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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辽沈战役的人们对卫立煌当时的表现,都会很奇怪,他的行为明显就是配合我军行动啊。蒋介石对待他似乎又预示着什么,因为辽沈战争后期,蒋专门派飞机把卫立煌接走,到南京后就被蒋撤职查办,不久就被软禁于南京。
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历史的事实表明,卫立煌是一位从反动阵营中幡然醒悟,最终走进人民阵营的人。
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曾长期参与蒋介石指挥的与我军作战活动。但在抗日战争的百团大战中他曾配合八路军对日作战。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从香港驰电祝贺。
1955 年返回国内时,毛泽东专门向他致电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
为什么作为敌对阵营高层的军事将领,卫立煌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其实正是源于他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见面会谈。
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
卫立煌,1897年生,字俊如,安徽合肥人。早年幼时在家乡的义学中读书。
长大后,因家贫无以为生,遂于1911年到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中当兵。1915年到广州参加粤军,1917年被人举荐到孙中山卫队中当兵。因其后在作战中勇敢,屡立战功,遂由排长逐步升至旅长。
1925年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1926年7月参加北伐,任皖北警备第三支队司令。1927年任北伐军第十四师师长、第九军副军长。
1928年冬,他进入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1929年任第四十五师师长。
卫立煌自1930年起跟随蒋介石与我军作战近十年之久。
在此期间,他先后任安徽省政府委员、陆军第十师师长、第十四军军长、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驻闽预备军总指挥兼驻闽第十绥靖区司令官。
1936年任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并升为陆军上将。1937年1月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
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和南路前敌总司令,率中央军进入山西抗战,指挥了有名的忻口战役。1938年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
1938年4月,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途经延安时,卫立煌决定利用这个机会与毛泽东会见。
延安城到了。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卫立煌等人走下车来,在前来迎接他们的。八路军将领滕代远、肖劲光的陪同下,走进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过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城中一个接待处。
这时毛泽东已跨出客厅房门半步,表示欢迎。
寒暄之后,卫立煌即称赞八路军对日作战打得好,表示钦佩,觉得自己有机会来延安,非常荣幸。
毛泽东也夸奖卫立煌将军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并说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谈锋极健,他认为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在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
毛泽东对于日军的动向也做了全面的分析。
他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若从风陵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
卫立煌等人听了,对毛泽东的见地深表钦佩。
会面中,毛泽东还谈到八路军深入敌后战斗,存在很多困难,弹药消耗很大,需要得到补充;特别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希望卫立煌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还有现在已快到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卫立煌听后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这天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
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他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还认真翻阅一部分文章。
他还细读了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对于卫立煌认为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错误思想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不仅如此,毛泽东文章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开始深刻影响了卫立煌的思维,他心中的天平渐渐有了变化。
1939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河南全省保安司令,1940年又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他拒绝与八路军打内战,同朱德签订了驻军防区的协议,并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对日军作战。
1941年夏,他被撤除河南省政府主席一职,后又被撤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以及赴缅甸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因与我方关系密切的嫌疑较重而未能到任,只好在成都赋闲。
1943年秋,任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抗日。
1945年4月,卫立煌任中国战区陆军副司令。
1947年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1月任东北行辕代理主任兼军队总司令,并暂兼代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在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11月被蒋撤职查办,12月初被软禁于南京。蒋介石下野后,卫立煌于1949年初获释后去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卫立煌闻讯兴奋异常,亲笔起草了一份电报:
“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
1955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卫立煌一行回到广州。他迅即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等人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胞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
3月18日,卫立煌在广州接到毛泽东主席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卫俊如先生: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回国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参与国家军政建设,并不断到祖国各地参观、巡视。
毛泽东主席十分欣赏卫立煌将军回归祖国这一明智之举,对其给予过很高的褒奖。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曾提到过:
“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显然,这是毛泽东对卫立煌追求真理,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愿意进行自我改造的高度评价。
1957年4月17日晚间,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国务院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晚宴,卫立煌也应邀出席。
席间,周恩来总理向苏联客人介绍了卫将军。
伏罗希洛夫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是无敌的。周恩来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过两次。毛泽东主席立即接过话头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对此,卫立煌和周围的人都深表赞同。
1959年9月,适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人民画报》发表了卫立煌撰写的一篇文章——《回到祖国大陆之后》,历述了他回京后的心情与崭新的生活。
同期画报还刊载了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以及他视察工厂、接见旧部等一系列照片。
卫立煌定居北京后,与夫人、儿子和儿媳生活在一起,安居乐业,颐养天年,晚年生活愉快、幸福。
1960年1月17日,他病逝于北京,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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