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道内儒的现实与理想

新时期，启蒙重新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主旋律，传统意识形态被拷问，自我主体被放大，寻找自己成为呼声潮流，于是有了顾城式的苦闷与迷惘、舒婷式的承担与乐观、北岛式的反抗与沉思，朦胧诗纵横诗坛。

其后，第三代诗歌尊崇倡导“反崇高、反英雄、反抒情、反传统，甚至反诗歌”的先锋与实验，重视表现最普遍人生，而这种普遍却仍然附丽于知识分子精英的优越感，语言僵化，阅读失效，不免与大众背道而驰。

而汪国真以不批判、不拒绝、不反抗、不放弃的姿态，温和的立场没有“我不相信”的决绝，只有“是否”“我不知道”“假如”的自我提问和自我说服，诗歌内容、语言、形式浅显易懂，从而使诗歌真正得以走下神坛、走向大众、走进通俗，实现了现实与理想的适时融合。

严酷的现实之路有很多选择，北岛出国，海子自杀……汪国真，一个内向、孤独的普通人，面对现实的压迫和灵魂的痛苦，他更渴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他写道：

“随意的时候很少/失意的时候很多/在很深很长的惆怅里/等待命运转折的时刻”（《有一段时间》）

“刀在切割破碎的心/心在等待/或悲或喜的结局/生活有时太折磨人了/只是痛苦的人/别把废墟当成墓地”(《有云的日子》）

他的选择是小人物拥有勇气之后的普通选择，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担当，没有拯救国人灵魂的大抱负，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只要努力，生命就会超越现实局限，他只想救赎心灵、打破禁锢、继续前行。他始终坚定信念：

“我不想追波/也不想逐浪/我知道/这样的追逐/永远也赶不上/我只管/走自己的路/我就是/含笑的波浪”（《含笑的波浪》）

“不是苦恼太多/而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不是幸福太少/而是我们还不懂得如何生活/忧愁时，就写一首诗/快乐时，就唱一支歌/天上掉下来的是什么/生命总是美丽的”(《生命总是美丽的》)

所以，当汪国真面对现实，面对失败，面对孤独时，他才能说，“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与其诅咒，不如坚忍/在坚忍中积蓄力量默默耕耘……既然今天/没人认得星星一颗/那么明日/何妨做皓月一轮。”（《倘若才华得不到承认》）

“没有谁永远幸福/没有谁永远不幸/眼泪，是生命的果/歌声，是生命的旗。”（《泪与旗》）

汪国真是在为成为一个真正能够生存下去的诗人而写作，他不断地审视自己，激励自己，探索自己，为自己疗伤，为自己的心理寻找支撑的杠杆，使生命在困窘中仍具有继续下去的力量。

由此决定了他的诗歌并非对现实的切实抒写，而是在压迫的现实处境中对个人生命信念的乐观坚持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正是这种乐观与希望的态度，给人以激励和安慰。

汪国真既有妥协中的进取:“机会，凭自己争取/命运，靠自己把握/生命是自己的画板/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许诺》）；又有进取中的妥协：“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山高路远》），“岁月如水/流到什么地方/就有什么样的时尚/我们怎能苛求/世事与沧桑”（《永恒的心》），这是个体对集体的妥协。

他主张，人应该懂得退让，要管得住自己心中的欲望和诉求，“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何必要细细地盘算/付出和得到的必须一般多。”出现问题，首先要在自身找原因并调整自己的心态，更从容，更冷静，更温和，如此才能更幸福。

他既适应了转型期的外在环境需要，又采取了知识分子在特定语境的生存策略，更企图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和生活的实践导向。

在《热爱生命》中，“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体现了不断行走的朝气和激情，“风雨兼程”虽是自我选择，但“既然”又表露出一种不得已的无奈，似乎背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操控着生命的走向，诗人内心的冲突矛盾昭然若揭。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然而，“意料之中”的是什么？他并未回答，也无法回答。

汪国真利用语言转换的修辞术，使原本的被动变得符合主体的自我选择，生命的个体似乎主导了命运的风向，这其中不可避免有些自欺欺人和伪装的成分，但也依然显示出汪国真的某种倔强与执着。

汪国真以大众流行诗人为标签，以青年人为主要阅读受众，以励志诗为主要诗歌类型，以积极乐观为情感基调，以清新平实为艺术风格，以蕴含哲理而又超脱的解答慰藉心灵、启发生命，于外道内儒之中，实现了理想与现实的珠联璧合。

当然，汪国真也不可否认地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少苦难逆境的磨炼，没有丰富的人生经历积累，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

他的诗歌看不到厚重的历史感，看不到对人生意义更高层次的思索与叩问。

他常用格言的方式，表露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但略显空洞粗糙，甚至自相矛盾，艺术感染力被减弱。

这都是个人发展经验所引起的局限，同样需要被我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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