篡改历史：波兰的记忆部门正在曲解大屠杀

• 民粹主义者试图重振波兰的英雄主义，并将该国的犹太历史打入冷宫——对此，抵抗正在悄然形成。

• 许多波兰人正与八十多年以来关于纳粹占领遗产的迷思搏斗。他们认为这个国家的“好名声”被敌对的历史学家出卖了。

• 尽管保守派政府努力宣传波兰在二战期间的美德，并且有意搁置了犹太受害者，还是有一些波兰人希望见到波兰最终正视其二十世纪的历史现实。

波兰记忆部门正在曲解大屠杀

多年来，36岁的奥运激流皮划艇运动员达利乌斯·波皮拉（Dariusz Popiela）一直在波兰南部的杜纳耶茨河上进行训练。20多岁的时候，他每天都在他的家乡诺维萨茨（Nowy Sacz）的两座桥之间汹涌的河面上划船。他从未想过，这个如此熟悉的地方会成为他记忆叛逆的源头。波皮拉对历史一直很着迷。他从小就缠着祖父询问他对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童年记忆。

但是，祖父从他的记忆之书中撕下了一个巨大的章节：1939年之前在诺萨维茨居住的近12000名犹太人——这个城镇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从这个城镇的记忆中消失了。学校里没有关于这些犹太人的课程，因此直到波皮拉开始自己的研究时，他才了解到诺萨维茨和波兰犹太人生活的规模。拥有1000年犹太历史的波兰，在二战爆发前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拥有最大犹太人口的国家。

当波皮拉读到镇上犹太居民被运往相邻的贝尔泽克集中营的细节时，他震惊了。许多人在诺萨维茨的最后一夜，就蜷缩在他经常划船的两座桥之间的河岸上。

“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风景，听到了同样的河流声音，”去年五月采访时，波皮拉站在河岸边说道。杜纳耶茨河穿过波兰南部最如画的风景，流经陡峭的峡谷、松林和高高的草甸，水流湍急。波皮拉指着骑自行车的家庭和沿着河路散步的情侣说：“这座城市的一半消失了，你却毫无记忆，”他耸了耸肩说，“这怎么可能？”

自从他发现之后，波皮拉通过他的基金会“人，不是数字”，领导了数十次纪念波兰各地犹太人生活的活动。波皮拉是波兰新一代公民、历史学家、作家和教育工作者之一，他们正在推动波兰更加诚实地面对20世纪历史。

几十年来，波兰犹太人的历史被学者口中的“共产主义冰箱”所封藏。大约有300万波兰犹太人被纳粹杀害，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波兰共产党当局才容忍讨论种族灭绝。而当他们这么做时——比如在1968年反犹太主义党内清洗中——却是指责犹太人对试图拯救他们的波兰人民表示不够感激。

波共倒台后，沉默开始逐渐破碎。近年来，该国执政的右翼政府正在巩固关于过去的民族主义叙事，强调自豪感，而不是他们所谓的羞耻政治。他们的做法颇有成效。最近的调查显示，波兰人认为，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在纳粹占领期间直接帮助或藏匿犹太人，这是一个荒谬的高估。那些像波皮拉这样纪念犹太受害者的人被指责推动政府所谓的“羞耻教育”。这个词被雅罗斯拉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nski）和他领导的党派，执政党法律与正义党（Law and Justice）用于政治污名化。它的含义已然演变为一种夸大波兰历史的黑暗面的自由主义历史议程。

在这些相互竞争的历史叙述中，波兰的记忆部门（称为民族记忆研究所，波兰语简写为IPN）是核心。该研究所成立于2000年代初，旨在处理该国的共产主义遗产，管理历史上的克格勃档案，并起诉共产主义时期犯下的罪行。今天，该研究所主要也负责处理纳粹占领时期的遗产，并负责保护该国的“良好声誉”。2018年，该机构在波兰政府通过了一项“大屠杀法”（波兰人称之为“IPN法”），将声称波兰人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而“诽谤”波兰民族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这在国际上引起了针对 IPN 的强烈愤怒。

IPN是波兰最强大的研究所之一，它的预算使其成为该国最大的历史研究机构，使大学历史系和独立研究机构黯然失色。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官僚机构，它是该国最多产的历史文献出版商、一个检察官办公室、一个历史电影和游戏的制作所，也是影响全国学生在学校接受历史教育的主要权威。自2015年法律与正义党执政以来，民族纪念研究所的预算几乎翻了一番。今天，它的年度预算为4.3亿兹罗提（1.05亿美元），拥有约2000名员工和11个地区分支机构。

由于其领导层由议会任命，该研究所在高度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中颇具争议。许多主要的历史学家要求解散该研究所或对其进行改革。更广泛的反对意见来自于地方，例如波皮拉这种试图改变波兰记忆文化的地方倡议。

一场记忆的叛乱

当波皮拉得知那个位于杜纳耶茨河岸的集中营时，他的第一感觉实际上是羞耻。这个集中营，距离诺维萨茨的保存完好的城市广场仅仅几步之遥。

每一个新的细节都让他觉得身临其境：他发现杜纳杰克河上游的水坝是由被强制劳役的犹太劳工建造的，他又后来发现，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中使用了17世纪的犹太墓石板，墓碑上的希伯来文字在繁忙的路边的边缘几乎还能看得清。

“但羞耻让我拥有力量，”波皮拉说。“它给了我反叛和行动的力量。”

过去的十年里，波皮拉将他运动之外的时间用于纪念工作。他的基金会“人，不是数字”仅有少数成员，他们研究了档案并采访了老年居民，以确定波兰农村地区犹太遇难者的名字、姓氏和年龄。他们已经安装了10个纪念碑，并发现了10个犹太人集体墓地。志愿者们维护着一些被遗弃的犹太墓地。波皮拉自行出版了他关于诺维萨茨犹太历史的所谓“地下”月报。他在当地的咖啡店和市政厅里留下他的报纸。

当我们在5月见面时，波皮拉即将为他最近的项目破土动工：在诺维萨茨建立一个纪念公园，位于该镇曾经的犹太人聚居区，并在前集中营所在地的杜纳耶茨河岸安装一个纪念碑。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由波皮拉众筹的。我问他，为什么他——一个即将参加欧洲锦标赛的皮划艇运动员——在一个建立了整套国家官僚机构来处理历史记忆问题的国家里，做着这些事情？

“他们关心其他的故事，”他说。我催促他详细解释，他给出了一个例子。几年前，该基金会试图联合研究所纪念一个八人的犹太家庭，他们1944年被邻居移交给盖世太保后被杀害。该研究所在当地的分支机构表示，纪念碑必须说这个家庭是被纳粹杀害的。波皮拉拒绝了。

“你会把杀害你家人的凶手的名字放在他们的墓碑上吗？”波皮埃拉问。这也是他最近刚刚收到的几家当地爱国组织的公开信中提出的要求，反对他为诺维萨茨犹太人遇难者建造纪念碑的计划。“他们不会从受害者的视角看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德国人制造大屠杀的标志。”

“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诺维萨茨的德国占领事件的描述与叙事中，必须明确标识犯罪者，这样才能避免错误和歧义。

这些期望并不是夸大和毫无根据的，因为我们波兰人一直面临着把德国的罪责转嫁到波兰人民身上的企图。考虑到我们在1939-1945年战争和占领时期的悲惨经历，这样的企图特别令人厌恶和不公。”

波兰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监管关于大屠杀的语言。2012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访问华沙时，曾经提到“波兰死亡集中营”，而白宫被迫道歉。右翼议员曾多次试图将使用该术语的人判处三年监禁。

波兰人普遍认为，世界其他地区低估了纳粹占领期间波兰人的痛苦。波皮拉说：“他们一直有这种执念，从人们说波兰人对大屠杀负有责任时就开始了。现在 IPN 的说法是，几乎每个波兰人都在地下室里藏着犹太人。他们说我们都是英雄。但是从档案来看，事实并不是那么美好。”

我和波皮拉一起去了邻近的格里博夫（Grybow）镇，2019年，他和他的志愿者团队在一片犹太公墓里安装了一座纪念碑。这片公墓就在俯瞰该镇的一座山上。墓地被遗弃了80年，是一片被围起来的树林。今天，它是一块宁静的林地，上面有几个信息牌，上面有基金会安装的受害者的照片。中心部分是一个巨大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刻着一个被劈开的石碑，两侧列有近2000名占领期间在格里博夫被杀害的犹太受害者的姓名和年龄，其中近三分之一是13岁以下的儿童。

更高的山坡上，波皮拉弯腰下去，开始拔除覆盖在乱葬岗上的杂草。这片墓地是他们用无人机和地理雷达发现的。他告诉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网上仇恨，有人指责他为索罗斯工作，或告诉他最好把时间花在打扫天主教墓地上。在募集资金时，经常有人告诉他去找一些“有钱的犹太人”来资助纪念碑。

从墓地驱车下山回到镇上，我们经过当地的格里博夫教堂。正值周日下午，红砖教堂里挤满了人，数十人围在门口，甚至站在外面的广场上。就在高耸的巴西利卡教堂几步之遥的地方，矗立着格里博夫的犹太教堂，教堂已经被遗弃，窗户破烂不堪。格里博夫没有犹太人。在犹太教堂对面，一位艺术家刚刚用深褐色调绘制了一幅大型壁画。这幅壁画是根据 1922 年拍摄的照片创作的，照片上展示了格里博夫失去的三代犹太居民。

鬼魂正在归来

“我们是民族记忆研究所的主要敌人，”来自华沙波兰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文化人类学家阿格尼茨卡·哈斯卡（Agnieszka Haska）说。这是我们见面时她告诉我的第一件事。

哈斯卡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波兰人与占领者的）合作和犹太人逃离被占领的波兰的问题上。她说IPN把她的出版物和该中心的其他著作不断放在显微镜下。研究所的事实检查员团队对发现的错误进行标记，有时甚至是一个脚注，并发表冗长的反驳意见。IPN的副主席告诉我这是“眼下的学术辩论”的一部分。哈斯卡在公共电视频道上被称为叛徒，他说“这感觉更像是一场持续的战争”。

这也可能变得很琐碎。哈斯卡说她多次打电话给 IPN，请他们停止定期向大屠杀研究中心办公室寄送最新的 IPN 历史研究卷宗。IPN 的历史学家非常多产，每年出版高达300种书籍。这些出版物充斥着国内的书店，并且受到补贴，使非 IPN 作者更难出售自己的作品。“他们在嘲弄我们！”哈斯卡说。

哈斯卡最近的作品着眼于波兰的反犹主义科幻小说，这是19世纪的一种流行类型。作家们可以把他们的反犹文本当作“幻想文学”来发表，以通过俄罗斯帝国的审查。哈斯卡正专注于塔德乌什·霍兰德（Tadeusz Hollender）在1938年写的一部名为《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的小说。这本小说基本上被历史所遗忘，但其目的是对波兰的反犹太主义进行批判。在霍兰德的讽刺中，波兰的犹太人终于受够了。

全国各地的家庭收拾好他们的物品，开始了前往新大陆的漫长旅程，在马达加斯加定居下来。突然间，基督教波兰人发现，没有了犹太邻居，他们再也没人可以欺负，也不知道把自己的不幸怪到谁的头上了。事实证明，没有犹太人的波兰生活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因此，霍兰德小说中的人物召集了一个代表团前往马达加斯加，恳求他们的犹太同胞回家，并说：“没有你们，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1938年，霍伦德尔的书出版。就在几年后，德国军队从波兰撤退。犹太人几乎完全灭绝。在大屠杀中，近90%的波兰犹太人被杀害。约20%的波兰总人口死于战争相关原因，其中包括作家塔德乌什·霍兰德，他因参与波兰地下组织于1943年被盖世太保射杀。战后，许多幸存的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或美国。

在他的关于二战时期波兰历史的书中，波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杨·格罗斯（Jan Gross）引用了一本大屠杀时期的回忆录：“这是一场没有人能完全幸存的战争。”在纳粹占领的六年中，近六百万波兰人罹难。格罗斯给出了一些数字来描述波兰城市生活的彻底毁灭：战后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失踪，40%的波兰医生被杀害，30%的大学教授和天主教神职人员以及55%的律师在战争结束时死亡。苏联占领也带来了自己的残暴行径，包括1940年苏联军队在卡廷屠杀了22000名波兰军官，以及全国范围内由NKVD（苏联秘密警察）发动的恐怖活动。

直到今天，许多波兰人仍然感到愤怒，认为西方在战后把他们出卖给了苏联，被判处50年的共产主义专制统治。“80年过去了，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仍然在掌控我们的现在，” Haska说。 “想想吧，太恐怖了，但世界真的在1939年9月1日结束了。”

随后，哈斯卡向我讲述了她多年前第一次去以色列的经历。她记得当时无论在国家的哪里，人们都能立即认出她的家乡切查诺夫（Ciechanow）的名字，这里位于波兰西北部，有43000人口。她遇到的以色列人给她上了一堂历史课，她得知这个镇曾经有近一半是犹太人，以及罗莎·罗伯塔（Roza Robota），1944年9月奥斯维辛起义中的四名女性领导之一，来自于切查诺夫。

“每个人都知道切查诺夫在哪里，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哈斯卡回忆道。“我在离切查诺夫的犹太墓地50米远的地方长大，但我却一无所知。”

罗伯塔在切查诺夫的唯一痕迹就是以她命名的一条街。这条街位于城市郊区，长度只有三个街区。这三个短短的街区反映了法律和正义党和 IPN 对某些历史叙事的偏好。犹太大屠杀受害者被当作天主教波兰英雄主义和抵抗的背景板。对于20世纪专制主义最残酷的事实，则几乎没有留出任何空间：人们在自己的屈服中变成同谋。

这一事实是扬·格罗斯2000年出版的《邻居》一书的开篇观点之一，该书出版时震撼了波兰，至今仍有很大争议。这本书详细记录了1941年7月非犹太居民在耶德瓦布涅（Jedwabne）镇屠杀当地犹太居民的事件，这是一件此前未被研究过的大屠杀。在这场大屠杀中，格罗斯写道，德国人的参与仅限于站在旁边拍照。在21世纪初，当时新成立的IPN证实，是波兰居民杀死了他们的邻居。该书出版一年后，在耶德瓦布涅的一个仪式上，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公开恳求宽恕。

最近，情况出现了反弹。目前一场挖掘犹太受害者尸体的运动正在发生，目的是证明他们是被德国士兵杀害的，而不是他们的邻居。在2016年的一次采访中谈到耶德瓦布涅和1946年战后由波兰居民领导的基尔采屠杀时，该国教育部长拒绝承认波兰人负有责任，称这已经“被误解了很多次”。

一夜之间，在耶德瓦布涅，整个小镇都知道他们的祖父母要么参与了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要么袖手旁观，其中许多人被活活烧死。有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波兰的历史反弹。社会心理学家米哈尔·比莱维茨（Michał Bilewicz）研究了经历过历史创伤的人更容易相信阴谋论的现象，他们将其作为对创伤的一种适应。他还研究了关于大屠杀的教育项目在某些情况下导致波兰参与者的PTSD症状，或者激发了对事实的怀疑和拒绝的现象。

在我们在华沙的会面中，哈斯卡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几年前，她的姨妈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她家是一座建于1930年代的美丽别墅。敲门的女人是一个德国人，她来看看她家的老房子是否还在。她是在那里长大的小女孩，当时该地区是德国的一部分。1945年1月，随着苏军在波兰境内的推进，他们全家都出逃了。她们彼此用德语交谈。哈斯卡的姑姑告诉访客，她的两个兄弟在1943年被盖世太保杀害。德国女人则分享了她的回忆，她的弟弟在1945年冬天家人逃离家园时死亡。

“一半的波兰人生活在别人的家里，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德国人，”哈斯卡说。“但鬼魂正在归来。”

爱国主义的勒索

过去15年来，波兰出现了历史博物馆热。十几个新的历史博物馆已经开放。在新冠疫情之前的年份中，波兰——一个3800万人口的国家——其博物馆拥有3800万游客，票房超过了国家足球队。其中一些新博物馆也带来了丑闻和尴尬的国际头条新闻。

2020年，华沙著名的波林博物馆（POLIN Museum）的馆长，历史学家达利乌斯·斯托拉（Dariusz Stola）被政府赶下台。2017年，文化部长取代了格但斯克的新二战博物馆的馆长，任命了一位更友好的候选人——历史学家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他现在是民族记忆研究所的主席。华沙犹太人起义博物馆还没开放，但已经被指控政治化历史。另一个博物馆，华沙起义博物馆，于2004年开放。在推出新的“年轻起义者的房间”展览后，该博物馆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展览中有毛绒动物玩偶、蜡笔和二战中儿童战士的“鼓舞人心”故事，还有一个波兰儿童战士拿着自动武器的雕像。

虽然 IPN 与这些博物馆没有任何关联，但乌尔马家族—波兰人拯救犹太人博物馆（Ulma Family Museum of Poles Saving Jews）可能是该研究所政治理念最好的实体展示。博物馆是在六年前由 IPN 现任副主席 马特乌斯·斯皮特玛（Mateusz Szpytma）策划开放的。

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Andrzej Duda）参加了博物馆的开幕典礼，博物馆位于距克拉科夫两个半小时车程的马尔科瓦村（Markowa），拥有4000人口。

杜达在博物馆庭院的演讲中说：“世界不知道占领期间波兰的现实，正是这种无知伤害了我们国家的良好名誉。”

在开幕当天的照片中，杜达被庭院成千上万的发光牌照亮，每块牌上都有一个在战争期间帮助犹太人而被杀害的波兰公民的名字。其中许多人获得了以色列的尊贵殊荣，即“国际义人”称号，这个称号被授予在战争期间冒险帮助犹太人的人。波兰在国际上有最多的义人，超过7000人，其中许多人因其行动而遇害。

这座博物馆讲述了乌尔马家族在德国占领期间在马尔科瓦村庇护八名犹太人的故事。在被告发后，整个乌尔马家族和戈德曼（Goldman）、迪纳（Didner）和格伦费尔德（Grunfeld）家族被枪杀，共17人，包括儿童和一个未出生的婴儿。

穿过院子来到博物馆门口，游客首先看到的是一张乌尔马家族的大型合影，这是家族的父亲约瑟夫·乌尔马（Jozef Ulma）拍摄的。据说乌尔马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通才，他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了数十张家庭照片，这在1930年代的波兰村庄里是一件罕见的珍贵财产。

展览馆位于一个简约、现代的金属和玻璃结构中，展出了他为家人、邻居和周围风景拍摄的许多照片，其中一些仍然沾有家人的血迹。乌尔马家族博物馆突出了战争的残酷，即马尔科瓦20%的犹太人在隐藏中生存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高生存率——以及村民面临的和占领者合作和告密的巨大压力。

IPN的副主席马特乌斯·斯皮特马（Mateusz Szpytma）说：“我希望每一位参观这座博物馆的人，都能知道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灾难，” 他是第一位领导Ulma故事调查的历史学家。他估计数万名犹太人在波兰因非犹太人的帮助而生存下来。“我希望他们知道，即使是在极其困难的极权主义时刻，也有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可能性。我们个人如何行动，是否站在叛徒那里，是否是英雄，是否为他人冒生命危险，这都取决于我们自己。”

在室外，有一个大型的纪念墓，上面有波兰国徽，一个十字架，地上有一束新鲜的红玫瑰。七个装着乌尔马家族遗体的骨灰盒被陈列在这里。藏身于乌尔马家的犹太受害者则埋葬在在15英里外的一个军事墓地。格尔达·格伦菲尔德（Golda Grunfeld），莉娅·迪纳（Lea Didner）和她的孩子以及五个名叫戈德曼的男人没有被列入名单。他们与战争期间被谋杀的三百个无名波兰犹太人一起被纪念。

一些大屠杀研究中心的波兰著名历史学家，如杨·格拉博夫斯基（Jan Grabowski）和阿格尼茨卡·哈斯卡（Agnieszka Haska）等，对展览的安排表示了强烈的批评。乌尔马博物馆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过去的重大转折。几十年来，由于害怕迫害和污名化，波兰的国际义人隐瞒了他们的这一身份。在全国层面上表彰他们是早该做的事情，但批评者认为这是以牺牲他们拯救的犹太人为代价的，这些犹太人被当作宣扬波兰英雄主义的工具。

“作为波兰公民和研究员，我非常赞成纪念那些少有的勇敢反对战时现实的高贵波兰人。但同时，这些传记被用作一种爱国主义的勒索手段，”玛丽亚·科比尔斯卡（Maria Kobielska）说。她在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共同创建了纪念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Remembrance Culture），一直在研究新的历史博物馆，也写过关于乌尔马博物馆的文章。

“总体上的信息就是——战时大多波兰人的态度都和乌尔马家一样。如果你反对这种叙事和这个博物馆，你就在某种程度上反对了乌尔马家人的记忆，”科比尔斯卡说。“这些人被当作所有波兰人的不在场证明。”

华沙大学偏见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Prejudice at Warsaw University）的玛丽亚·巴宾斯卡（Maria Babinska）进行了长达五年的社会心理调查。她说：“由于具体的历史百分比尚不确定且永远无法确定，我们询问了人们的想象——他们估计有多少波兰人与德国人合作，又有多少人袖手旁观。”

研究表明，波兰人相信在二战期间有接近60%的波兰人无私地帮助犹太人，但也有25%的波兰人与纳粹合作。

调查结果是高度两极化的，这种分裂基于受访者投票给哪个政党，但也有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如表达反犹主义观点或支持IPN大屠杀法案。

我询问了民族记忆研究所的副主席马特乌斯·斯皮特马对这些数字的看法：“我认为波兰并不是一个例外，人们对历史有误解，”斯皮特马说。“重要的是要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什么不好且应该感到羞耻的。这两个方面在我们民族记忆研究所的工作中都有很强烈的体现。”

巴宾斯卡将她的研究结果归结为基本的人类心理学：社区成员通常会高估自己群体的道德水平。

道德、身份和成为群体的一部分都是法律与正义党竞选活动中的有力主题。竞选口号和演讲加强了这个国家的天主教和波兰身份、对纳粹占领和共产主义的爱国抵抗。

“记忆政策是使（法律与正义）党合法化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品。”华沙POLIN博物馆前馆长、波兰科学院历史学家达利乌斯·斯托拉说。

自2015年以来，法律与正义党为其历史政策精心制定了官方的党内“战略”。总统杜达表示，“推行历史政策是总统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人民的历史

马切伊·萨尼戈尔斯基（Maciej Sanigorski ）和杰雷米·加尔达梅兹（ Jeremi Galdamez）正在维护一种比犹太-波兰历史更不受欢迎的记忆——波兰共产主义的历史。自2017年以来，IPN已重新推动了1990年代的去共产化努力，更改街道名称并在波兰删除了200多座纪念碑，这些纪念碑“象征或宣传”极权主义。这是IPN最面向公众的工作，研究所的现任主席在举行视频新闻发布会时，工人们在他身后的镜头里钻研和拆除纪念碑。

萨尼戈尔斯基在波兰邮政公司从事运输工作；加尔达梅兹则是一本历史杂志的作家，其父亲是智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在70年代因政治迫害而逃到波兰。他们都是华沙的左翼组织者，领导了一场保护波兰志愿者在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中战斗记忆的运动。波兰是在西班牙对抗弗朗哥法西斯主义者的国际志愿者中的第二大团体。

迄今为止，他们最大的胜利是聚集了超过一千个签名，以反对IPN更改华沙一条以波兰旅命名的街道的命令。在后共产主义国家，任何与社会主义有关的事情仍然是有毒的。这是一项相当重大的工作。

萨尼戈尔斯基和加尔达梅兹带我参观了一些地点，华沙的共产主义纪念碑在这些地方一夜之间消失了。除了就历史政策进行讨论外，他们还在华沙的一个军人公墓组织一年一度的纪念仪式，今年有来自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团参加。

“我常说如果我生活在共产主义时期，我会为反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记忆而战，因为你必须为那些被丢弃在历史中的事情而战，” Sanigorski说道。

巴黎高级研究所的政治学家瓦伦丁·贝尔（Valentin Behr）表示，该组织是反对公共空间去共产化的数十个草根倡议之一，这表明有时国家记忆政治可能会适得其反。

“这是一种对官方叙事针锋相对的反叙事，并表明还有另一个波兰，不是保守的，也不是法西斯的，而是进步的，这些却经常在集体记忆中被遗忘。”

萨尼戈尔斯基和加尔达梅兹都反对IPN的历史政策，他们称其为奥威尔式的真理部，在全国各地的小城镇街道名称上强制推行记忆政治。然而，他们都表示，彻底取消它会很复杂。我问的每个人对如何处理IPN都有不同的看法。虽然目前政府没有表示要解散这个机构，但是关于如何改革它，甚至是否要在反对派重新获得多数席位时解散它，辩论仍在继续。

记忆守护者

亚当·穆西亚（Adam Musial）在克拉科夫当了22年的高中历史教师，在发现教授大屠杀越来越困难之后，他于2019年辞去了工作。他说：“波兰围绕记忆的总体环境只是加强了我的决定。”

作为一项研究基金的一部分，他已经对全国大约20名教师进行了采访。他们告诉他，他们的工作变得更难了。他说：“这种氛围令人窒息。”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位教师曾试图把一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带到学校。在一次教师会议上，另一位教师建议，如果他们继续进行访谈，最好多请几位发言人，为学生提供不同的观点。这位教师开玩笑地说：“所以呢？我应该去请个纳粹吗？”最终，他完全放弃了这个想法。

在过去的一年里，立法者们一直在辩论一项新的波兰法律，该法律将使教师更难请来外部演讲者或参与课外活动。右翼政客呼吁反对学校的“道德败坏”——主要是指性教育——并推动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教师在邀请任何政府白名单以外的外部演讲者或组织时，必须获得书面许可。连同性教育，这将终止大部分校内的大屠杀教育活动。然而，在波兰议会通过该法案后，该法律被总统杜达否决了，他以正在进行的乌克兰战争为由，要求立法者“推迟”。在他看来，这项法律将使数十万乌克兰难民学生更难融入波兰学校。

但这一年的不确定性已经留下了痕迹。波兰最大、最古老的致力于犹太-波兰交流的非营利组织一直在调整他们的计划，转向学校之外以保持政治弹性。自1998年以来，对话论坛将大屠杀幸存者和教育工作者带到波兰各地400所学校的近万名学生面前，重点在曾经有犹太社区的城镇和村庄开展活动。该计划的一个核心部分——被称为“对话学校”——让合作学校的学生对他们社区的犹太历史进行独立研究，最终为当地居民举办由学生主导的公共徒步旅行。

现在，该论坛正在向其他项目倾斜，例如直接教育教师和扩大其在波兰各地的现有历史活动家网络。论坛称他们为“记忆的守护者”——来自诺维萨茨的达利乌斯·波皮拉就是其中的一员。

意外收获

回到诺维萨茨，波皮拉告诉我几年前他和祖父共进午餐的事。那时，波皮拉已经开始了他的纪念工作，他们正在讨论一个项目。有一次，他注意到他祖父的眼睛里有泪水。他第一次向波皮拉讲述了他年幼时的记忆。镇上的犹太区已经被清除，将犹太区和镇上其他地方隔开的墙已经倒塌。

他的祖父告诉他，他走过空荡荡的犹太区街道，然后看到几个和他同龄的男孩躲在一栋楼里。书籍，有些甚至有金色的希伯来语字样，散落在人行道上。他告诉波皮拉，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愚蠢了，他的家人和其他人收集并烧掉了这些书，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生火的东西了。他哭了。

虽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支持执政党，但他说他们已经接受了他的工作，现在整个家庭都在纪念工作中共同努力，包括波皮拉的年轻孩子。

波皮拉说，如果在诺维萨茨仍然没有专门用于大屠杀的纪念碑，他将在女儿18岁时搬走。5月我们见面时，他仍在等待开始建造纪念碑的授权。前一天，他还在两座桥之间的河岸上为他11岁的女儿第一次参加皮划艇比赛加油，他计划在那里建造纪念碑的第二部分。

在此后的几周里，建筑工程被批准了。项目在8月中旬举行了开幕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