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体现了何种家国情怀和文化认同？

18世纪中叶，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于1762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当时，伊犁地区土地荒芜，边防空虚，清政府决定从东北地区挑选精壮能牧的将士前去驻防，其中包括数千名锡伯族将士及其家眷。

西迁的锡伯族军民在伊犁安家落户，组建了集军事、行政、生产功能于一体的锡伯营，为维护祖国统一、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形成的以屯垦戍边为主题的锡伯族驻防文学，呈现出独特的叙事模式，彰显了锡伯族深厚的家国情怀、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人至深，影响深远。

锡伯族文化广场2011年在沈阳市沈北新区落成。（中新社资料图片）

把对故乡的眷恋转化为对新家园的热爱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四月，数千名锡伯族官兵携眷由盛京（今辽宁沈阳）起程，告别家乡，来到相距万里的新疆伊犁驻防。对乡土的眷恋是人类的普遍情感，锡伯族军民以诗歌记录建设新家园的过程，把对故乡的眷恋转移到伊犁河畔。如，《徙迁之歌》写道：“带上可用行头家什，从长筹划炊烟生计。带上家乡南瓜种籽，栽满西天广阔大地。带上吉祥喜利妈妈，保佑百世子孙安康。带上玛法海尔堪神，保佑厩棚六畜兴旺。”

锡伯族军民到达伊犁后，伊犁将军明瑞把他们安顿在伊犁河之南田腴水足之地，按牛录、宗族编设村落，令其永谋耕耘之利，轮班委派兵丁学习养畜之道，操练技艺，耕牧渔猎，建设家园。

在《徙迁之歌》中，家园意识贯穿始终。全诗以时间和事件为中心，分为劝勉、去衙门、行路、酷吏、戍边、屯垦等部分，其中戍边、屯垦两部分勾画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家园建设史。如，戍边部分写道：“驻伊河畔，捕鱼以餐。乾隆降旨，锡伯营建。迁来伊犁，六旗初编。人丁兴旺，增旗经年。锡伯自此，安心戍边。来我伊犁，勤勉非凡。”屯垦部分写道：“兵民激奋，拿起镢锹。延长绰渠，当作主业。生活日久，料想不足。寻得甘泉，举营迁岸。广施耕种，丰衣足食。三十七载，人丁益旺。”全诗采用史诗的叙述方式，以时间为线索，娓娓道来，描绘出一幅耕种、掘渠、丰收的农业生产长卷。诗歌感情昂扬向上，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告别盛京》则描写了锡伯族军民驻防戍边，辛勤耕作，最终过上丰衣足食、太平安定的生活。诗中写道：“彩云朵朵飘过来，查点西迁人户口。分给孳生的牲畜，分给耕种的田地。各种忧患频降临，不幸竟遭遇荒年。西迁人没有积蓄，生命却已在召唤。万幸有伊犁河水，在这里鱼产丰足。辛勤地撒网捕钓，西迁人自养其命……云遮虹霓在闪烁，图大臣可谓圣贤。开察布查尔大渠，可灌溉万亩良田。朝廷圣上多仁义，天下臣民享太平。家家勤奋齐努力，丰衣足食喜盈盈。”诗歌展现了在伊犁将军带领下，锡伯族军民辛勤劳作，捕鱼、采集、垦荒、开渠，一步一个脚印建设家园的经过，并将主题升华到国家、天下共享太平。在这类作品中，伊犁河始终是重要的空间，是新的乡土标志，这样的书写屡见不鲜。

诗歌还反映了疏通绰霍尔渠、挖掘察布查尔大渠等重要事件，塑造了锡伯营总管图伯特带领人们开渠垦田的英雄形象。诗歌生动展现出西迁的锡伯族军民由不舍得离开故乡到艰难维持生计，再到开垦良田万亩、安居乐业过程中情感的变化，刻画出人们对新家园的热爱之情。

锡伯族西迁的英雄壮举虽已过去了二百多年，却被生动地记录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以叙事见长，一方面继承《诗经》中《生民》《绵》等诗歌传统，反映了驻防官兵建设家园的艰辛，另一方面以伊犁河为书写中心，展现了人们适应新环境、建设乡土文化的历程。这些文学作品体现了锡伯族迁到伊犁河南岸，不仅驻防屯垦，还有一个文化自适的过程，激发了直面困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把对家园的守护升华成对国家的忠诚

自古以来，家国同构及家国一体的观念就深入人心。家国同构是家国情怀形成的关键。锡伯族驻防文学始终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及担当意识，从对乡土的热爱到对国家的忠诚一以贯之，表现出鲜明的英雄气概和深厚的家国情怀。

《西迁颂》写道：“戡乱官兵要班师撤回，广袤的边陲急需调兵遣官。垦戍边塞事关国计民生，重担落在了锡伯等族双肩。乾隆皇朝二十九年，锡伯部族史上非凡的一年。高宗皇帝举起沉重的玉玺，一颗印章稳住了江山。”诗歌把戍守边疆的行动从守护家园上升到国计民生，呈现出宏大的叙事视角。

《喀什噶尔之歌》写道：“太平盛世数十年，海宴河清四方安。边庭安平六十载，年年耕耘又巡边。”戍守边防与家园建设息息相关，边疆稳固，方能国家强盛、家园安适，诗歌中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

《拉希贤图之歌》以长诗形式讲述了主人公拉希贤图的故事。他是家中独子，按照规定不必去换防戍边，但他毅然踏上前往喀什噶尔的征程。三年换防期满，他回到家中，发现已无牵挂，就再次表达了到喀什噶尔戍边的强烈愿望。诗中写道：“喀什噶尔是祖国土地，因此我们军队去戍守。”

如果说《西迁颂》等诗歌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呼声，叙事长诗《拉希贤图之歌》则是个体的告白，体现了个体舍小家顾大家、卫国戍边的家国情怀。正是这种崇高精神激励着一代代戍边者扎根边疆、建设边疆。

道光初年，锡伯族与各族人民团结协作，浴血奋战，平定了张格尔叛乱，捍卫了领土完整，这在锡伯族驻防文学中也有体现。

《喀什噶尔之歌》写到锡伯营官兵在喀什噶尔战斗的惨烈状况：“四营官兵幸存者，乌夜兼程聚一团。要问殉难有几何，眼下仅剩八百员。大家久已腹中空，无奈闭目强吞咽。苦面咽到空腹里，心酸泪下腹中翻。”将士死伤惨重，饥饿难耐，但他们没有一丝怨言，从未放弃。诗歌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带领伊犁各营官兵渡过凶险的浑巴什河，奋勇杀敌的事迹，详细叙述了锡伯营官兵参与平乱的感受，感情细腻，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具有珍贵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诗歌还塑造了伊犁将军长龄、陕甘总督杨遇春、固原提督杨芳、喀什噶尔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满、汉、蒙古、锡伯等各民族将帅群像，以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勇士群像。

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书写了各族驻防官兵团结一心、保卫国家的英雄事迹，反映了各族军民在戍守边疆、建设边疆的过程中共同培育的艰苦奋斗、敢于拼搏、勇于担当的民族精神。这些文学作品始终以戍守边疆的担当精神与爱国主义精神为主线，把个人、民族、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将家国情怀书写推到了新高度。

把民族交融的活动凝聚成更深刻的认同

清代，在伊犁形成了满营、绿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索伦营、锡伯营等军事驻防阵地，这些地方不仅是军事机构，也是各具特色的文化群落，对伊犁的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影响，巩固和发展了伊犁乃至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辉番卡伦来信》写道：“先出卡伦大门巡视周边，次入庙堂参拜神位，庙内正中供奉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两侧供有山神、土地神、路神、龙王、火神、风神、马神、班第玛法神等神位。”信仰的融合是驻防官兵文化特点之一，辉番卡伦是多民族官兵驻防的边疆防御管理设施，不同民族的官兵供奉多种神灵，信仰并行不悖，这正是当时边疆文化融合的缩影。

《拉希贤图之歌》中也有对民族交往的描写。如，拉希贤图初次到维吾尔族姑娘古丽木汗家中做客，不仅受到了热情款待，还被视为亲“巴郎”（儿子），他亦将二位老人视作父母。在喀什噶尔戍防期间，拉希贤图与古丽木汗互生爱慕，结成伉俪。诗中写道：“拉希贤图定居在喀城，与古丽木汗恩爱一生。他们的子孙繁衍众多，是两个民族融合典范。”

在诗歌中，国家认同与民族融合交相辉映。如，《喀什噶尔之歌》写道：“清军驻防在此地，喀城安宁又稳定。百姓生活极安逸，地方安定且太平。清军超群又不凡，驻防官员极清廉。人们信赖庆祥公，无需严密来驻防。”清军平定张格尔叛乱，受到了维吾尔族群众的支持和欢迎，体现出清政府对新疆的管理得到了广泛认同。

文学作品是构建乡土文化的重要材料。就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而言，其创作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抒发个人情感，提炼民族精神；二是反映边疆治理历史与国家记忆。从个人情感到家园意识，再到家国情怀，锡伯族军民在驻防戍边的过程中升华了家国一体、共同发展的理念。从形式层面看，这些作品多以满文创作，是清代新疆以伊犁将军府为中心，各民族驻防群体文学活动的展示；从功能层面看，锡伯族驻防文学是清政府经略西北的文化产物，受到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感情层面看，这些文学作品从意象到情感，具有独特的个性，既是乡土文化形成过程的反映，也是深化文化认同的反映。锡伯族驻防文学由建设家园叙事到家国同构书写，凝聚了以戍守边疆为己任、勇于担当、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具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主题相对集中，反映了锡伯族西迁的恢宏历史，激励着一代代人建设边疆、发展边疆。（完）（原标题：清代锡伯族驻防文学中的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