、用英语朗诵拜伦的诗都被不懂外语的人视为精神病的症状，以至死于1956年的具体时间与具体地点都无法确定。他在山西的儿子，也因为老子曾经反对过鲁迅而被打成“右派”受尽折磨与屈辱。舒群对高长虹延安的形象有过这样的回忆：“个子很矮，头发半白，身体瘦弱，有点歇斯底里，不过还保持着一点童心。”(陈漱渝《“狂飙文人”高长虹的下落如何》）

鲁迅有知，当会唏嘘与怜悯的吧？

广州的月亮

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

——《<唐宋传奇集>序例》

鲁迅曾经形容自已在厦门与广州的经历，是一颗橄榄，“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像一个橄榄，绝不是味道之甘，而是来去的情势之状。

这样一位与北洋军阀缠斗不已的战士、用白话文写下震动世界文坛《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的文学家、在北大等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的教授地来到广州，可用轰动来形容。不仅被套上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之轭，有纷杂琐繁的业务之事缠绕得没有了睡觉与吃饭的工夫，更有各种的欢迎会、讲演会与纷至沓来的拜访探访采访稿约，还有国民党要人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等的吃饭的请约，以及报刊各类的报道，真可谓“大热闹”：“我在这里，被抬得太高，苦极。作文演说的债，欠了许多。”（致章廷谦信）

这是鲁迅一生中难得的有了些意气风发的时光，许寿裳等一些朋友们，也感到了鲁迅对于事业与生活的盎然意趣，游玩，参观，谈兴，演讲，与朋友下馆子吃美食。2月4日，竟然有兴致“从毓秀山跳下”，虽然“跌伤了”，其青春的活力却来了一次小小的爆棚。一方面固然有北伐革命的顺利，更多的，还是因为在所爱的人许广平的家乡与爱人一起生活与工作。校内，许广平是鲁迅的助教；出行，许广平又是鲁迅的陪伴与翻译。有时我会这样想：不用拔高，即便以一个平凡男人的心情，也会在这样的情景下，让生命澎湃起激情的波涛。

但鲁迅毕竟还是鲁迅，他绝对不会为一时一事所牵绊所迷惑，他的目光还是会探进中国社会的纵深之处，让自已审视与批判的思想，深刻犀利，没有丝毫的妥协与退让。2月18日，是农历十七，正是月圆之时，鲁迅当天的日记就记着他与许广平的香港之行：“夜九时演说，题为《无声的中国》，广平翻译。”

热烈的鲁迅，更是冷峻如崖，面对香港的听众，跌伤的脚还没完全恢复的鲁迅，发出着对于香港更是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判断：无声的中国。《无声的中国》，至今读来，仍然会让人惊惕得浑身泛起小米：“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月光就在会场之外洒着普惠人世的光辉，每一个听众，都在心里拷问着自已：一个哑巴的国度，是悲哀的绝望的没有前途的。怎么办？出路在哪里？鲁迅沉缓地说出着自已的思索：“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第二天下午，鲁迅再将“无声的中国”这个主题深化与细化，演讲的题目再次成为近百年来仍然让人记起并思索的问题：《老调子已经唱完》。

他本想一旦稳定下来，就卸掉两项主任之职，专门做教员，专心地讲授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也能静下心来再写些东西。但是毕竟广东让他失望的地方太多，那个翻译过他的《阿Q正传》的日本人山上正义，曾在广东交往过鲁迅，并写下《鲁迅的死和广东的记忆》，文中说起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的感受用了两个字：“幻灭。”

4月21日，坚决地向中山大学递交辞去一切职务的辞呈。触发他辞职的，是接连地发生的两件事情：国民党四月十五日的逮捕与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学生；他所厌恶之人、现代评论派顾颉刚从厦门大学转投中山大学并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

上面说到的那个日本人山上正义，于大屠杀之后去看鲁迅的时候，鲁迅正在整理《小约翰》。5月26日日记载“下午整理《小约翰》本文讫”。《小约翰》是荷兰著名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诗，以童话表达着一个严肃的主题，在观察大自然并与花草鸟兽交流之中，看清了人类世界的丑恶。翻译与整理，正好都在大屠杀之后，也便令这部译稿，有了别样的意义。而《小约翰》中的“母亲的圆圆的白的脸”似的月亮，当然也就有了鼓舞鲁迅走“艰难的路”的力量。在《小约翰》的结尾处，主人公的旋儿这样说，“我就生在这处所，从月亮的最初的光线和太阳的最末的……看啊，母亲的圆圆的白的脸已经出来了……唉！不，她怎么又晦暗了呢！……旋儿指着东方。在灰色的天际，在柳树的黑暗的垂在晴明的空中的尖叶之后，月亮大而灿烂地上升，并且装着一副很不高兴的脸。……他逆着凛冽的夜风，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

因鲁迅的辞职，引发各种谣言与流言，其中以说鲁迅亲共而辞职最为阴险，是想置鲁迅于死地。5月30致章廷谦的信，也道出其中曲折：“我滚出中大以后 ……住白云楼上吃荔支也。不过事太凑巧，当红鼻（指顾颉刚）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中大当初开学，实在不易，因内情纠纷，我费去气力不少。时既太平，红鼻莅至，学者之福气可谓好极。”虽然鲁迅绝不世故，但却深通世故，他知道不能遽然离粤，给敌人留下可以加害自已的辫子。不仅暂时留下来，还偏要带着许广平四处讲演，如去知用中学、市教育局等，“我因已允往市教育局之‘学术讲演会’讲几点钟，所以需八月间才能走。此举无什么深意，不过小出风头，给几个人不高兴而已。有人不高兴，我即高兴，我近来良心之坏已至如此”（给章廷谦信）。其实，智慧勇敢如鲁迅者，岂能让国民党试探其政治态度的演讲邀请捆住手脚？光是演讲的题目就让他们迷入在云里雾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说曹操杀孔融，司马氏杀嵇康，“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那时的多饮酒，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

鲁迅是主张复仇的。大屠杀前的4月3日日记有“作《眉间赤》讫”。《眉间赤》也叫《眉间尺》，后定名为《铸剑》。眉间尺与黑衣人对于国王的复仇，包括那把放射着“青光”之寒的剑，都有月亮见证：“他跨下床，借着月光走向门背后，摸到钻火家伙，点上松明，向水瓮里一照……松明烧尽了；他默默地立在暗中，渐看见月光的皎洁。……他看见他的母亲坐在灰白色的月影中，仿佛身体都在颤动；低微的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悲哀，使他冷得毛骨悚然，而一转眼间，又觉得热血在全身中忽然腾沸。……他走过去；他的母亲端坐在床上，在暗白的月影里，两眼发出闪闪的光芒……大王是向来善于猜疑，又极残忍的……窗外的星月和屋里的松明随乎都骤然失了光辉，惟有青光充塞宇内。那剑便溶在这青光中，看去好像一无所有。眉间尺凝神细视，这才仿佛看见长五尺余，却并不见得怎样锋利，剑口反而有些浑圆，正如一片韭叶……后面远处有银白的条纹，是月亮已从那边出现；前面却仅有两点磷火一般的那黑色人的眼光。……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样的月光，又是复仇的月光，寒如剑锋。

但是，有爱的滋养，广州的月亮，还是有着馨暖的主色调。9月10日，中秋节，鲁迅写下《<唐宋传奇集>序例》：“自审所录，虽无秘文，而曩曾用心，仍自珍惜。复念近数年中，能恳恳顾及唐宋传奇者，当不多有。持此涓滴，注彼说渊，献我同流，比之芹子，或亦将稍减其考索之劳，而得玩绎之乐耶。于是杜门摊书，重加勘定，匝月始就，凡八卷，可校印。结愿知幸，方欣已欷：顾旧乡而不行，弄飞光于有尽，嗟夫，此亦岂所以善吾生，然而不得已也……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第二天的夜间，还是在这轮“璧月”之下，鲁迅写下《谈“激烈”》：“今年似乎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璧月澄澈，叹气既完，还不想睡。”

就要离开广州的鲁迅，更加地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因为他确定地有了爱着自已并被自已所爱的许广平。尽管许广平的晚年有着诸多的不如意，甚至如果鲁迅活着，也许他们会共同走另一样的道路，但是我们对于许广平于鲁迅带有根本性的影响，还是估量不足。不仅意味着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家，还有着精神上战友的依傍、处理一切杂务并甘愿牺牲的知音的抚慰与激发。许广平逝世之后许久，人们发现了她的一个名《魔祟》的独幕剧。我想，这个独幕剧，当是写在许寿裳已经离开广州，白云楼那处房子中只有他们二人的时候，而且是写在9月10日中秋月圆之前后。剧本完整地又是魔幻地记录了他们相爱的情景，情爱性爱，大胆而又隐约着对于睡魔监视的担忧，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一弯蛾眉般的月”的光芒下——

魔祟（独幕剧）

时间：一个初夏的良宵，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蛾眉般的月。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人物:睡魔：简称魔；睡的人：睡；睡的人的爱者：爱；G是鲁迅，B是许广平。

睡：寝室的电灯熄灭着,月亮是暗暗的,死一般静寂，只有微微的呼吸,以判别床中睡的人还是活着,隔壁书房的灯光,从木门的上面的横式长方的玻璃上透射些光照过来。睡着的B一点也不动,约莫有三个钟头罢!如常的死般睡着。

爱：书房中,她的爱者G,在书桌前收拾他照例做完的工作,伸个懒腰,静默的长伸出两腿来,似乎躺在帆布椅样的把身子放在坐的藤椅上,口吸着烟卷，想从这里温习他一天的课业，又似乎宁静百无所思似的,待烟吸完了,轻轻踱进寝室,先把未关的窗门收起来，想是要放轻些,勿致惊醒B的好梦,不想反而不自然地铿的一声,窗关了的声响，魔被挑拨其蛮性,发为不清澈而反抗的声:“什么?把窗子弄的那样响!”

爱听不清魔说的甚么,只放轻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口,把手抱住B的脖子,小声地喊着B,继而俯下头向B亲吻,头几下B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G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的手也围住G的颈项,坐了起来。B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一个G……

上海的月亮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惯于长夜过春时》

月亮，终于照临着鲁迅最后十个年头的生命。

他曾经那样热爱的民国，正在充满着杀戮并急速地滑入专制的道路；而受着压迫的共产党人的星火，却在一点点地燎原在日本侵略者的侵华战争之中；老的敌手变幻着层出不穷的敌意与诬陷，层出不穷的新的攻击者，更从同一营垒的左右甚至背后施以冷箭暗箭；爱的河流失去了疑虑与不确定的旋涡，潺湲地汇成庸常但却渊深常新的湖泊，而病痛的魔手，却又无情地将这样一个最热爱生活与最会工作的人，一步步拽进死亡的深渊……只有月亮带着儿时的光泽深情地跟随并照抚。

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国人大多以硬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视之，从而忽略了鲁迅生命中阴柔的月光。倒是邻国的日本，《阿Q正传》与《藤野先生》比中国还要普及，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且将鲁迅的《故乡》收入在初中三年级国语课本中。日本的作家们更是扎堆看到了鲁迅的月亮。太宰治的《惜别》里，让鲁迅遇到了一个“冻僵的西伯利亚的月亮”，佐藤春夫则在鲁迅去世的当晚，便写下《月光与少年》的悼文。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鲁迅跟月亮和小孩》，增田涉这样回忆：“有一次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的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一个窗门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尤其是那个名叫井上厦的日本作家，直捷地写出一个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剧本，名字就叫《上海月亮》。剧本开始就以鲁迅的口吻抒怀：“其实我最喜欢的是月亮。有月亮的晚上，把书房的灯熄灭，沐浴着从窗户照进来的蓝色的月光，我可以就这样静静地一直坐下去。另外有月亮的上海街道的宁静也很绝妙，就像清澈的河底一样的街道，一切脏的、丑的东西全部消失了。仿佛只剩下好的、美的东西一样。”剧本中鲁迅的月亮高高地悬着，“我从小就喜欢月亮，那种感觉要远远超过太阳……在上海夏季的一天。时间是月亮升起的时候……在月亮下好像能看到动物的骨头一样的东西的船上……我们一家打算看完中秋的月亮后就搬回我们自已家去（给母亲信）”。而剧的结尾，鲁迅竟如李白一样地对月举杯：“鲁迅接过酒杯，大家一起干杯，然后大家对着高高地挂在天空的月亮举杯。不久，舞台上只剩下月亮了。”

上海的月亮，对于鲁迅，首先是与青年的生命有着血脉般的关联。

1931年6月14日，是个无月的日子，鲁迅写有两首《无题》的七言绝句，离左联5位青年作家被杀害于上海龙华才仅仅4个月——

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群雄又远游。

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

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

所思美人不可见，归忆江天发浩歌。

这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九日，鲁迅却看见“石头城上月如钩”，更看见“雨花台边埋断戟”，只有“所思美人不可见”。鲁迅痛着的心在流着血。

1933年2月7日的日记载：“柔石于前年是夜遇害，作文以记念。”这夜是农历一月十三，有着将圆的月，可是青年们的鲜血，仍然让月光下的鲁迅悲愤难抑，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与《记念刘和珍君》成为辈辈唤醒与点燃的姊妹篇。篡夺辛亥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用青年们的血，印证他们的残暴；而今，通过北伐而取得政权的国民党政府，又在蹈袭北洋军阀的旧途，再次用青年们的血见证他们的残暴。不只是北京，1927年的广州，鲁迅就经过一次幻灭。在上海，鲁迅的幻灭只是对专制的国民党政权的幻灭，他悲哀于历史的重复：“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个“无写处”的中国，“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杀了革命者，却又绝对不让说，封锁一切消息，否则便会有接着被杀的祸患。封锁的起意处，已经让鲁迅犀利地看到这个以刀与子弹维持统治的国民党政权的虚弱，还有他们内心深处的自惭形秽，以及那种以光明为敌的阴暗。“现在的统治者也神经衰弱到像这武官一样，什么他都怕，因而在出版界上也布置了比先前更进步的流氓，令人看不出流氓的形式而却用着更厉害的流氓手段：用广告，用诬陷，用恐吓；甚至于有几个文学者还拜了流氓做老子，以图得到安稳和利益”（1931年7月20日暑期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

鲁迅还记得烈士别样的痛楚：来自同一阵营的、以“左”的面孔“革命”的面孔出现的责备与攻击，一种悖离人性的攻击：嫌这个人之子在乡下多花了些时日去陪了双目失明的母亲。主张“壕堑战”的鲁迅，面对鲜血、尤其是青年的鲜血，从来没有沉默过。他可以改换曲折的方式去表达与揭露，但他绝不妥协、绝不沉默，“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他是在以自已的文字，为这个民族挖出一个能够从窒息中得以呼吸的孔道。

之前，1932年10月12日，农历九月十三，也是在一个朗月之夜，他写下过《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之后，1933年6月20日记，有“午季巿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殓”。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兼总干事，该同盟1933 年1 月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组织成立。迎着暗杀，鲁迅又写下《悼杨铨》：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不仅发出被压迫者的声音，他还要怨鬼毒蛇般与压迫者纠缠不已。1936年3月11日日记有“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白莽即殷夫，五烈士之一，鲁迅的手上就悉心保存着《孩儿塔》的手稿。手稿里，也有月亮，“你们的小手空空/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增田涉说“月亮和少年——在月亮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鲁迅是将这些青年们当作自已的孩子一样，期待着也寄托着民族的未来。这个序言，一再地感动着无数的人:“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有了鲁迅的序，逝去的白莽的《孩儿塔》，终于等来了出版的一天，1958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撰序之后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月圆之夜（农历三月十六），鲁迅再次写下长达七千字的《写于深夜里》，谈到到处都是死地的地狱状的中国：“我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由此推想那一边，在暗室中毕命于几个屠夫的手里，也一定比当众而死的更寂寞。……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

但是国民党统治者，在一个一个地封死这些呼吸的孔道，不仅用监狱与子弹，还用酷刻的书报检查制度。鲁迅的上海岁月，就是在这种封锁、挖掘、再封锁、再挖掘之中耗尽生命的，封锁不止，挖掘不已。他1933年的两部杂文集的名称挺有意思：《伪自由书》与《准风月谈》，伪自由，当然就是没自由，“‘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之所以投稿……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伪自由书>前记》）。《准风月谈》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自由谈》的编者刊出了‘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在日本侵略、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一个政府却只允许谈论风花雪月，多么混账！这是一个无法限制与规则的灵魂，他不仅在成书的时候将那些众多的删刈一一恢复并加上黑点，还在这本书的前记中留下历史的举证。

上海的鲁迅，还会将自已的月光，照进一部又一部的译稿中。那些译稿中的月亮，虽有着异国的情调，却又带着些中国的颜色。我挑出那些其中的月光在这里，作为“上海的月亮”的补充与参照。

译苏联理定的《竖琴》，“春天到了。三月的月亮在辉煌。他张了眼睛，躺着。风无所不吹拂。雅各·勃兰想了。悲伤了。却镇静。做了诗。竖琴在风中吟哦。吹响了弦索。”译》札弥亚丁的《洞窟》，“外面大概是月亮罢——是我的月亮啊，还记得么？……不，外面并没有月亮。低的，暗的，阴惨的云，简直好像圆天井一般，而凡有一切，则是一个大的，寂静的洞窟。”鲁迅这样介绍《竖琴》：“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鲁迅到沪不久，去上海暨南大学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就讲到过俄国与苏联文学，讲到俄国作家因不满与批判而被杀掉脑袋，“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他反问道：“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并举叶遂宁和梭波里为例，“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译与重印日本《拾谷虹儿画选》，拾谷虹儿说：“于悲凉，则画彷徨湖畔的孤星的水妖，于欢乐，则画在春林深处，和地碉相谑的月光的水妖罢。”鲁迅在说“作者现在是往欧洲留学去了，前途正长，这不过是一时期的陈迹，现在又作为中国几个作家（指叶灵凤等人抄袭虹儿的作品）的秘密宝库的一部份，陈在读者的眼前，就算一面小镜子，──要说得堂皇一些，那就是，这才或者能使我们逐渐认真起来，先会有小小的真的创作。”止庵评论此事说：“这是最见鲁迅个性的：为戳穿一个剿袭者，竟专门编印一本书，真乃嫉恶如仇，且不惮费时费力。”配合画选，鲁迅还一并译出蕗谷虹儿的诗，如《旅人》“一见天上月，乘云入黑暗/ 便念旅途郎，天涯在流转”；《月光波》，“月，从煌煌的大空，将那光的网，投在地面上。/我的心，战栗于这海底之夜，舍深重的体质，而浮游于月光/月呀！将那光的网，赶快，赶快，收上去吧……将我，我的心，献在你今宵的收获里”。

“月亮刚刚上升，阴暗处这才笼罩了它的光辉；一切东西，立刻全都朗然晃耀了”——这是乞乞科夫最后出场的场景。最让鲁迅耗费生命甚至是伤害身体的，就是翻译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给黄源信，“不料译起来却很难，化了十多天工夫，才把第一二章译完，不过二万字”；给曹靖华信，“这书很难译，弄得一身大汗”；给胡风信，“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译果戈理，颇以为苦，每译两章，好像生一场病”……。九十多年前，果戈理在给普希金的信中说：“这将是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把整个俄罗斯反映出来。”九十多年后的鲁迅，熬去生命的精华，盗得批判与讽刺的火来给中国的醒者未醒者，也为艰难探索之中的中国文学树起一个可资学习的样板。而鲁迅的翻译，正与他的创作等量齐观着。看他的日记，虽寥寥数字，却见实绩，1935年3月24日“夜译契诃夫小说三篇讫，约八千字，全部八篇俱毕”，这年6月2日“夜译《恋歌》讫，一万二千字”。这些，全是在苦熬着翻译《死魂灵》之间，真是一个为了盗火而不要命的普罗米修斯。

有时，想想鲁迅的伟大，没有一点虚张声势，全都与国家与民族的苦难息息相关，又一一落在具体的细微处，平凡自然地一一落在具体的细微处。“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可以改为“俯首甘为妇孺牛”的。对于他们唯一的儿子海婴，虽然多了麻烦与吵闹，也向北京的母亲诉苦抱怨，甚至期望他赶快到二十岁好让他的媳妇将他领走，但这些报怨与诉苦，是一种爱呢，并含某种骄傲。“怜子如何不丈夫”，那首《答客诮》，饱满着永不凋谢的父爱。而对于女性，从母亲到许广平，再到无数个她们，鲁迅总是捧出一副热的心肠。而他给萧红的《生死场》与《淑姿的信》所写的序言，就铺满着融融的月光。

淑姿姓金，浙江金华人，很小时与程鼎兴一见钟情，14岁开始书信来往。结婚后被去上海的丈夫长期抛于家中，1931年悒郁而死，年仅23岁。程鼎兴回家为妻料理后事发现大宗淑姿写给他却无法发出的信，心疼而忏悔，整理遗信决心出版，并托同在上海北新书局工作的同事费慎祥，转请鲁迅为金淑姿的《信》写篇序文。鲁迅不辞辛苦，竟然以骈文形式写下这篇在鲁迅文字中独一无二的序言：“夫嘉葩失荫，薄寒夺其芳菲；思士陵天，骄阳毁其羽翮……”有鲁迅序，书即畅销且热议纷纭，以至鲁迅在给杨雾云的信中不得不剖白一番：“那一篇四不像的骈文，是序《淑姿的信》，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胡之。”岂有半分含胡，近四百言，疼惜追悼之意溢于言表——朗月之下，“觉天人之必圆”，却只能“遂凄恻而令终”。空余一个人间，让“洁白娇柔的月光，淡淡的照着”（金淑姿诗《春夜的花园》）。

萧军《八月的乡村》与萧红的《生死场》，都是在鲁迅的校阅修改甚至誊抄推荐、并分别为之作序之后出版面世的。为萧红的《生死场》写完序，已是1935年农历十月十九日的深夜，天上的月亮又在圆着她的脸庞。而书中的月亮，却是“弯月如同弯刀刺上林端”。等到王婆服毒与“小金枝来到人间才够一个月，就被爹爹摔死了”，而乱死岗上，“天黑了！月亮也不来为孩子做伴”。在这样月圆的夜里，鲁迅向着上海与全中国的读者这样介绍着这位一生飘泊的女性与她的《生死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

不到一年，鲁迅就永远地走了。等到萧红离开日本东京来到上海万国公墓的鲁迅的坟前哭泣与落泪，已是1937年的1月，天气正与心情一样地阴冷着——“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萧红《拜墓诗》）。当她写下“在所有纪念鲁迅的文字中……是最生动，最隽永，最富有人性温暖的”《回忆鲁迅先生》（林贤治语），已经到了1939年9月22日，正是月亮半圆的时分。文中，萧红记下鲁迅与两个外国女子的关系，“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勒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史沫特莱，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她记下鲁迅踢鬼的故事，“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月亮恒久，生命短暂，热爱月亮并在月光里工作了一生的鲁迅，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月7日，致沈雁冰信就有：“礼拜一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几乎卒倒”，病情已见险恶。才过10天，3月17日，给欧阳山、草明的信，“气管痉挛，突然剧烈的气喘……现在好了不少，每天可以写几百字了”。重病着，笔不放下，却还要受着自已阵营周扬们的攻击。“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但还要受许多闲气，有时真令人愤怒”，这是4月5日给王冶秋的信中的话。此信说到左联“实做的少，监督的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至于这些工头们另外组织的作家协会，鲁迅决裂般地表示：“我是决不进去了。”

惯于独自作战的鲁迅，大病之中，持笔走着自已的路。4月7日日记“夜作《写于深夜里》讫，约七千字”。在这七千字的长文中，他看见名叫人凡的青年正“抬头看看窗外，一地惨白的月色”。5月15日，告诉曹靖华，瞿秋白厚达七百页的《海上述林》上卷已排完，“下卷刚付印”。从5月18日日记“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起，至6月30日，鲁迅险病重起，以至6月20日至29日连日记都不能写记。如6月3日给唐弢信，“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他似乎在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时颇虞淹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下午大热时志。”7月17日致杨之华信，让可见鲁迅对于生死的放达态度与对于那时“左派”们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让我低回咀嚼良久——“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病发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8月1日，日记有体重的记载“85·8磅”，约合78斤，是那时至今中国最有分量的一个重量。

虽死亡之影频频逼近，鲁迅还在以生之念迎死而上。8月15日，有几行《答世界社信》，“我的病其实是不会全愈的，这几天正在吐血，医生连话也不准讲，想一点事就头晕，但大约未必死”。16日给沈雁冰信竟有“肺病而有吐血，本是份内事”之语。9月3日，他与母亲信说了实话：“肺病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是这病。”9月5日，终于写下遗嘱式文字《死》，近两千七百字之多，而最先表达的，还是“要赶快做”。倒是对于多多的怨敌，则毫不犹疑地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赶快做。10月15日，写《半夏小集》，致曹白信，致台静农信；16日，写《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并记日记；17日，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致曹靖华长信；18日，日记只有两个字“星期”，致内山完造信。最后那一夜的最后几点钟里，痛苦不堪、虚弱不堪的鲁迅还要一次次地艰难地抬起头，看一眼再看一眼斜靠在床脚边的广平。给他揩汗，先生又一次次抓紧广平的手。这一次次的紧握，是告别，又是想握住亲人的手增加一分和死亡搏击的力量。但是，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这个连老天都不舍的鲁迅与世长辞。

1996年10月，我曾写下《鲁迅十题》，第七题是《鲁迅之死》，里面有这样的话：“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民葬。在当局的阻止中，仍然有数万名各阶层的百姓，前往上海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瞻仰悼念；在警察的戒严中，仍然有一万多人，自动排成送灵的队列，前往虹桥路的万国公墓送葬。青年们自动组成治丧办事处，青年们自动抬起盛着导师的灵柩。我们应当记下当年的抬棺的青年们的名字。他们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青年们自动地为先生守灵。第一夜，有黄源和夫人许粤华，第二夜，这对年青的夫妇还在守灵。三十多个小学生，夹着书册石板来看先生了。有一个衣服褴褛、腿有残疾的小学生，向着鲁迅的遗体鞠躬，鞠躬，一连鞠了七个躬才红着脸走开。守灵的肖乾哭了，他说：‘如果先生这时醒转过来，他将怎样热烈地抱起那个微跛的孩子。’有一个叫王尘无的青年，久得肺病，咯着血，也强支病体来到殡仪馆哭祭先生，一年之后，便也随先生而去了。这个最不怕死的人，也许是最不愿死的人。”

“墓穴填平了。暮色降临了。伟大的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