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德教育 | 吏治：官德的外在保障机制

“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晚清重臣左宗棠曾这样指出吏治的重要性。从古至今，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吏治”是天子驾驭群臣、安抚皇家“江山社稷”，以维护皇权统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后世史学家评判历代“明君”和“贤臣”治理效果的重要方面。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一直是历朝历代君民所共同关注的问题。良好的吏治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官员的腐败和犯罪则可以说是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阻碍。

古代吏治建设中的廉政措施

《礼记》有云：“官者，管也。”为官者具有管理百姓，治理社会的职能，吏治即地方官吏的作风和治绩。国家的治理关键在于吏治，吏治腐败则有亡国的危险。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为吏之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行政法文献，可从中了解到秦朝统治者对官吏德行的重视。在这部文献中，秦朝对官吏的首要要求是：“凡为吏之道，必精絜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毋私，微密韱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严刚毋暴，廉而毋刖，毋复期胜，毋以忿怒夬。”简文中提出“吏有五善”中的“清廉无谤”和“吏有五失”中的“居官善取”都是对为政清廉的倡导。

汉朝统治者同样很重视官吏的廉洁，汉高祖即位之初便下诏：“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以重论之。”汉景帝三次下诏痛斥吏治腐败，要求对官吏“货贿”行为予以惩治，光武帝则明确把选廉作为任用官员的标准，帝王的倡导与制度的约束使得两汉廉吏层出不穷。

唐朝贞观年间将先秦以来的吏治制度与儒家的德治哲学结合且付诸实践，使律令制度成为贞观吏治极具特色的内容。唐太宗很重视地方官吏的任用和考核，曾亲自掌握刺史官的选择和任命，并把各州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若有恶迹，即予惩办。这一时期陆续颁布了《贞观律》《唐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旨在预防官吏犯罪、考课官吏政绩的吏治制度。

古代吏治建设中的许多廉政、肃贪措施与法律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预防官吏职务犯罪的作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发展。

吏治状况对社会的影响

吏治状况直接影着治世兴亡，只有保障吏治的清明才能延续治世。

腐败的吏治会导致追求个人特权、任人唯亲、权钱交易等问题的产生，以致于贪赃枉法，坑害百姓，最终害人害己。历史上官吏腐败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不胜枚举。

郭开是战国时期赵王迁的宠臣。公元前229年，秦将王翦率兵攻赵，赵王派李牧、司马尚率兵迎战。李牧是当时赵国继廉颇之后的名将。数年间，他率兵北破燕军、南拒韩魏，且几败秦军，王翦畏之如虎。见李牧领兵迎战，秦国深感强攻无望，于是便用重金贿赂郭开，让其设法说服赵王迁召回李牧。贪婪成性的郭开收受贿赂后，诬陷李牧、司马尚等谋反，赵王迁不察真相，盲目决策，派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并将李牧杀害。战国末年，后胜任齐王建的宰相，秦知道后胜贪财，便派人送重金给他。后胜的宾客、仆从也经常收受秦国的金钱。于是他们共同力劝齐王不要出兵援助其他诸侯国，致使秦得以将其他诸侯国各个击破。

此外，吏治对于社会道德也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是为官者的人生理念，他们的处事方式同时也影响着社会，即“官德”引领着“民德”。

春秋时期，百里奚在秦主政期间，事事处处为百姓着想。《资治通鉴》记载：“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意思就是说，百里奚作为国家首辅大臣，下乡劳素不坐车，夏酷暑不打伞，和百姓一起晒太阳。在国中视家工作，不带随从，不搞前呼后拥，不用武土手持干戈进行护卫。百里奚以自己身体力行的清廉勤政的行动，嬴得了秦国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大臣们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和看齐。百姓和他心心相连，臣民一体，国势日渐强盈。

如何澄清吏治

中国古代先贤对吏治问题有诸多的思考和探索。比如隋文帝以“志行修谨，清平千济”举才，惩贪奖良，建立官吏的考核制度以澄清吏治。他痛恨贪污行为，经常派人侦伺百官行动，还曾秘密派人给官吏行贿，以考验该官是否有受贿行为，只要发现受贿，立即处死；对清廉的官吏，则加以奖掖。在现代社会，维持吏治的清明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挖掘古人智慧的基础上，还要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

第一，提升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自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皆主要以儒家思想来治国理政。

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历代选拔官吏皆以德为先，如汉代察举选官制度中的孝廉、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科目都以德行为主要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因而，为官者应在修身齐家的基础上来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对政治思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为培养官员品德，历代有大量的官箴、官规，对任官者加以警示和督促，如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南宋朱熹的《训政》等。官箴，既是劝进之语，亦是彰范之书，将官场上应守的道理和规矩明白告知天下官员，提醒他们“忠君”“友僚”“爱民”“洁己”，保持为官的道德良心。无论是通过系统内的培训，还是自身的积极进取，为官者都应虚心地汲取古圣先贤的为官做人智慧，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做到修身节欲、严以律己、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才能为清明的吏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建立完善的考察以及监察制度。

以法律制约权力，是法家吏治思想的核心。在通过严格与规范的选拔制度将优秀人才录入权力机构的基础上，对于官吏任职情况的考课，各个时期也都有严明的法制。秦汉有“上计”制、部门考课制，魏晋南北朝有“五条诏书”课郡吏制度、中正考课制度，唐代有“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宋明清以后，考课制度日益完善，考课的方式、权限、程序、时间、内容以及奖惩等都规定得十分明确。同时，应广泛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及时发现、处罚官吏的违法行为，督促官吏尽职守法。秦朝就建立了颇具特色的有了善法、善吏，再加上严格的司法执法限定程序，才会使得许多从政官员不敢徇私枉法，不敢侵占、贪欲人民的财产。

此外，还应重视民主参与机制的重要作用，政府不仅要将相关的信息公开、公示，还要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落实广大群众对干部的选拔任用以及相关事务的办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舟因水而生,官亦因民而出。

官官相护、公款浪费、贪污腐败等层出不穷的官场乱象扰乱了清明的吏治，玷污了廉明的官德。

吏治是官德的外在保障机制，良好的官德亦有助于吏治的建立。“依法治国、以人为本”“整伤吏治、反腐倡廉”“明主治吏不治民”等中国古代的吏治思想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利用中国古代吏治中的积极思想，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探索和完善的课题。

作者：王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来源：文化大观