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后,宋辽进入和平阶段,西夏也罢兵议和,使得宋朝的外部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宋真宗开始变得好大喜功,不再如咸平年间那样励精图治,反而搞出了很多宣言自己功绩的政治活动。比如假造天书祥瑞事件,泰山封禅,山西祭祀后土,大修道家宫观等等。这些政治活动耗费了国家大量的钱财,使得宋朝"三冗"的弊病越发严重,为宋朝社会的稳定埋下了隐患。一般观点认为宋真宗如此做的目的是好大喜功粉饰太平,是在奸相王钦若的建议下进行的。可是从当时的政治格局看,就王钦若一人就能掀起这持续十余年的波澜么?
史书上写得很清楚,说这个事件是王钦若为了挑拨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而策划的。据说在澶渊之盟后宋真宗得意志满,而寇准也因为澶渊之盟的功绩而大权在握,于是王钦若看不下去了,便设计挑拨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王钦若也是参知政事,因为对辽战争的观点与寇准不同,被寇准排斥出中枢,被派去修《册府元龟》。战争结束后,王钦若看着寇准趾高气扬心中不忿,便在宋真宗面前指责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说这不但不是功绩,而且是国家的耻辱。于是逐步引导宋真宗走上假造天书祥瑞,然后封禅泰山的路子。
说实话,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逻辑性的,几乎可以认为是史书上曲笔回护的春秋笔法。因为祭祀封禅这种大事不是某个人可以推动的,就算是皇帝也不可能单独做主。这种事情除了在法理上的重要性外,还有在经济上的大量消耗,必须要朝廷中枢整体同意才能执行。当时朝廷政事堂虽然以王旦为首相,但寇准携澶渊之盟的威势独揽大权,而王旦不敢与其争锋。王钦若直接提出这样的建议,寇准作为其政敌必然是反对的态度。如果没有其他的势力介入,王钦若根本不可能推动这样的大事,就算宋真宗再坚持也没用。
宋真宗从澶渊之盟前的抗辽战争开始就一直处于下风,使得朝廷主导权落入寇准之手。虽然他自己也安排了王旦为宰相,但以寇准的强势和澶渊之盟后的政治格局,王旦一时难以与寇准抗衡。所以宋真宗要夺回朝廷的主导权,就必须要跨过寇准这座大山。
从时间线上分析,假造天书祥瑞的事情并非一蹴而就,很可能进行了极为周密的计划,而且有长时间的准备。寇准从澶渊之盟前,到被排斥出中枢有近两年时间,然后又过了两年,宋真宗和王钦若才正式开始假造天书祥瑞。这么长的时间内朝廷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澶渊之盟的首要功臣寇准也离开了。
史书上把寇准离开和假造天书祥瑞联系起来,认为是王钦若挑拨宋真宗和寇准的关系,而寇准的刚直触怒了宋真宗,最终被迫出走陕州。可是具体寇准为什么被罢相在史书上写得很模糊,都笼统的说成是王钦若的政治攻击和宋真宗被触怒的原因,具体并没有任何记载。如果从史书上看,似乎王钦若的一句"城下之盟"的说法就解决了强势的寇准,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如果寇准真能被一句话就解决,那他还能联合高琼胁迫宋真宗御驾亲征?以寇准在朝廷中的强势地位和性格,能是如此善罢甘休的人?
而且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宰相王旦。王旦作为政事堂首相,在这些记录里出现极少,显得非常反常。反而是陪被寇准排斥出中枢的王钦若,成为高频次出现的人物。可是到了最后假造天书祥瑞之时,王旦却成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王旦在这期间的低调是非常反常的,极不符合他政事堂首相的身份。按照宋朝的制度,无论是贬斥寇准,还是假造天书祥瑞、封禅泰山,王旦都是绕不过去的坎,他必然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即便王钦若在宋真宗身边攻击寇准,若没有王旦首肯,寇准也不会被罢相。
因此从权力格局来看,王旦最有可能是王钦若背后那个谋划者,也是假造天书祥瑞和封禅祭祀的最大受益者。设身处地的来看,面对强势的寇准独揽政事堂大权,作为首相的王旦肯定是如坐针毡的。宋真宗把王旦安排到那个位置,就是让他掣肘寇准的。寇准在政事堂搞一言堂,王旦不但没法向宋真宗交代,自己也被搞得颜面扫地,他能乐意的接受?可是他与寇准同为北党领袖,是不可能公开发生冲突的,甚至还要在表面上配合寇准,这就让他更难受了。如果王旦是个圣人,这种情况忍忍就过去了,可是他不是。
从后来假造天书祥瑞的事情来看,王旦很显然是个人欲很强的宰相,只是性格没有寇准那么强势而已。按史书说法,王钦若给宋真宗策划了假造天书祥瑞的计划,宋真宗怕王旦不同意,便请王旦喝酒,事后赐给王旦一坛好酒。王旦回家打开酒坛,才发现里面全是珠宝,于是同意了王钦若的计划。
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王旦在寇准走后对政事堂的把持还是很厉害的,以至于皇帝都需要拿珠宝收买才能成事。而王旦本人收了珠宝便同意了王钦若荒唐的计划,显然在人欲方面还是有所求的。而在后来的各种封禅祭祀的政治活动中,王旦也成为最大受益者,可见他也是利益至上的人。
上述的这些细节都可以说说明王旦不是圣人,而且对政治利益的需求不下于寇准。他这样的人物必然不会放任寇准长期在政事堂搞一言堂,必须要想办法把寇准撵走,而这个目的与王钦若就不谋而合了。王钦若本身就是被寇准撵出来的,与寇准是政敌关系。再加上寇准搞地域歧视,排斥南方人进入政事堂,而王钦若就是江西人,这样两人就不死不休了。王旦让王钦若出面攻击寇准,自己暗中策应,再加上宋真宗对寇准独揽大权的不喜,寇准罢相是意料中的事情。可赶走了寇准,王旦依然无法全面控制政事堂,因为他威望不足。
在澶渊之盟之前,寇准在政事堂中排名第二,王旦在后面,甚至不如王钦若和陈尧叟。澶渊之盟后,寇准威望大增,北党里面一手遮天,王旦只是被宋真宗分派坐镇东京汴梁城,两人不可同日而语。王旦能当上首相都是靠着寇准在前方打仗,顾及不到汴梁后方,这才有了机会。战争结束后,寇准凯旋而归,虽然无法把他从首相位置上撵下来,但架空其大权还是可以的。寇准被罢相后,政事堂群龙无首,要想夺取其主导权,那就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政绩。王旦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政绩,连王钦若都不如,所以必须创造政绩。
同时寇准在政事堂仍旧留下了很强的班子,这些人也不会听王旦的话,这对王旦全面掌控政事堂形成阻碍。因此王旦也需要通过一些政治手段把其他的政敌挤走,替换上自己的人马,这样才能控制朝廷的主导权。王旦能够在政事堂中当近二十年的首相,他的不仅靠的是宋真宗的信任,在权谋之术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而这些目标都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事件推动,后来的天书祥瑞、封禅泰山、祭祀后土和大造道教宫观的操作正好能够创造这些机会。王旦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清洗朝中反对派,与王钦若结盟,还可以满足宋真宗的虚荣心。
宋真宗对此也乐见其成,因为这不仅仅是粉饰太平的虚荣心,而且是他从北党手中夺回皇权的必要手段。寇准虽然离开中枢,但在地方上仍旧有很强的影响力,他在北党中声望依旧是最高的。王旦可以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地位和利益,但在北党中却无法取代寇准的地位。因为在北党官员心里,寇准在澶渊之盟维护的不是国家,而是北方士绅豪族的土地和利益。而这些官员在朝中也与寇准互为朋党,这会让宋真宗寝食难安。他也有意的利用粉饰太平的机会,清洗朝中的北党顽固派,重新构建权力架构,以确保自己的皇位稳固。
史书上之所以把幕后黑手写成王钦若,而非王旦,是因为北宋对南方人的地域歧视所至。北宋时北党势力最大,赵匡胤又最器重北党文武大臣,有意的形成了不以南方人为相的风气。虽然赵光义上位后有所改观,但南方人一直都做不到首相。王钦若是第一个当首相的南方人,必然被朝中的北党所针对。而北宋的官方史书一直掌控在北党官员手里,所以南方官员都被冠以奸臣的名号。王钦若作为南党领袖,被扣帽子泼脏水也就顺理成章了。而王旦虽然与寇准争权,但好歹是北方人,多少得留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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