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读书 | 中年事业受阻 李约瑟冒着战火去中国

当一个中年人、一个身处前沿的生物化学家事业受阻，想要寻求突破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缪斯女神——鲁桂珍。

受到鲁桂珍的启发和吸引，李约瑟在38岁的时候，突然做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决定，转而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汉语，这是被很多外国人认为最难学的外语；进而想要用这门最难的语言，去研究一个全新的方向——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他已经熟悉的领域——生物化学专业毫不相关。

李约瑟根据自己学习汉语的体会和思考，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实在是知之甚少。在开始学习汉语之后，他一直想要找个机会亲自到那个遥远的国度看看。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天美、英对日宣战。紧跟着，中国也在12月9日对日正式宣战。中国与英国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中国派出远征军赴缅甸协助英军。中国加入同盟国抵抗轴心国的四强之列后，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得到恢复。

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之后，1942年英国政府决定选派科学家前往访问和支援战时的中国。但在当时的英国学者中，懂得中文的人毕竟太少了。1941年获选成为皇家学会院士的李约瑟，由于不惧战争危险，多次主动要求到中国去访问的精神，再加上他会中文这一有利条件，终于如愿成为被派往中国的合适人选。

最终，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代表，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陶育礼作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代表，受英国文化协会派遣，组成了“英国文化科学赴中国使团”，前往中国进行科学文化交流，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3年2月24日，李约瑟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沿着“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抵达昆明，由此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中国行程。直到中国彻底取得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4月，他才离开中国，转赴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

李约瑟到达中国不久，为了给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科研工作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务人员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的支持下，筹组设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这一国际合作机构后来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正式名称是“英国文化协会驻华科学办事处”，这是一个附属于英国大使馆，由英国议会资助的合作机构，与从沦陷区撤退到后方的中国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并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急需的仪器设备和书籍。

中国之行期间，李约瑟几乎走遍了中国没有被日军占领的西北、西南和东南等地。他参观内迁的大学、实验室、工厂，与科学家和学术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流，探讨他感兴趣的话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并且搜集了大量中文图书和资料。

李约瑟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坚强不屈的奋斗历史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史料见证。

在四川乐山，他访问了迁往那里的武汉大学，并去李庄参观了迁往那里的同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部门：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考古博物馆和中国建筑学史研究所。当时这里集合了全中国最优秀的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

西北方向，为了对敦煌做一次探访，李约瑟从英国空军部队领来一辆卡车，雇了一位司机，按着计划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向兰州进发，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探访，通过河西走廊到老君庙油田（这是当时中国内地唯一的石油产区），然后从老君庙转往敦煌，接着经兰州、西安、成都，返回重庆。原先预计的行程只有两个月时间，结果一路上历经坎坷，实际上这次旅行从1943年8月7日到1944年1月21日，一共历时五个多月才最终完成。

东南方向，1944年4月8日至7月21日，他一路奔赴贵州遵义，参观了迁往那里的浙江大学；然后经广西桂林、湖南衡阳，探访了广东的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经江西赣县、瑞金来到长汀，找到厦门大学；最后来到福州。接着为了抢在日军侵陷衡阳之前通过铁路枢纽的衡阳大桥，他们又一口气驾车冲过江西、广东、湖南三省，返回桂林；在良丰参观了广西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地质、物理、心理三个研究所，之后返回重庆。

西南方向，在云南昆明，他参观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由时任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这所大学在抗战时期为中国保存了一支重要的科研力量，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李约瑟访华期间悬挂在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曾经跟随着他走遍了中国。今天这幅老旧发黄的地图，依然悬挂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墙上，记录着他当年遍访中国的足迹。

在重庆嘉陵江畔一栋特地建造的办公室中，“中英科学合作馆”持续运作至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共有29名工作人员，包括李约瑟的妻子李大棐和鲁桂珍，曾经在此开展工作。1945年4月李约瑟回顾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成绩：

1.约有10吨的科学仪器送往约310个中国实验室。这个数字虽然比起输入的军需物品来说微不足道，但这些单个重量寥寥无几的设备，其科学价值却很大。

2.有3000余册科学和技术书籍送往中国。

3.该机构的代表亲自参观了220个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机构。

4.目前为重庆的国际缩微胶片委员会流通服务处提供了约200种英国杂志，以及它们的6套缩微胶片。

5.送出约100篇中国科学家的原创论文，在西方科学期刊上发表，并为西方图书馆送来许多中文出版物。

6.协助从中国每年选拔5名访问教授和40名奖学金获得者赴英国。

“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刻，为中国科学界同行雪中送炭，提供物质上的帮助和精神上的支持，为科学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急需的实验器材、试剂和最新出版的科学书籍，把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外发表，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科学界同行的工作。战后，李约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将他在重庆期间设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的经验推广服务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李约瑟和李大棐将他们的旅行日记和报告编为《科学前哨》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后来由徐贤恭和刘建康翻译成中文，在中华书局出版，取名为《战时中国之科学》。李约瑟还出版了他拍摄的战时中国的影集，取名为《中国科学》。

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1949年2月23日的日记中客观地评价了李约瑟战时来华三年间，“经十省、行25000公里，视察296个科学技术机关，送给6800余本科学书与各大学及图书馆。如以一镑一本计，即6800镑也。送给英美期刊所登文字凡138种，其中86%为期刊所接受”。（摘自《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

【图书简介】《大器晚成——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故事》讲的是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准备、策划、研究、写作的艰辛过程，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如何克服诸多困难最终将之出版为一套学术名著的完整故事。

本书前三章讲述了李约瑟的前半生，包括20世纪40 年代他在中国的经历；接下来的八章则是SCC的“成长”故事，各章的标题依次是“种子”“生根”“破土”“分蘖”“成长”“分枝”“开花结果”和“大树”，非常形象而精练；最后题为《无尽的梦想》的一章，则凝聚了作者的学术思考。

本书填补了对李约瑟的生平进行研究的一项空白，不仅故事性强，还呈现了性格迥异的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处事方式，读来不仅生动有趣，而且引人深思。本书有浓厚的学术底蕴，但学术讨论娓娓道来，不枯燥，不教条，不盲从，也不玄虚，而是力求简明扼要，有利于普及读者。

本书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两位作者一位是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史博士、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晓，一位是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

来源 大象出版社

编辑 杨阳

校对 张磊

审核 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