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第一码头刘家港：既不是海港，也不是水陆要冲，咋就突然兴盛

按照现存元代官方记载，刘家港(属今江苏太仓市)并未设置过市舶口岸，但我们却可以肯定，至少在至元、大德年间以及至正二年后，这里均有过市舶分司(或相当于分司)之设。

刘家港的兴起，首先是与海运联系在一起的。

一方面，以黄河中游为中心而沟通起来的传统大运河因战乱及黄河夺淮人海诸因素的影响而“塞久不合”、“河益埋废”，运道几致残废；另一方面，随着全国性政治中心的北迁，旧的运输系统势必要作重大调整。

于是，元政府一面开凿新运道，一面仍着力于传统河运系统的整建，实施水陆多渠道转运或河、海联运，但成效甚微，于是，原征南宋统帅伯颜追忆起至元十三年经海道搬运宋室库藏的旧事，于至元十九年奏准，由收编的南宋“海盗”朱清、张瑄二人与上海总管罗璧组织船队，从扬州载粮缘海道北上。

这次初运于次年三月到京，运数为4.6万石。数目虽不足观，却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赢得了最高统治者的信赖和赞赏。在次年100万石的漕运粮中，海运虽仅占10万石，远远低于河、陆转运量，但后来由一二十万石猛增到57.8万石，与此同时，从刘家港诸地起航至天津界河口(以下再经运河运抵大都)的海上航道经过三次探索、改善，最后形成的新航道顺风10日即可完成全部航程，从而愈益明显地体现出自己的优势。

于是，元政府相继罢废了一些新河道的开凿和与此相应的管理机构，调整设置了海运的管理系统，原先由海、河联运或水、陆转运南粮的制度，被海运为主、内河运输为辅的新制所取代。

海运每年分春、夏二期，岁运数由一二百万石激增至三百余万石。因此，“大江以南，浮海而至者，岁以百万石计。公府之储，官府之廪稍，宿卫之供亿，至以京城游食之民，其用至伙，而所系甚重者也。”京畿“朝暮概仰食于海道明矣。”

刘家港作为海运主要聚航开洋港的地位的确立取决于两个方面：

其一，它自身的自然水文条件即港深与港口条件。如所知，古时太湖往东的主要泄水大道即所谓“古三江”是否包括娄江虽有争论，但宋元时代的娄江作为一支通海大道已毋庸置疑。

娄江从太湖流出后，经吴县西北鲇鱼口向北，经苏州娄门转东，由昆山、太仓经刘家港入海，凡180里。南宋绍兴年间(1131一1162年)海潮虽已抵达太仓境内而使娄江“势日深广”，但“舟者西行乘进，东行乘退”，港口规模似不足观。元初，港口“不浚自深，潮汐两汛，可容万斛之舟”，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朱清、张瑄疏导娄江入海，使娄江“水阔有二里许”。20多年后，常熟船户苏显与“老旧运粮千户”殷忠显、黄忠翊等鉴于港北甘草等处沙浅水暗，“素于粮船为害”，提出导航方案，由苏显备船二只，“抛泊西暗沙嘴二处，树立旗缨，指领粮船出浅”，并画图张榜，晓谕船户，要求粮船于号船西边绕过，并观旗缨定行止，此种导航范围，并进而延伸到江阴海面，港口条件及港口功能得以进一步完善。

其次，港口所处位置及其与经济腹地的联系。

刘家港处于海岸线的中心，北连长江，东傍东海，南北与广州、泉州、庆元、直沽等港埠的联络十分方便，更重要的是，它的背后是由广袤的长江流域与最富庶的太湖流域构成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维系元王朝生存的漕粮便主要取自这一经济区的江浙、江西与湖广之地，于是，在组运与集结漕粮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下三大内河运输系统：

（1）浙西线。海船从刘家港分赴平江路、无锡州、常州路、海盐州(治今浙江海盐)、湖州路(治今浙江吴兴)、松江府(今属上海市区)、乌泥泾(在今上海市南)、江阴州、镇江路九处运粮(各地漕粮事先集中于各地所设仓库)。这一内河航道，充分利用了苏南地区的水网条件。

(2)浙东线。该地粮船(包括福建船)分赴绍兴路(治今浙江绍兴市)、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市)和庆元路装粮，往刘家港集中。

(3)上江线。刘家港开出的粮船逆江而上，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市)、集庆路(治今江苏南京市)和太平路(治今安徽贵池市)装粮。通过以上内河运输线路，刘家港与长江三角洲更紧密地联为整体，每年春、夏两期漕运，该港集结了一二千艘海船和数万水手，繁盛景况，可见一斑。

以海运的兴盛为契机，刘家港在海外贸易方面也渐次发挥出一定作用。我们知道，元代曾设置七处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后经调整归并，保留有广州、泉州、庆元以及杭州四处(后者取消市舶司之设置，但相关事务转由当地税务管领)，元代并未在刘家港正式设置过市舶口岸，这应该是个基本史实。

然而，元人的一则记载明确提到，元前期有位名叫何敬德的上海人曾“事吴郡张瑄行舶管库”，此处的“行舶”似可解为市舶之分司，据此推解，大德七年(1303年)朱清、张瑄败亡前，在张瑄(实际有可能包括朱清)名下是否存在某种管领海外贸易的机构设置，或者说，元王朝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朱、张二人有经营和管理海外贸易的权利呢?

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如所知，朱、张创开海运后，“贵富为江南望”，并以“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人的这两种说法比较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其一，明人钱谷称，至元十九年朱、张于开通海漕，“兼市易海番”；其二，明人桑悦称，朱、张创开海运后，“海外诸番，因得于此交通市易”。

可见，元代初期的刘家港“大通番舫”是个基本事实，而且，也曾设有如同市舶分司这样的管领机构。

到了至正二年(1342年)，元王朝正式在这里设置庆元等处市舶分司，这是对刘家港长期“兼市易海番”事实的认定，明代的这则记载恰可缀补顺帝一朝无实录之阙，值得重视。

如所知，所谓元末“泉州两义士”(孙天富、陈宝生)就是从泉州迁居太仓，从这里再次寻求发展，因而闻名海外的。

以海运的开通为契机，包括刘家港在内的太仓从“田畴半辟”、“居民尚不满百”的沿海村落迅速发展成“万家之邑”和“番汉杂处，闽广混居”的“六国码头”乃至“天下第一码头”。元贞元年(1295年)，因户口剧增、地位趋重，太仓由县升州，延祐元年(1314年)又移昆山州治于此(至正十六年因避海寇，州治复移昆山)。

海运、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大力开展，强化了港市的各项功能，据说，当时从刘家河至南薰关，筑有长堤30余里，“名楼列布，番贾如归”。元末昆山籍人郭翼曾作《昆山谣》一首，回忆家乡繁盛景况，现录于下，以资参证：

“吴东之州娄东江，民庐矗矗如蜂房。官军客马交驰横，红尘轧投康与庄。鸡鸣闹市森开张，珠犀翠象列道旁。吴艎越舰(下疑缺9字)骧。大帆云落如山崩，舟工花股百夫雄。蛮音獠语如吃羌，水仙祠前海茫茫。鱼鳌作道虹作梁，龙堂贝阙当中央。灵女媛歌吹笙簧，冯夷伐鼓相铿轰……太平无象跻成康，吾州富庶文物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