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宋代大理寺诸官员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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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理寺系宋朝的中央司法机关，是宋朝朝廷的一个核心部门。

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审判权力机关，它是由上至下、有条不紊地实施的法律，它是直接体现宋朝统治者的权威的。

宋朝大理院的功能是以司法为中心，作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另外，大理寺还有立法、监察、考选法官、监狱管理等职能，并由大理寺的官吏暂时处理有关的工作。

大理寺在上述方面的作用，已有先贤研究，例如毛晓燕《略沦宋代监狱管理制度的发展及主要特征》，就大理寺在狱中的管治问题进行了探讨。

薛梅卿和赵晓耕所著《两宋法制通论》中，就“大理寺狱”的设置与废除以及对监狱管理的论述作了简单的阐述。

本文试图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对除司法功能之外的其它功能进行讨论，并恳求学术界给予指正。

大理寺的立法职能

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司法机构，

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参加宫廷的各种法律事务，大理寺涉足法律事务是大理寺所具有的重大作用

，从制订国家基本法到颁布诏书的形式，到颁布诏书的“编例”，都有大理寺的身影。

除此之外，大理寺还掌管法律条文的司法解释、中央机关规章的编纂、军事参议法、申严法等。

宋代建国于五代十国后，五代分裂时期，国家动乱，

更是到了宋朝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各种法制基本沿用了唐代的律例。

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大理寺的史官郭毅建议：“《周刑统》科条繁浩，尚有不清之处，还望诸位不要多说。”

所以，皇帝下令，让他和大理寺少卿苏晓，正奚屿，张希逊，刑部尚书，陈光义，冯叔向，都在大理寺主持工作。

以后周《显德刑统》为依据，又经修改，于同年8月完成，名为《建隆重详定刑统》《宋刑统》，随后颁布“墨印颁行”。

由此，

《宋刑统》成了中国古代首个以印刷形式出版的国家法律

。《宋刑统》是宋朝的第一部国家大典，由大理寺卿主持编纂，

其制订和颁布，“以领土而守，公家常科，官府不能欺”。“入刑”，对于破除五朝时期治乱、整饬律例起到了重大的推动和促进。

宋朝的皇帝非常注重对诏书的编修和整理，而编敕则是宋朝最主要的一项事务。

宋朝的诏书不但使用频率高，而且数量也多。

宋前期没有设立专门的诏书，而诏书则是由大理寺管。

建隆四年，大理寺的史官窦毅修改《刑统》时，将“令”、“式”、“宣”、“敕”分别整理、删修，编撰为《建隆编敕》，由“太祖”和“刑部”共同颁布。

真宗景德年间，《三司新编敕》由审刑院详议使周实、大理寺考定员彭愈、开封曹参军孙元方三人共同编纂。

大中祥符六年四月，刑部尚书王曾言：“皇帝颁布旨意后，颁布了一千多条谕旨，其中有三千六百多条，要求极多，难以查证，还请陛下删除。”贾老诏令王与翰林陈彭年商议，对此事进行了修改。

在当时，大多数的法律行为是具有暂时性的。

在祥符九年，国家设立了一个名为“编敕所”的特殊的立法机关。

仁宗天圣五年，《天圣编敕》由大理寺的赵廓等五名官员担任“同详定官”，董希彦也被任命为“详定官”，大理寺丞庞籍和其他三名官员为“删定官”。在靖胡二年十一月，乙亥，大理寺，改为刑部五部。

庆历三年八月，《庆历编敕》修订时，以杜曾并为详定官。神宗熙宁六年，王安石提议编纂《熙宁编敕》，由大理司法正刘赓担任监察使，大理寺尚书朱温其担任督抚。

熙宁六年九月，“全权派大理朱温其等九人”，因为诏书的原因，“升迁、迁官、资有差使”。

“例”

是指过去的事件的处置方式，是在以后的事件中采用的惯例

。在唐代以前，“例”被称为为比、比附、决事比等。

王应麟说：“与人相比，是个例子”，“与之相比，则是现在的例子。宋“例”依其调节的客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断案，一类是实例；

按照它的创造方法，可以分为“断例”、“特例”和“命令”。但是，不论何种“例”，要

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律效果，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编纂过程。

在北宋初期，没有“造”的现象。至仁宗三年二月，判大理寺太子融，建议“律所之事，以权衡利弊而定”。

次年3月，“正月初诏”，即“刑狱”与“刑律”。庆历四年七月庚辰：“大理寺推举一名副官，以谨慎为上，命人查证，删去错误，保留下来的。”

一哲宗元符二年四月，刑部和大理寺上谕：“绍圣二年，刑部举驳诸路，罪状为罪状，刑部改为大理寺”。

南宋初期，由于战争和战争，导致了从北宋到现在大部分的断案被破坏。

高宗于绍兴九年十一月，又令何彦猷等为刑部尚书张柄等人编纂了刑名裁案。

宋朝的律例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些不妥之处，或者遇到紧急的事情，必须修改律例，但如果没有时间修改，朝廷往往会命令大理院等地方的司法机关进行修改。

对此作出相应的规定，以满足现实的要求。如果有重要的案件，由法律的规定无法处理，则由皇上决定。

大理寺也参加了中央机关制度的修订，比如庆历三年九月乙丑，颁布了一道旨意：“从此以后，百官都要上奏，由中书枢密院审阅，经过会议深刻讨论，才能实行。

若有罪责，则与大理寺奏明、文武百官参详起请之辞，省略繁杂，定为诏书，以示朝廷。

大理司徒李承之，熙宁三年五月，订修了《中书》。

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巳，杨撰，在“诏书”中讲道，“大理寺五位临时差使，可与之一同修改。”皇帝审核之后，同意了这份奏折。

宋代大理寺的监督职能

宋代非常注重各地监狱案件的审判，并规定当地司法人员公正高效、廉洁执法，慎刑恤狱，赏罚分明。

因此，

宋代将对各地监狱案件进行监督的权限，以下说明

各路提刑司狱案的详复。宋朝有充分的事实证明，处于死刑，并交提刑官来决定，也就是“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

提刑司是全司辖内的刑部司，凡是遇到难题，都要向提刑司汇报，然后再交属州兵处理，然后再交于提刑司审核。“呈交大理寺详覆”。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四月，乙亥戊戌：“诸州之人，有嫌疑之人，上报督抚，请付大理寺详覆，不得辩解，不得辩解，以免冤屈。”也就是说，大理寺会对审结的案子进行审查。

之后，朝廷下令，从现在开始，各衙门都要派人去查，凡有不合规定的，一律上报。

由此可见，大理寺对这位御史的重视程度。元丰元年，又颁布了一条法令：“监察御史，覆州知府，官员，申吏，刑部，大理寺，都有典章，只有审判员，才能在狱中工作。”

高宗绍兴十八年九月，大理郭唐卿上书：“各督察使，凡有参与此案之人，一律上交，不得下官，免予羁押。”诏申严行下。

对诸州府淹延案件的举催结决。宋朝诸州稽违淹延现象较为突出，而大理寺身为中央司法机构，有监察、督促诸州积压案件的责任。

开宝八年七月丙子诏：“诸州所上案牍，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断以闻。”也就是诸州要对“情节未圆”的案子，要立即向大理寺呈报。

元丰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敕：开封府、诸路州、军应奏大辟案，如果说这个案件有问题，也有理由同情。

那么大理寺就会按照法律来处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军队，包括京都的军队在内，遇到任何可疑的案件，都要上报给大理寺。

南宋绍兴元年十一月，朝廷派遣大理少卿钱稔往浙西路催促各州县“见楚(禁)公事”。钱稔请求“因便密行体访民间利病”。

绍兴十九年九月，大理寺丞郭唐卿上疏称，四面八方的文书，都是向我寺请示，没有完成的案件，请示了严行，才得以通过。

绍兴二十三年十月大理寺丞环周建请：“从此以后，诸州有任何公务，都不能归还下县，若案情不清，则由官员审实，以绝证据之害。”

大理寺有权监察并检举各路、州、县等地方官员，贪污腐化，徇私枉法的职能，并将其上报朝廷，予以惩处

范仲淹在《仁宗》上奏折：“臣请求各监察使，以身量州总督、官员和监工为准。有滥用职权，侵犯好人的，举报。等到了朝堂上，再详细说明情况，才能罢免。他在刑部和大理寺中，恳请一名副手，以示对朝政的重视。”

绍兴十五年，大理寺卿周赞上疏：请监察使勿得加官，以扰乱百姓，请详查。”大理寺有开封府院审判的冤假错案，有重新审判的权力。

开封蔡京，仗着与丞相一脉，不顾朝纲，为所欲为，纵容恶霸，不懂律法，早被革职，以示警告。奉了朝廷的旨意，由大理寺执行。

苏辙继续说道：“我最近接到一份报告，说开封蔡京在开封行刺，蓄意扰乱百姓，破坏律法，包庇段继龙，诬陷官职，请辞京，并勒令大理寺解职。”这个提议被采纳，蔡京受到了惩罚。

大理寺考选法官职能

在宋朝初期，为使官民都学习法律，官吏就要积极的倡导

。这激起了文人墨客的学法热忱，并在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习法、诵法的风尚。

从太宗皇帝时期开始，科举制度就成了每一个等级的法官必须通过的制度。由此，“刑法试”在选任中日渐盛行。

大理寺、刑部等地方的刑事考试，则是以大理寺为监考人员，担任“刑法试”的监考人员，并负责考试的拟定、审核。

真宗成平二年三月份，下旨：“请各参事，请大理寺查办三二十件案子。”令严颖、大理寺卿马龟符，以及其他六人，参加这次的考试。

同年8月，朝廷下旨：“以刑部、大理寺判官为监狱司，与刑部比照，严加考取，免罚。”也就是大理寺会参加维持科举制度。

大理寺监狱管理职能

大理寺监牢是中央监牢，主要审判三司和其他地方的案子

，因此“年龄较大的，可以离开朝廷，也可以进入大理寺。但是在大理寺监区的行政系统十分严格。

囚犯在被关之前，都要接受严格的审查，“金刀子、纸笔、钱币、瓷器、棍棒等物品，一律不准带入。

元丰六年二月份，大理寺左司颁布了一条法令：“狱卒泄露狱中之事，一百棍棒伺候。”狱吏的选拔，按照避讳之道：大理寺手分、狱子，令本寺于外州军差拨。

大理寺官员的临时差遣

宋朝是一个任用差役的时代，大理寺卿经常受命监督其它与大理寺法务功能无关的事务。

这些工作都是临时的，巡察结束后就会返回朝，向皇上汇报。宋朝大理寺卿的临时性任务十分复杂。

例如：大理寺卿参加编纂著作。《册府元龟》的编纂工作，由秘书省佐郎兼大理司考判陈从易担任。

曾公亮在庆历五年闰五年，受旨编纂《唐书》时，大理寺丞兼国子监直言邵必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演出。

熙宁三年十一月戊辰，大理寺丞顾临、大理寺丞刘奉世等人都在研究《经武要略》，并修改了各室的典籍。而大理司徒曾肇，元丰元年七月，任国家史馆编修。

大理寺卿在与邻国国家的斗争中，

要么亲身参与战斗，要么为军务出谋划策，并且在战斗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理司丞施延年，在仁宗康定元年，前往河东路，商议筹措粮食。仁宗明道时，石延年曾经说过：“三十多年来，不懂打仗，还需择将操练，以备两国之需。”

熙宁六年十月癸未年，大理寺尚书汲逢复河州，立下汗马功劳，敕令：汲逢升任两位，余推恩有差遣。靖康十一日，大理寺侍郎聂守献书：“决蔡河、汴河，以水汇入摩陀山。”

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宋代大理寺作为宋代最高司法机关，它对宋代法制的运作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一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宋朝的各个阶段，尽管多次进行了体制的变革，但是大理寺一直都是固定的，从来没有被废除过。宋代，由于独裁统治的高度集中，所以宋代的大理寺审判权力也是其独裁统治的一个主要方面。

并且大理寺除行使司法和审判职能外，还有立法、组织法官考试、监督职能、监狱管理等职能。

在宋朝，

大理寺卿还从事图书编修、军事管理、经济管理等临时事务，而这种职责和任务也是大理寺务中的一项重大工作。

本文从对宋朝大理寺务功能的考察入手，可以对宋朝的司法运作及宋朝司法实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与掌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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