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男不当兵”的观念源于宋朝吗？非也，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盛行

中国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用来形容古代民众以当兵为耻的观念。很多人都认为这句俗话，是源自于重文轻武的宋朝，认为是赵官家们为了防备武将篡权、奉行重文抑武政策，才使得民间形成以当兵为耻的观念、并流传至今。

其实不然，早在宋朝之前的秦汉时期，良民群体就开始对士兵没有好感，就已经形成“好男不当兵”、轻视鄙视军人的观念。

先秦战国之前，兵源的主体是世袭的贵族士群体，春秋诸国上至宰臣，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是踊跃入伍，因为当兵不是下贱的事，士人都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为乐趣，不能当兵才是莫大的羞耻，所谓“士兵”就是和士有关。

可以说最初的士兵都是贵族阶级，从小就接受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士，就是文武兼备者。

即便是专门搞文教工作的孔子也通晓武事，是个能举国门之关的善射高手；上至周天子、诸侯国君、宰臣等等，都能上阵作战。

《左传》中记载的战事，在今人看来，战术幼稚、甚至挺傻的，但那时候士兵的军心旺盛是毫无问题，说他们是战争，不如说是竞技游戏更准确，杀戮和残酷性远不及后世，更多是被传统封建贵族的侠义精神做支配，去维持国际势力的均衡。

由于当时的士兵主体都是士，所以一般情况下，平民工商阶层是不当兵的，齐国在管夷吾变法后，才让农民有了当兵的责任，但也不是全体农民去当兵，而是选择其中最优秀者。

也就是说，当时农民要想去当兵，你个人得足够优秀，或者有特殊的才能，才有资格去当兵。可以说，在春秋及之前，就是以当兵为荣的时代。

这种以当士兵为荣的情况，在进入战国后就产生变化，产生变化的原因就是战争的酷烈加剧，死亡率大大的提高。

如果说春秋战争讲究繁文缛节，并不以杀伤、乃至灭国为目的，那战国战争就是无所谓黑猫白猫、能消灭对方就是好猫，所以各国都极力奖励战杀，对待俘虏和降卒往往是大批量的坑杀，以求达到削弱敌人战斗力的目的。

死亡率提高，首先带来的就是兵源的严重不足，为了征兵，各国都想方设法鼓励男人去当兵，甚至用残酷的刑罚去恐吓、逼迫，无所谓你是士农工商，西方的秦国更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这样的军事规模下，战争只会越发惨烈。

随着士群体的大批量减少，士群体文武兼备的教育制度也遭到破裂，从战国时期开始就分裂成文、武两块。

像苏秦、张仪之流就是新文人代表，只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读书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君主那里谋求富贵，他们没有多少军事知识，个人也没有什么自卫的技能，就是后世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人鼻祖。

像聂政、荆轲之流，则是新武人代表，他们虽然学习了旧贵族的武艺和外表的侠义精神，但并没有旧贵族具备的文化知识，更没有维持国际均势局面的理想，他们没有太高的追求，谁出价高就为谁尽力，谁赏识就为谁卖命，无所谓是非对错。

这些由士群体分裂出来的文武群体，又有几个愿意去当士兵为了荣誉、为了国家而战呢？

何况，那时候列国拼命的战争也不是什么荣誉之战，如果说春秋时代当兵是荣耀，那在斩首和坑杀为常事的战国晚期，民众自然是谈兵色变，对入伍产生抗拒心理。

由于兵源不足，当然也是众多良家子弟不愿意当兵为主因，所以，从秦始皇开始，就“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梁地。”

逋亡人是流民，赘婿和贾人都是社会公认的贫困、无赖和卑贱之人，总之，这些群体都是下流人物，和良家子弟相比就不是正经人。

从那个时候开始，贵族群体不服兵役了，罪犯、贫困卑贱者、无赖、盗匪、流民应征入伍成为常态，兵匪不分，也逐渐成为民众对士兵的固有印象，良家子自然以当兵为耻。

比如，秦末的反秦主力就多是这样的乌合之众，陈胜的队伍是遣发戍守渔阳的人，彭越的队伍是流民和恶少年，黥布是强盗头子，基本都是流氓集团。

到了汉代，尽管还是实行征兵制，但实际实施的已经是募兵制，到汉武帝时更是大批量的发囚徒，甚至雇佣外族人当兵。秦末汉初时用囚徒当兵还是临时不得已的措置，但到汉武帝时，就已经成为固定的政策。

汉武帝在位时期发动对外战争大小25次，最少有6次是一部分或者全部用囚徒、流民、恶少年或者外族人；只有3次清楚讲明是用正常军队；其他16次用兵则无从可知。

而他所重用的将军也多是来历不明者，比如倡家子、私生子、强盗之类，虽然这可以说明皇帝爱才不计较臣子的出身，但更说明了当时出身良家的将才的缺乏，以及尚武风气的衰落。士兵对良民的轻视、良民对士兵的鄙视，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

对士兵来说，我们是皇帝豢养的爪牙，替皇帝卖命的，干的是保家卫国的工作，你们这些既不愿意当兵卫国、又不能自卫家园的良民有啥资格鄙视我们？我们还看不起你们呢！

在良民眼中，当兵的就没几个是正经人，都不是什么清白的好人，他们当兵之前都是什么群体？流氓无赖而已，穿上一身军皮倒耀武扬威起来了，就算我们不能辱骂国家军人，但我们可以从言语上诋毁、从心理上轻视他们。

所以，虽然“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俗话不知道确切源起何时，但军民之间的对立、以及良民对军人鄙视的心理，则确切的是从汉朝开始的。

从汉朝以下，战国时期从士群体分裂出来的新文人和新武人，也逐渐形成两大群体，即士大夫群体和武人流氓群体。

太平盛世之时，士大夫操控天下，武人集团地位就低下，只能被士大夫利用；一旦天下大乱，对兵戎之事不了解、又不愿意当兵的士大夫群体，则迅速失去自主能力，又沦为武人集团的附庸。

但即便是有流氓、武人建立政权，最终还是要依靠士大夫集团治理天下，所以，武人的地位终究还是拼不过士大夫，士兵在不愿意忍受骄兵悍将之祸的士大夫眼中，仍然是卑贱可耻的。

在这种大环境下，良民出身的人们又怎么会甘愿去当待遇低下、境况不好的士兵呢？

所以，老百姓为了逃避当兵，自残的、居家逃亡的比比皆是，以至于唐朝人都忍不住感叹“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者，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劳苦与白丁无殊，百姓不愿从军”。“ 州县发遣兵募，人身少壮、家有钱财、参逐官府者，东西藏避，并即得脱；无钱参逐者，虽是老弱，推背即来。”

到了宋朝，经历了五代兵祸的人们，对武人阶层更加反感，而赵官家因为自身得国原因，对武人也更加打压，武人集团的地位彻底断崖式下跌，所以才有东华门外唱名者才是好男儿的说法。

综上，虽然宋朝是出了名的重文轻武，但“好男不当兵”的观念真不是源自宋朝，而是早在宋朝之前的秦汉时期，就有这种好男儿以当兵为耻的观念了。

就是这样。

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透过表象，寻找历史真相；以史为论，诉说个人见解，谢绝脱离人文环境的过度解读和阴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