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之跪

1970年12月7日，时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后人评价，“他个人跪下了，却让整个德意志民族站了起来。”

同为二战发起者的日本，首相们却经常在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下跪。

截然不同的对待战争的态度引发无数讨论，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华沙之跪。

勃兰特为什么要在华沙下跪呢？

这张照片已成时代之经典

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

二战之后，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民主德国（东德）处于苏联阵营，联邦德国（西德）则处于美国阵营。德国的分裂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西德选择对外采取“一边倒”，不承认东德，并与东欧华约国家交恶。也因此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下取得了被称为“莱茵河奇迹”的经济成就。

但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苏联赫鲁晓夫的上台以及冷战格局的新变化，让西德人逐渐认识到，为了德国的未来，外交方向到了转变的时候。例如，美国开始试图在维持德国分裂的前提下寻求与苏联的妥协，推出1955年艾登计划。在时任西德总理阿登纳看来，这将意味着两德分裂的固定化。又如1961年的柏林墙事件，美国并未积极予以制止的态度让西德格外失望。

1961年10月27日美军与苏军坦克在柏林墙查理检查哨的对峙

勃兰特在此背景下出任西德总理，提出了他的“东方政策”，期望通过全面“缓和”和改善同东德的关系，“以接近促进演变”，以求将来德国的重新统一。此举还可以提升西德的国际地位，它不再是美苏冷战的棋子，而是成为两个大国的中间人。勃兰特实行“东方政策”需要找到突破口。

德意志民族内部就历史问题，需要达成共识。

不过对于战后的德意志民族，实现这一点困难重重。因为他们基于各种现实原因，起初并未真正的去反思历史，对二战的态度分歧极大。

首先，人性自然会产生逃避责任的心理。很多人此前被纳粹教育洗脑，尽管后来理智告诉他们德国对大屠杀有直接责任，但他们却不愿承认，自欺欺人。甚至演化出一种 “受害者心理”。时任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话较为典型，他说：“大多数德国人民反对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暴行，大多数德国人民与这种暴行无关。”也有报告显示，每当有人问责，很多经历了战争的德国人会去大声反驳：“其他人做得比我还过分。”

其次，德国人二战后的命运，已不是自己能够直接决定的，这个民族背后的掌舵者是美国。而美国人基于冷战的需要，希望获得一个稳固的西德，这要求国家机器必须运转起来，进而需要大量的公务员和官员。所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在西德执行了一段时间的“非纳粹化”后草草收场。以1950年的符腾堡—巴登州为例，其国务部有前纳粹分子936人，非纳粹分子249人；财政部有前纳粹分子1764人，非纳粹分子不过438人。

最后，德国人在对于下一代的教育上，最初也并未做到位。

一方面是家庭教育。据说一个纳粹死忠的妻子，曾经对自己年幼的女儿一遍一遍洗脑：“你的父亲是一个好纳粹。他是一个殉道者，殉道者是无罪的。”另一方面是学校教育。1959年，西德以全国中学毕业生为对象，做了一次关于历史学习的调查。调查发现，有57%的学生还没有讨论或学到纳粹历史，79%的学生没有讨论过魏玛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震撼的方式唤醒德国人。

事后证明，德国人对勃兰特的“惊世一跪”看法各异。据当时德国明镜杂志作的民众调查访问，48%的德国人认为这太夸张，41%认为很恰当，11%认为中立。

华沙之跪可以为勃兰特为首的西德左翼政府在民族心态、历史包袱和教育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扫除障碍，为德意志民族重返文明之林奠定基础。

第三，德意志民族需要获得世界，特别是伤害的民族的原谅尊重，他们对历史的态度格外重要。

德国的最终统一，真正的站起来，必须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可。而这一点需要四战之地的德国做出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因为历史“欠债”太多。

特别邻国波兰的关系，1772-1795年德国的前身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和沙俄三次瓜分波兰，让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120多年。德国一战战败后的迅速崛起，也让周边国家对于一个强大德国充满着恐惧。二战伊始，德国也是通过闪击波兰打开局面。可以说波兰人对于德国人的恐惧是很难抹掉的。

勃兰特的华沙之跪的当天，德国和波兰在华沙签订“华沙条约”，两国声明，“它们互相没有领土要求，将来也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1995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科尔在访问以色列时，他在继维利·勃兰特总理之后，再一次跪倒于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庄重的忏悔道“我向死难者们祈求宽恕”。图为1989年12月20日的赫尔穆特·科尔站在即将打开的勃兰登堡门前，他是德国统一后的第一任德国联邦总理。

第四、勃兰特是坚定的反法西斯者，一直致力于捍卫人权守护和平。

受母亲影响，勃兰特很早就对政治发生了兴趣，15岁时就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8岁时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该党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威利·勃兰特”是他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秘密警察的检查而起的化名，此后他一直用该名撰稿揭露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的真相。1940年德国入侵挪威，勃兰特报道了德国对挪威的入侵。1945年10月，勃兰特报道了纽伦堡军事法庭审讯纳粹战犯的情况。一年后，勃兰特任挪威驻柏林军事代表团少校新闻专员，负责与美、苏、英、法四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联络。后来，勃兰特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柏林的使命深深地吸引了我。因为它对德国的未来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的人生经历为“华沙之跪”打下了基础。

华沙之跪极具象征意义——忏悔。事后，勃兰特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勃兰特也因此获得了次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足以证明这一行为的历史意义。

哲学家冯友兰曾经提出，人类如果要发展，就要从“仇必仇到底”转向“仇必和而解”。华沙之跪，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也因此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005年11月28日，德国电视二台投票评选最伟大的德国人，勃兰特名列第5位。

“那一刻，德国人的感觉，就是终于从战争中解脱了！”

——海德堡大学教授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的孙子。约翰·拉贝因其在1937年末至1938年初的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人道主义行为和作为南京大屠杀翔实证据的《拉贝日记》而著名。

编辑说明

文字 / 拓跋云

排版 / 蒹葭

封面 / 蒹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