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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国一种传统工艺美术品。
一直以来，它以独特的器形和精美的制作，享誉世界。
在我国的陶瓷发展史中，明朝是最辉煌灿烂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中国陶瓷发展，步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明朝的瓷器以白瓷为主，饰以简单的青花或五彩。
其艺术风格敦厚却不失端庄，有秀美也不乏逸趣，以极具装饰意义的美感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作为中国陶瓷艺术中的典型代表，明代青花瓷的纹饰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而这其中，人物纹饰又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不只有简单的装饰作用，而是作为一种荟萃的艺术表现形式。
其与中国人物画相融合，已成为陶瓷艺术史中绚烂的一笔。
中国人物画的加入，在沉默中变得绚丽多彩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人物画便随着君权的确立，生长起来。
源远流长的历史让这门艺术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表现方式；
也在发展中对其他艺术门类产生了颇深的影响。
中国人物画不求形似，而是追求尽情“聊写胸中逸气”的意境。
这种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在绘画形式上突出表现为不拘一格的写意风。
而其充满浪漫情怀的文人气息更是被中国的民族审美所容纳。
较之前朝元代，明朝的社会较为安定。
彼时，没有严重的民族冲突，也没有过于尖锐的矛盾。
因此人物画从元朝时期的仿古风格中脱离出来，变得更加自由。
同时，以娱乐为目的的作品也占有了较大一部分。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画家将山水画和人物画结合起来。
他们以人物活动为主线，主体的山作为背景，组成“山水人物”的构图。
由此形成了一种新形式的人物画。
再加上明朝画家仇英、唐寅、沈周、文徵明等人在画中融入了自己的思想高度。
这使人物画的浪漫审美精神不断得到升华。
久而久之，人物画摇身一变，有了更加清新活泼的气象，在社会上受到广大文人的追捧。
与此同时，中国陶瓷的发展在明朝迎来绝对的黄金时代。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景德镇的瓷器。
当时，御窑厂在景德镇成立，承担为宫廷烧制优质瓷器的任务。
在御窑厂的引领下，越来越多善于制瓷的能工巧匠在景德镇聚集。
时间一长，瓷器进入寻常百姓家中。
民窑就此发展起来。
它没有像官窑一样被“官家样本”禁锢，而是从各种艺术中寻找纹饰的题材和画法。
引领自由文人风气的“明四家”仇英、唐寅、沈周、文徵明的人物画作品，便成了绘制青花瓷人物纹饰画工们竞相效仿的对象。
这些纹饰虽然“逸笔草草”，但是风格及其雅致，极大地体现出文人的优雅情趣。
而后，因民窑大量生产的需要，画工们不得不在短时间内重复将某种图样纹饰绘画几十乃至上百遍。
有了速度和熟练度的加持，绘画所呈现出的写意感便越来越强，更加不拘泥于小节。
这便是谢赫在《画品》中提出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原则。
熟练飘逸的线条组成了一个个灵动活泼的人物。
这种活跃又自由的风格和“明四家”们作品中所涵盖的艺术气质越来越接近。
不仅如此，轻松流畅的线条又好似与中国书法的笔墨情趣不谋而合。
寥寥几笔就已神形兼备，一幅中国传统写意人物画于瓷器表面跃然而上。
毫不夸张地说，它既延续了写意人物画的生命，又让明代青花瓷器大放异彩。
审美的延伸，情感的教化与寄托
明朝时期，市民文化兴起。
加之民窑对发展千年的人物画风格的借鉴。
青花瓷上的人物纹饰发展已是成熟状态。
于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人物纹饰作品题材十分丰富。
它们更贴近生活，以求反映日常生活的趣味，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精神的寄托。
根据《历代论画名著汇编》记载：
“自武帝遣合浦通印度后，佛像已有流传。”
我们可以看到自汉代以后，佛教题材的绘画逐渐普遍。
但这类绘画作品常因其宗教意蕴，而给人一种肃穆威严之感。
但是明代绘制在青花瓷器之上的佛教人物画却与之不同。
此时，青花上的佛像画一改前朝的威严之感，代之以酣畅淋漓的写意感，给人以轻松愉悦之情.
自然，其更受百姓欢迎。
明正德时期，根据的佛教人物“寒山”和“拾得”所演变出的《和合二仙图》，可以看作是青花瓷人物纹饰中佛教题材的代表。
画中两人一人拿禾，一人持展，形似跳跃，画面简单却易懂。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欢乐可以感染到观看它的每一个人。
“极具亲和感”是明代青花瓷器人物纹饰最明显的特征。
绘制青花瓷器纹饰的画工还会将自己生活的画面绘于瓷上。
撒网捕鱼的渔夫、满载而归的农妇、嬉戏玩耍的孩童、等待渡江的百姓等等富有着生活情趣的画面，都曾在青花瓷上熠熠生辉。
因为贴近民俗，简单易懂的画面更容易受到大众的接纳和喜爱。
所以就连表达“高官厚禄”的人物纹饰，也必须以无距离感的形象呈现在瓷上，才有可能获得大众的青睐。
明代万历青花“高官厚禄”瓷片中，达官显贵身着官服，身下骑着一头鹿，乌纱帽两旁的细长翅向上翘起。
而骑鹿的官老爷则双眼微闭，悠然自得，憨态可掬。
从这种对于闲适意境的描绘和人物的塑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写意人物画精神的延续。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
这是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其作品《历代名画记》中提出的。
在他看来，绘画不仅仅有怡情养性、表达情感的作用；
更具有道德教育的意义，可以引导人的行为和规范。
中华民族传统的历史故事，也是明代青花瓷人物纹饰题材的来源之一。
这些历史故事有的源自戏曲，有的源自神话，甚至有些瓷器上还出现了有关西洋人物故事的纹饰。
这些人物纹饰在青花瓷器上通过寓意的手法，对人的思想进行启迪。
《西厢记人物》瓷片，记录了崔莺莺和张生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敢于追求真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
这表达了人们在封建制度下对自由婚恋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生存环境紧缩的讽刺。
还有绘制《花木兰从军图》瓷片让人们知道，女性也可以身披铠甲奔赴战场英勇杀敌，鼓励众人要勇敢突破枷锁，超越自我。
在明朝青花瓷的人物纹饰中，不管是一整段的故事情节，还是单个的人物形象，都传递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或是期许。
“寄情于物”使这些青花纹饰搭建起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开辟了一条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道路。
与西方相连，艺术的交汇
王安石在《相鹤经》中说鹤“乃洁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污”，称赞其有高洁的品性。
非但这样，在中国神话故事里，鹤是仙人外出游历的常见坐骑。
因此绘制在瓷器上的《乘鹤图》，常有着一副升腾之貌。
这无不表现出对游历四海的愿想和对方外之域的理想追求。
只是从现实来看，受郑和下西洋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瓷器的确“驾鹤”游历到方外之域。
而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早在明代中期，就开始被西方国家进口。
瓷器甚至一度成为中国的象征。
“China”一词除了意指“中国”外，还有瓷器之意。
购买需求的增大和对象的改变，影响着瓷器工艺的变化。
景德镇的工匠们开始用海外工艺品的装饰图样或者外国文字对瓷器进行装饰。
有的人还可以根据外国商人提供的纹样设计图进行定制。
明代万历年间的青花“耶稣受难纹”盘就是一个例子。
它是景德镇陶瓷工匠根据外国商人提供的圣经故事图纸，专门制作的青花瓷盘。
显然，外来文化的汇入，又赋予了青花瓷器新的生命力量。
陶瓷艺术发展到清朝，圣经故事成了对外销售的瓷器纹样绘制中最喜欢用的纹饰。
不少绘制伊斯兰装饰元素的瓷器也在其中脱颖而出。
这些充满异域风情的青花瓷器，以中国本土的艺术样式为承载体，吸收了外域文化的基因。
从而消除了两种不同文化间的陌生感，擦出了新的火花。
结语
明朝青花瓷艺术的绚烂，离不开中国传统写意人物画的滋养。
除此之外，明朝的青花瓷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鼎盛，也离不开和市民文化的结合。
就像“水”不仅能载舟，也可以成为文化生长所需要的养料一样。
明朝时期的青花纹饰不仅具有观赏性，还做到了让社会中下层大众也能接触、理解和学习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这件事。
其真正实现了艺术无边界，完善了民族的性格，
只有扎根于民族文化，寄托了民族智慧的艺术，才能被赋予无与伦比的价值，代代相传。
参考文献
《明实录》
《博物志》
《古兰经》
《江西大志》
《历代名画记》
《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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